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未来的中国确实需要《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这样一部总结曾在全球政治中起过主导作用的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未来安全战略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已使其政治和经济在相当规模上卷入了世界，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美国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思路
经营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经营和治理已为工业革命改变并由市场联为一体的世界，是需要区别于中国昔日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全球化时代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恰恰又是中国人比较欠缺而西方人比较擅长的。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性的大国，但那时中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只是区域性的。真正将民族的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是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将欧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将相互封闭的区域民族经济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此相应，英国人也就当仁不让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导者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相应的世界经营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这种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异化为直接军事占领、掠夺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的帝国主义模式。它以黑格尔称之为“恶动力”即残酷和赤裸裸掠夺的方式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种模式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最终为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没，但它毕竟为人类开辟了相互联系为一体的历史。关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国之后的是美国-苏联模式。美国人曾与苏联人联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危机，启动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并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国。此后世界开始进入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这与19世纪初英国和沙皇俄国联袂击败拿破仑帝国后共同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们确实不能割断苏联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的联系，它曾通过制约资本世界的片面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美苏两种模式通过相互制衡而相互补充——苏联方面强调以公平带动效率，美国方面则强调以效率带动公平——并成为战后世界治理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国独霸天下。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国化”的婉转表述;与此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美国模式因失去制衡而显其片面性，并因此更加脆弱。
美国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9·11事件”后，人类再次开始“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们将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希腊文明”移向“中华文明”，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而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这仅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又进一步增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
经营和治理乃至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善于学习
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为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改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发展曾对阻止亚洲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
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以致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学问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肩负着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使命。
但是，经营和治理乃至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善于学习。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仅仅要向我们的朋友学习，还要向我们的对手，特别是曾经打败过我们和被我们打败过的对手学习。
总结英国、美国、苏联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下番“资治通鉴”功夫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直接的老师。在这方面，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对其加以总结，为此，我们还真需要为未来的中国准备一部总结这些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的“资治通鉴”。
中卷从俄罗斯一直写到印度和印度洋，约百万字。内容分三个方面：(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力量的极限与底线。在篇幅分配上，这部分是全书的重心。(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提出国家崛起的非线性规律，认为世界性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笔者还就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提出预警，认为：这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为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结这些经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知己知彼，是中国将来能够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条件。我在本书的上卷及其他著作中曾提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
参与大国博弈仅凭勇气是不行的，它需要知识，更需要经验，尤其需要血写的经验。经验与财富及一般的知识不同：财富可以继承，一般的知识可通过强化训练快速掌握，而经验既不能直接继承又极难强化掌握。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知识增长的悖论：人在继承上代留下的财富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富。这就是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他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尤其要在“惊涛骇浪”的实践中经受锻炼并由此积累治国经验。国家决策失误的负反馈在危机中来得最快，这样经验也积累得最快;而承平时期，决策失误的负反馈来得非常慢，可能只有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很少有人愿意为遥远的未来危机而牺牲眼前的利益，这样就在国家肌体中植入了衰败的内因。具有丰富治国和外交经验的俾斯麦对这种知识增长的“悖论”也深感无奈。他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当时的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我们今天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中国更有意义。因此，我将这句话放到全书的开篇。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书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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