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新中国的七十年，深刻改变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命运，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面貌。新中国七十年，我们每个人的家史、国史和世界史是相通的。中国的发展，既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也构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本文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9讲的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
《七十年，我们的家国世界》这个题目，是今年10月1日我观看国庆大阅兵时有感而发想出来的。这是一个宏大命题，作为80后的青年学者，我想从自己的经历讲起。
为什么叫“家国世界”，因为新中国的七十年，深刻改变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命运，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面貌。这种影响还将继续下去，下一个三十年，我们要为人民更加幸福、为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奋斗。
一、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七十年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感受到了七十年的沧桑巨变。举几个例子。
第一，土地改革。我爷爷辈是农民，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真正改变这一代人命运的就是土地改革。跨国研究证明，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在消除贫困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比没有经过土改的国家成效更好，因为土地改革从源头解决了劳动者公平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
第二，兴修水利。我家在淮河河畔，是华东平原水网交错的地区。小时候经常听大人回忆当年“挖河”的经历，所以我从小误认为江河都是人工挖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依托农村集体组织，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工程，二十多年修了八万多座水库，这是留给后人的丰厚遗产。我的不少长辈向我描述过当时人拉肩扛、万众一心的情景。
安徽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最高时有80万人一起上工。我们利用制度和组织优势，在没有充分技术和资本积累的条件下，实现了农业生产条件的大变革。农业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海晏河清”，中国共产党真正让五千年的中国实现了“海晏河清”。
第三，普及教育和恢复高考。我父亲是恢复高考之后上的大学，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为亿万人实现梦想开辟了道路。
同时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从1965年到1978年，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规模大踏步地扩张，高中生数量从1965年的131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1484万人，十多年增长了十多倍。
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最重要的手段。1962年，农村学生只占高中生的不到10%，但1976年农村学生占高中生的60%以上。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普及了基础教育，而且大幅改善了教育公平，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少数人读书识字的局面，让人人追求幸福成为可能，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基础。
表. 1965-1976年间教育普及情况
图. 1962-1976年间初中生构成(左图)和高中生构成(右图)
第四，农村合作医疗。我有幸参加了有关政策的研究。6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和2003年之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民看病没有保障的历史。1997年我爷爷生病，农民看病还没有保险。后来我奶奶生病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了。这也是中国的创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正规就业占主要比例的国家才有条件实行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当时，我们国家一半是农民、还有几亿的个体户和两亿多的流动人口，按照国际经验，这样的结构很难举办正规的医疗保险。但是，中国共产党总是创造历史奇迹，用几年的时间就在农村普及了医疗保险。
第五，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大地上。我爷爷这一代人最远也没有出过我们省。我父母工作时，有条件出门了，但条件仍很艰苦。我刚刚上大学时候还有在火车座位下过夜的经历。而今天，复兴号奔驰在祖国的广袤大地，让普通中国人出行都有了尊严。中国高铁的里程占全世界的70%以上，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
对今天中国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如果没有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70年的建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
二、百年世界历史大逻辑和中国
理解七十年中国，首先要理解七十年来的世界。
这七十年，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我调整恢复活力到积累矛盾爆发危机的七十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从高潮到低谷再到复苏的七十年。
图. 世界历史背景：资本主义长周期
资本主义有自身无法逃脱的周期率，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跳出这样的周期率。今天，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占主体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面对同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和合作，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周期率。
资本主义周期率类似于自然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四季变化不是由地球转动导致的，而是由资本运动导致的。每个周期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好比春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资本运动的起点。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如英国工业革命)让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大量资本进入市场，投资不断扩张。
第二阶段好比从夏入秋。投资扩张到一定阶段，平均利润率必然会下降。这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的核心结论。随着资本长期积累，工人的剩余价值和需求规模是相对有限的，赶不上资本和产能扩张的速度，导致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伴随着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出现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从繁荣的夏天进入萧瑟的秋天。
第三阶段，秋天的自我拯救。面对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不会坐以待毙，会想各种办法去缓解危机。主要是：第一，资本和市场向海外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推行资本主义。第二，资本向金融领域扩张，解决实体经济满足不了资本盈利的难题。第三，通过发行货币、财政刺激、借债等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第四，暂时缓和劳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出现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占有了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劳动者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所以供给和需求产生了不平衡。一定程度缓和劳资矛盾，可以缓解危机，延长资本主义周期。
第四阶段，全面危机的严冬。拯救危机的几种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海外扩张是有边界的，而且导致了全球失衡，这是更大的危机。向金融领域扩张，会产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财政、货币和债务刺激经济都只是延缓危机，并造成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任何措施都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一旦边界突破了、饱和了、再也容纳不了新的资本了，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和战争。
列宁说过：“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经济危机和战争起到破坏产能、破坏垄断资本的作用，有产者在战争的时候受到损失最大，资产份额会大幅度下降。另外，在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时候，政府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缓和并调解社会的矛盾、进行再分配。
此时，又会产生新的一轮社会革命，又会开始一个新的周期。
自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至今，资本主义还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次这样大的周期。这三次周期又都和中国发生了共振。
我们画了一张图，展示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对比。
资本主义第一个繁荣周期出现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时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第三个高峰康乾盛世迅速滑向衰落的时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七年后1796年乾隆皇帝退位。1821年即道光元年，中国的GDP还占世界三分之一。四年之后的1825年，英国就发生了典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经济危机。19世纪初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长期周期的“春天”，但很快带来尖锐的社会矛盾，为了缓解生产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但对外扩张并没有缓解资本主义矛盾，欧洲工人运动不断兴起，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资本主义采取了自我调整措施。1883年德国在历史上首创了社会保险制度。同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向世界各地扩张。1861年，即中国的咸丰11年，同年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美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周期。189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离中国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康乾盛世还不到一百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陷入了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深渊。也是在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从此保持这一地位直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五年了。1894年的两件事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抚今追昔，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资本主义繁荣的第二个周期，到1929年的“大萧条”宣告结束。“大萧条”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为了缓解危机，同样采取了对外扩张的办法，于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既是出于军国主义本性，也是出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
在全球资本主义强国的挤压下，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国家”，经济发展有强烈的依附性和殖民地特征。所以，国民党所谓的“十年建设”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全球危机冲击下，1935年，上海一千多家企业倒闭，50万人失业。这证明中国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第三个繁荣周期发生在二战之后。1945年雅尔塔体系形成，1947年“铁幕演说”标志美苏冷战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竞争的压力下，西方进行了自我调整。开始了一轮新的繁荣周期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才宣告结束。
由于新中国七十年基本同这一轮资本主义繁荣周期的时间重叠，而今天的百年未有大变局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繁荣周期的结束。
所以，我们仔细讲讲这一轮繁荣周期和中国的关系。
这一繁荣周期的上升阶段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可以称之为“凯恩斯妥协”。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主要是扩大政府职能，限制资本特权，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同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掀起了独立的浪潮，新独立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采取带有较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策，强调摆脱对西方的约束，独立自主地发展。这些措施，使得这一时期是西方国家内部发展得比较繁荣和公平的时期，也是全球公平有所改善的时期。
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20世纪50到70年代是唯一地区差距缩小的时期。当时欧洲也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和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很不一样了：资本受到很大约束，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地位比较平等，社会矛盾也缓和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用呢?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必要呢?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缓和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起就发生了逆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时代”，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改变了全球社会主义的版图。新中国从一成立，就以崭新的姿态和世界发生着联系。五十年代“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六十年代面对美苏两个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把目光投向“两个中间地带”，即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1963年中国开始向非洲派医疗队，1964年中国和第一个西方大国法国建交，1964年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1964年到1980年进行了三线建设，1968年还清全部外债，1970年实现了石油自给，发射人造卫星，1980年“运十”大飞机上天。
在这段“雪压冬云白絮飞”困难时期，中华民族焕发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民族精神，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和大寨、红旗渠的英雄集体。十年卧薪尝胆没有白白付出，十年艰苦奋斗换来了丰硕成果。因为有了这些基础，1972年尼克松主动来中国访问，20世纪70年代我们同西方国家掀起了建交的高潮。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国逐步开放的同时，西方却开始走下坡路。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这轮周期的下行阶段。随着资本积累，1973年开始，西方开始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迹象。
表. 世界各地区人均GDP及差距(1990年国际元)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二战之后形成的“凯恩斯妥协”结束了。
50到70年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和黄金时代，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之上的。首先，二战把西方的财富和阶级分化清零了，削弱了垄断资本的力量。第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造成了制度竞争的压力。实际上，劳动保障和免费医疗等制度最初最苏联发起的。
苏联解体之后、外部压力消失，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很快被削弱，走向商业化和私有化。
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是来自苏联的外部竞争消失，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内部资本积累导致了利润率又一次下降，经济危机已经迫近。从二战之后30年的繁荣周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资本过剩、经济的增速下降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本的力量开始上升。
1979年英国撒切尔上台、1981年美国里根上台，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代言人。今天我国还有人把他们作为改革的榜样，这是南辕北辙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世界银行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强调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特别是对金融领域的管制，鼓励更多的资本到国际上去投资，鼓励私有化，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实质是鼓励金融投机。新自由主义没有拯救西方经济，也给苏联和拉美等国家带来了深重危机。
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西方，此时恰逢西方在推广华盛顿共识，主张极端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小政府。幸运的是，虽然中国许多人一度受到他们的影响，至今也还有些人迷信新自由主义，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来做。至少从90年代初开始，就开始加强宏观调控、扩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职能、进行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战略，重建社会保障体制等。这些都是通过政府的力量修正市场失灵。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西方自二战后开启的繁荣周期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这是“四个自信”“中国模式”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西方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为80年代就出现危机萌芽的西方资本主义又延续了二十多年繁荣，但是经济增速下降、金融泡沫、实体经济空心化、两极分化等问题已经慢慢积累，导致了2008年的大爆发。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收入分配格局几乎没有改变，但70年代之后基尼系数迅速上升，在利益集团、治理碎片化、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足以迅速应对危机。虽然特朗普提“美国优先”，但客观上资本主义二战以来的增长周期已经结束了，除非发生新的社会革命，美国不可能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中美贸易战，表面是贸易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实质是道路和制度之争。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考验，是一场磨炼，但更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凤凰涅槃所必须面对、必须打赢的伟大斗争。
三、中国道路七十年
面对七十年来的世界，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呢?
从1840年到1949年，多少仁人志士风雨兼程，但始终未能拯救中华民族。这是因为，旧中国面对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斥的世界，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集中资源启动工业化，实现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才有可能改变依附性、边缘化的命运。而旧中国并没有找到这条道路。
1933年《东方早报》作过一个调查：让所有的读者说你对未来的中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梦?
郑振铎写道：“未来的中国，我以为，将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因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
杨杏佛写道：“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建设一个儿童的乐园。在一个有山水田林的环境里，有工厂农田实验室图书馆游戏场与运动等的设施，使儿童由四五岁至二十岁(由幼稚园至高中的年龄)都在乐园里受教育与工作的训练，养成科学的人生观，为未来科学大同世界的主人翁。”
作家郁达夫回答“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这是1933年在中国最为黑暗和沉沦的时候，中国人从内心发出的呐喊。从1840年开始，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希望实现工业化、实现中国的独立，但为什么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才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呢?
那就源于中国当时要启动现代化面临着三个约束。
第一个约束是“小农经济”的约束。中国的人均占有粮食在清朝只有350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更不用说肉蛋奶，大部分粮食都要被吃掉，很难实现工业积累。
表. 小农经济的约束
第二个约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约束。中国当时是一个弱者、是一个边缘化的国家，发达国家廉价工业化的输入和资本的输入很容易导致小手工业和农户的破产。
第三个约束是国家能力的约束。秦始皇开创的制度就是郡县制，但是是“皇权不下县”，这套制度一直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的党部最基层也只是到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这是一个非常弱的政府架构，当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总额只有7%，国民党主要阶级基础是垄断资本，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去进行土地改革，也没有力量唤起大多数民众，集中资源实现工业化。
新中国面对这样的约束，发挥党和人民共同理想信念、超强组织能力的优势，实行了一整套不同于旧中国、也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如计划经济、农村集体化、统购统销、重工业优先发展、生活资料配给制等。虽然从现在来看，这个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完美，但是组合起来看，当时只有用这样一套制度才能够启动工业化。
比如说，当时既要实现国家安全，又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那就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单纯从经济逻辑上说，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应该先搞轻工业和来料加工，慢慢积累再搞产业升级，但是在当时西方国家架两门大炮就可以俘虏我们的时代，中国连基本的生存都解决不了，轻工业和农业也没有办法获得原料、能源的支持，怎么可能搞轻工业优先呢?而重工业需要大量初始投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国家，怎样积累资源呢?
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是通过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来积累工业化的资源，最后的问题都是导致了农村的土地兼并、大量农民的破产，社会缺乏购买力，也没有稳定的秩序。中国共产党选择的道路，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实施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在工业部门用计划经济集中资源到关键性、基础性部门，同时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集中资源进行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
虽然这套制度的每一个环节单独拿出来说都有问题，比如说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确实是对农民有剥夺，确实消灭了市场机制，但是当时除了这个办法还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吗?答案是没有。
只有这些制度的组合，才能够回答之前的问题：怎么样在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在一个已经被资本主义充斥的世界上，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
我们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苛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甚至认为他们不懂市场经济、不懂经济规律。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能够不依靠对外掠夺和外部援助实现原始积累、启动工业化，就是依靠这样一套制度，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质是：对内，依靠党的组织和人力资源优势，弥补资金和技术的不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和维护全球公平正义，打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约束。
当时外交部的领导概括国际战略叫“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两霸，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开始到中东和欧洲，“一大片”就是所谓的中间地带。从1956年到1979年约有40个非洲国家得到中国经济援助，其中撒哈拉以南国家所得援助累计24.45亿美元。中国还向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
坦赞铁路
改革开放前30年是快速发展的30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决定性基础，没有这30年的积累，就没有改革开放。不管是基础设施、工业品的产量，还是农产品的产量、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水利建设的水平，都不简单是数量的提升，而是数量级的提升。
从人口的死亡率来看，即使是在1960年，中国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时候也低于建国前、低于当时低收入国家水平。三年困难过去之后，死亡率迅速降低到和当时高收入国家相接近的水平。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世界上也呈现大幅度跃升，从50年代的时候比非洲还低，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接近了北欧的水平，这背后的原因是基本医疗的普及。
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绝对不是出于简单的模仿苏联或者“拍脑袋”，而是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孙中山先生也设想过，将来中国不能够走西方先扩大社会分化再进行社会革命的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说“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
总之，新中国的头30年，是经济快速增长、实现经济起飞的时代;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实现工业革命的时代;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的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普及医疗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跃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道路的时代。
这三十年，面对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赢得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罕见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启动了现代化、工业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开辟了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团结、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迷失走向自信、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三十年，为改革开放留下了产业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和平红利，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和团结的社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这是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了世界，通过加入全球化，极大地发展了自己，走完了资本主义两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同时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大大延缓了这一轮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如果没有中国这样一批国家加入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提供巨大的市场、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原料的来源，那么可能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在80年代就要出现。
这个阶段，我们没有把一切交给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而是既发挥了市场的积极性，又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来节制市场和约束资本。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前积累势能的释放，中国比较好的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后来，随着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的加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我们又及时的实行了重建社会保障制度、“西部大开发”、支持农村的发展，以及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等政策。
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很多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市场经济，不要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的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那种纯粹的、处在真空中的教科书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总要和具体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有这样的周期：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交替加强，往往是政府的作用越强，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越丰富，对市场的干预和规范越有力，市场本身就越容易发挥作用。当然，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市场失灵。
可以用黑格尔讲的“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来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正”，政府干预市场是“反”，正的力量和反的力量合起来其实才是一个更有利的模式。
今天，我们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有的人不理解。其实，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这是前进，因为所有的前进都是螺旋上升，只有加强政府作用、治理市场失灵，才能更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有鸡生蛋才能有蛋生鸡，但是新的一代相比前面一代已经进化了。
以农业为例，邓小平同志1990年就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今天随着农民老龄化、农业需要产业升级，农村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和治理，“第二个飞跃”已经呼之欲出了。习总书记1990年在宁德当地委书记时候就说过：“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些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以山东烟台作为一个例子。烟台在全市推广由党支部领办农村合作社，至今已经覆盖了1500个村，是全国第一个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城市。算经济账，增强了集体实力，促进了共同富裕。算政治帐，党找到了群众，群众找到了党。算民生帐，农村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全面加强。算生态帐，合作社让山水林田湖焕然一新。如果在过去农村没有集体经济，那么村集体是没有办法给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有事也依靠不到集体，时间长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都疏远了。烟台的衣家村在没有任何前期投入的前提下，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修了一条五公里的上山路。修好路之后，山上种的有樱桃和苹果都可以浇上水了，即使不考虑集体经济的分红，农民的收入也至少可以增加20%以上。
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伟大的辩证法，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法宝之一。而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把我们自己的优势改掉。
四、中国道路新在哪里?
刚才我们回顾了二战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同频共振的关系。
第一个30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黄金时代，我们抓住机遇，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第二个30年，在资本主义遇到困难，需要全球化缓解危机的时候，我们适时对外开放，加入了全球化，不仅利用这个过程充分发展了自己，走完了西方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而且坚持了独立自主，坚持了自己的制度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这条新的道路，回答了四个人类历史上的难题：
第一，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中国能启动现代化吗?
李约瑟研究经济史和科技史，他说，清朝的时候，中国不比欧洲差，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来源于杰弗里·萨克斯提出来的贫困国家的“八大陷阱”，杰弗里·萨克斯就是当年苏联“休克疗法”的发明者。
哪些陷阱呢?贫困陷阱，即发展中国家越穷就越会穷下去，因为越穷就越要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来吃，就没有可能去集中资源来投资、来改变贫穷的命运。其他还包括文化障碍，创新障碍，政府失灵或者被利益集团所俘获等陷阱。
而中国通过社会革命超越贫困陷阱;通过组织超越政府失灵;通过建设新文化超越文化障碍;通过独立自主超越全球化陷阱;通过促进人的发展超越人口陷阱。所以，回答了李约瑟的问题，一句话就是靠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破解了其他穷国和旧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陷阱。
第二，回答了“毛泽东之问”：中国会被开除地球球籍吗?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口和资源，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优越性，如果再过五六十年还不能赶上美国，就要开除你的地球球籍。现在来看，毛主席可以放心了。
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没有超过美国，但是按预测，可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美国。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即货币实际的购买力来计算，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了。当然，这仅仅是总量，按人均收入中国还在世界排名60名左右。
第三，回答了“中等收入陷阱之问”：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再进一步发展的难度就会增大，大量国家出现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跌倒在现代化的门槛上。那么，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我们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什么宿命，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陷阱。所有陷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都是处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国家，这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所决定的。
在这种全球秩序下，首先，“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由外部强加的。这些国家往往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封建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完全打破。其次，“边缘国家”既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很难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不允许。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往往在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时就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导致社会的撕裂和对立。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回答了“马克思之问”：中国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吗?
1881年2月16日，俄国社会主义活动家查苏利奇女士致信马克思，询问俄国能否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经过长期思考，四易其稿，写了正式写的回信。他说：(五种社会形态依序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局限于欧洲各国。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从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阵痛，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的实践，回答了马克思当年关注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呢?这是不是同《资本论》里所说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充分暴露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相矛盾呢?
不是的。
理由如下：第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之后，落后国家已经不可能完全沿着西方道路走向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中国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能够实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第三，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影响了世界每一个角度，落后国家并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完整发展，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从而产生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自觉。第四，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落后国家不仅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现成的经济技术发展成果，同时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市场失灵、约束资本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中国寄于厚望。他们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当时为未来的中国取好了名字，叫中华共和国，我们又加了两个字，最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一个角度来总结，我们中国这套制度到底有哪些特点让我们自信呢?这种自信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非常强调辩证法和实践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所以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宿命论”，从来不相信穷国就一定穷下去、穷人一定穷下去，而是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世界。这样实践的理性和其他一些文化相比是有优越性的。
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在具体的政策上发生过多大的变化?这面的极端、那面的极端都实验过，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翻车”，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能够不断地随着时间的变化来调整政策，不断找到新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追求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个相对于一些被既有的教条所束缚的理念和国家来说，也是一大优势。
举一个例子，贵州省提出“五步工作法”，我补充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查督导-追责问责”，我们所有成功的决策都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然后设计出来政策，然后对干部进行培训，然后再督察督导、问责和追责。这就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可以做到这一条呢?因为我们是知行合一、议行合一的，党既要做理论工作，又要做实际工作。所有的执政者和执政团队都要学理论，所以我们随时能够随着变化来发现问题和调整我们的政策。
第二，在经济制度上，既充分利用市场和资本，又驾驭和约束市场和资本。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人类历史在当前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带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第三，在发展目标上，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在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就覆盖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正因为建立了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在经济还没有大发展的时候，人类自身的发展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王绍光老师做过相关研究，与全球的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人类发展指数比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要更领先。所以这就避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在国际关系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有序自主地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坚守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底线;达则兼济天下，则是努力维护全球公平正义，支援比中国更加落后的国家，通过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为自己争取发展的正当权益。这是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传统哲学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本身是发展中大国，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就是为自己争取公平的发展权益。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我们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把“群氓”变成了“群众”，我们党既是群众的领导同时也是群众的学生，也就是说党和人民有共同的目标。这就超越了西方国家常见的阶级对立和民粹主义。有的国家是政治的力量过度倾向于强势的集团，有的国家民主制度迁就民众一些不合理的需要、甚至是极端的需要，导致了制度的碎片化。而我们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同时能够解决这两个极端的问题。
所以，中国超越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超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超越苏联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延长产业链提供了市场。苏联之所以难以从重工业优先的结构中摆脱出来，是因为它缺乏一个广阔的外部市场和中下游市场。中国还从政治上解决了苏联的阶级固化和干部的腐败、党的腐败和自我革命的问题。
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中有过一次著名对话，黄炎培感慨：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曾经问毛泽东，能不能真正跳出周期率?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跳出了周期率。十九届四中全会要讨论建设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就是要回答这一个问题：跳出周期率之后，如何固定化、法制化，使之成为长治久安的制度，开辟我们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历史。
五、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最后，21世纪中国道路有没有世界意义?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新中国的第一个时代，即改革开放前，我们证明了我们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贫困和依附。第二个时代就是改革开放，我们证明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取得和资本主义同样的发展成就，而且比它还要快一点。第三个阶段，2012年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将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证明社会主义能更好地解决今天资本主义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简单的说，第一个时代，我们也行;第二个时代，你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第三个时代，你们做不到的我们还能做到。
为什么中国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从国内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凝聚新的增长动力。第二，从国际上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全球的再平衡。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不一定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很完整和规范的社会主义，这里可以泛指一切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凝聚经济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价值而生产，即为了资本的增殖而生产，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真实需要而生产。所以，反观今天社会上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金融化、产能过剩、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商业化，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过度追逐利润而损害了事物本身为社会需要的作用，包括现在的环境污染，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子是用来住的，医院是用来看病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些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够更好地解决。
下一阶段，要恢复经济发展动力，一定要超越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更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经济增长。
动力之一：占据世界经济技术制高点。加大对基础性科研的投入;整合创新资源，促进官产学研用的结合;再造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阶级。
动力之二：扩大基础性、战略性发展短板的投资。投资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饱和，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基础产业一般是指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外部性和外溢效应强的产业。例如，尖端科技、能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国土整治、人力资本积累、国防军工、宇宙开发、重大疾病治疗等方面，应当集中资源加强这些领域的公共性投资。
动力之三：以共同富裕促进消费升级。当前，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导致消费能力外流;中产阶级虽然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但是在收入分化的格局下，中产阶级处于经济上脆弱的状态，特别是大部分收入都被过高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所吸收;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要尚未满足，但他们收入增长慢，购买力有限。
动力之四：扩大公共产品提供。提高医疗、教育的公平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特别是不能用商业化、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不仅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会窒息经济增长的活力。
动力之五：更好地构建国企和民企协作的格局。美国19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后，出现了第一轮产业重组，形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当前产业集中度过低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基础性原因，我国煤炭行业是世界五大产煤国最低的，产量最大的4家企业占全国产量17.6%，而美国为67%、澳大利亚为57%、俄罗斯为96%、印度前两家为82%，其他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均低于美国。应当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打造战略性先导产业，构建国企和民企协作的格局。
从国际上来说，今天的世界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根源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中心-边缘”国家两极分化的格局。当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说过：“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利息、股息、投机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越来越大了”“帝国主义加强了民族压迫，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了…愈来愈强烈的反抗。”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明确说过：“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为什么今日的西方会陷入债务的陷阱和金融的泡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资源和市场，但是没有办法启动现代化?根源就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而中国的文化有兼济天下的传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有条件把当年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实现。
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士把眼光投向社会主义。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韦贝尔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都是相当危险的。
美国学者大卫·莱伯曼说，社会上1%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危机(失业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是危机的根源所在。
世界没有忘记马克思
2018年8月中旬，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0年来，肯定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人数，首次超过了肯定资本主义的人数。在美国18—29岁年轻人中，45%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2010年时为68%;51%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损失惨重的商业人士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论》开始热销。
德国马克思故居展览馆馆长比特里克斯则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是对的。”
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在头版破天荒地整版刊出马克思头像。该报认为,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正在破灭,而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证实。
毛泽东同志1962年说： 【“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可以期待，21世纪我们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也将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让我们和历史同行，和人民一起进步，共同参与伟大斗争，把一切艰难险阻踩在脚下，建设更新更美更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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