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偏颇”不是框
偶然在群里看到一篇转发的文章：《钱某某：我不愿意公开批评孔庆东，但他的很多看法我不同意》。
打开一看，钱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愿意公开批评他(指孔庆东～引者注)，因为我们毕竟是师生关系。他毕业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他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在我看来都是非理性的。(他的观点所产生的)争议，从侧面反映了当下一个时代的问题，就是(观点)越剧烈越偏颇，反而越受欢迎。这样就出现完全两极的评价，极其讨厌和极其崇拜。因为这样，我就不大愿意公开评价他，但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很多看法我不同意。”】
我认为，孔庆东的“很多看法”或可商榷。但是，钱先生以“偏颇”的名义来批评孔庆东，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偏颇”这个文绉绉的词，语出《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意思是说：执政者应当遵守先王的法令，不要偏私、倾斜。孔传：“偏，不正;陂，不平。”另外，“颇”有“偏”，“不正”以及“非常”的意思，故“陂”亦可作“颇”。“偏颇”一词，其意为：“偏向一方，有失公允;不公平，不公正。”
从以上含义可见，“偏颇”其实是一个具有空间和时间条件的概念。所谓“空间”条件是指，判定偏颇与否必须有一个既定的“无偏”标准作为参照系;所谓“时间”条件是指，判定偏颇与否的“无偏”标准必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换言之，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偏颇”。所谓“偏不偏”总要有参照物。问题是，站在别人的时空(立场)看，你之所谓“偏颇”或者才是“无偏”;站在不同的时空(历史)看，今天的所谓“无偏”或者才是“偏颇”。
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偏不倚”的“公允”。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当看见饱学的绅士们做“不偏不倚”的“公允”状时，我就忍不住要冷笑。
“偏颇”不是框，别什么都往里面装。
（二）“平正之状”何以“可掬”
有意思的是，钱先生最崇敬的鲁迅就十分鄙视这类“费厄泼赖先生”(注1)。90多年之前，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专门为“不偏不倚”画了一幅著名的漫画：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我特别赞赏这样的描述：“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尤其是“平正之状可掬”一句，简直是入木三分。所以鲁迅说，费厄泼赖先生“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才会那么地栩栩如生。
接下来，鲁迅的刻画就更传神了：
【“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瞧瞧满大街跟在娘儿们脚后的吉娃娃，我忍不住想呵哈哈大笑。
我之所以要为孔庆东说抱不平，还有一个理由：我本人就常常被别人扣上“偏激”的大帽子。比如几年前，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赵磊”出面声明，要与我划清界限：“此人不是我，此人的文章我从来不看，因为其观点太过于偏激～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混淆～[尴尬]”(注2)。“偏激”一词，指思想、主张、言论，行为等甚为过火，有失中允，而不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由此可见，“偏激”或是一个比“偏颇”更为严厉的罪名罢。
看见鲁迅被前人和今人扣上“偏颇”“偏执”“偏激”的各色大帽子，我才真正理解了“平正之状可掬”的深刻含义。
正因为动则指责别人“偏激”，所以鲁迅才会以“别人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允的嘴脸”，来回敬那些“平正之状可掬”的先生们。
（三）“拒绝被收编”与“须听将令”
说到鲁迅，窃以为，钱先生所说的鲁迅“拒绝被收编”，也是值得商榷的。钱先生说：
“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拒绝被收编，他第一不被体制收编;第二不被某种思想收编”。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被任何体制、任何思想收编的人压根儿就不存在。“存在决定意识”。你不被这种体制、这种思想收编，就会被那种体制、那种思想收编。关键在于，你拒绝什么体制和思想。
所谓“拒绝”，不过是拒绝你所反对的体制和思想罢了。
所谓“不被”，不过是你被收编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其实，鲁迅本人就公开承认自己不会“拒绝被收编”。他在小说《药》的结尾处，写到夏奶奶给夏瑜上坟的时候，忽然在坟顶上发现了一个花圈。在寂寞荒凉的荒野，灿烂的花圈发出异彩，暗示有无数革命者从夏瑜的牺牲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由此表明革命精神是不朽的，革命仍然是有前途的。
鲁迅为什么要在夏瑜的坟上加上象征革命前途的花环?因为鲁迅必须听“将令”。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这样说到：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请看：“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不就是被革命的“体制”和革命的“思想”收编了么?
（四）结 语
拒绝被体制收编，也就是拒绝与主流一致。若按“政治正确性”的标准来衡量，“拒绝被体制收编”其实就是“偏颇”，甚至是“偏激”。
面对“鲁迅文章是否应从课本中拿掉”的争论，钱先生说：
【“说穿了非常简单，现在谁都“怕”，谁都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对待现实。因为现在官方不怎么谈鲁迅了，但也不能不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
毋庸讳言，当今社会之所以拒绝鲁迅的台面上的理由，就是鲁迅的思想被主流视为太过于“偏激”。对此，钱先生自己也承认：
【“其实很多人反对鲁迅，很大原因是觉得鲁迅太偏激了。鲁迅那种尖锐的思想，(官方)怎么受的了呀!”】
细想一下，按照“平正之状可鞠“的标准来衡量，被毛泽东评价非常高的鲁迅不被视为“偏激”，那才真是匪夷所思。
问题是，“偏激”一词什么也说明不了，“偏不偏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按资产阶级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就很“偏激”;按资本主义的标准，共产主义就很“偏激”;按庸俗经济学的标准，《资本论》就很“偏激”;按“平正之状可鞠”的标准，鲁迅就很“偏激”;按国民反动派的标准，方志敏就很“偏激”。
关键在于，这所谓的“偏激”究竟是对什么“偏激”?否定反动腐朽的事物和思想，能“骑墙”么?能“首鼠两端”么?能不“偏激”么?
所以，用“偏激”的名义来批评某个观点(比如孔庆东)，甚至来否定某个人(比如鲁迅)，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当然，钱先生的某些看法，我是十分赞同的。比如：
【“我退休之后，也有人聘请我做什么院长啊，年薪多少多少啊，我一概拒绝。诱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各种机会。……便宜占多了，你想做的事情就做不了了。”】
或许，钱先生的看法在庸人们看来未免有些“迂腐”“偏颇”，甚至“偏激”。但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学者应当追求的起码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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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费厄泼赖”，英文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三要三不要。三要：要“公允平和”，要“不偏不倚”，要“不zuo不you”;三不要：不要“太鲜明”，不要“太较真”，不要“太激烈”。
注2：为此，我发文表态以示响应，参见：《敬告：此赵磊非彼赵磊》，载《乌有之乡》2015年12月25日。
(2019年7月29日)
【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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