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他们从贫穷的农村，进入城市的贫民窟，出了龙潭入虎穴，从一种贫穷进入另一种贫穷。
对资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资本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对资本来说，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过程。
首先，产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
这一点几乎无需赘言。从农村出来的贫困人口，一无所有，如果想活下去，又不想男盗女娼，那只能出卖劳动力。每天的劳动时间，基本是24小时减去睡眠时间。尽管资方给的价格，刚够他们维持生活。
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厂里的工人工作12-16个小时(甚至更多)，工资仅仅够买掺杂了白垩的面包。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直接压低城市无产者的劳动报酬。如果农村人口不进入城市，那么城市劳工的待遇要高得多。在商品全球流通的时代，谁的高素质单位劳动力价格最低，谁的商品就最便宜，谁的商品就最畅销，谁的利润率就高，谁的工业积累速度就最快，谁就有资格吹嘘所谓的经济奇迹。
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马克思时代的697，英国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要慢得多，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殖民过程，都会慢得多。
在某种意义上讲，把本国农民从土地上彻底剥离出来，可以进一步压低本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向外倾销商品，为本国资本创造更多利润。
当然，资本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必然吹捧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宣传的只是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在工厂(工场)中被榨干的进城农村劳动力的血泪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
其次，城市地主阶级获得日益高昂的地租。
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的地主自然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地租。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地租水涨船高。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由于伦敦迅速城市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没有落脚之地，阁楼、地下室、贮藏室、临建，甚至猪圈都能租出去，而且租金不菲。
工人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房租，他们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而支付的金钱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给地主。
产业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中的大部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辗转流入城市地主的腰包。这部分甚至成为产业资本沉重的负担。
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辛苦半生，有一点积蓄，用这点积蓄做点小生意，比如，饭店、杂货铺、理发店之类，收入的大部分，也要支付地租。
如果没有限制，顺其自然，那么每个国家只会有几个大城市群。控制这几个大城市群的核心区的地主家族，控制核心经济舞台，地租高低他们说了算。他们拥有的财富，完全可以富可敌国。
再次，农村的大地主阶级迅速兼并土地。
农民都滚蛋了，留在地主贵族，半买半抢，就把农民的土地收过来了，然后雇佣农业工人、建立大农场。印度、拉美的大地主阶级住在大城市，甚至不住在本国国内。国内的农场交给管家管理，大地主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炒作一下农产品期货，偶尔回去视察一下，查查帐，敲打敲打管家，顺便看看农场生产、经验情况。
这种土地兼并所需要的价格可能低得令人发指。对进城农民来说，农业生产率越高，农民越穷，单位亩产越来越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从事农业盈利的门槛越来越高。在农村从事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所以他们才背井离乡。农村的土地和房产，对他们来说没有价值，但是廉价卖掉却可以多少获得一点钱。
买主只有一两个，卖家却有一群。能卖到什么价钱，可想而知。
随着农村土地不断兼并，小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法治不断退化为封建领主统治，农村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劣，小农户的土地和住宅日益没有继续生产的可能，价格只能不断下跌。
农村的大地主完全可以好整以暇，看看自己领土周边，或者被自己领土包围的小农户们，能坚持多久。
一般来说，中老年农户也许拒绝屈服，但是他们的后代大概率会选择移民城市。老人作古以后，没有人打理农田和住宅，很快就会被抛荒和濒于倒塌，日益不适宜耕种和居住，被廉价抛售只是时间问题。
又次，不论是产业资本家、城市地主，还是农村的大地主阶级，他们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都会给金融资本提供巨大的利润。
巨大的财富汇入金融业，谋求更大的利润，金融业则决定由谁获得这些财富的支持。
这些资本家和地主，都会把多余的利润存入商业银行，或者通过投资银行购买金融产品。金融业垄断货币的流动，决定为哪家资本提供贷款，成为资本之王。
还有，财政的救济也是由国家暴力支持的对与国家机器关系密切的资本集团来说利润丰厚的生意。
财政的救济，是羊毛出在猪身上，从社会金字塔的中下层征收，补贴社会最底层同时满足顶层的利润，其中城市地主和医疗集团以及高利贷金融行业获得利润的最大头。
最终，各种资本都将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下，建立财富帝国并各安其位。
可以说，城市化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加快资本的汇聚和集中，以及多数人的贫困。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创造贫困人口。城市化过程把边远农村、矿区和衰落城市的人口确定为贫困人口，这些被看不见的手强行剥夺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力，注定成为廉价劳动力，与先富无缘，只能任由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宰割。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通过宰割他们，聚敛惊人的财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先富，并在日后的交易中，确立并巩固其统治地位。
生产力的发展，本应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乏味的简单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却剥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原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和乏味脑力劳动者存在的价值，让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贫困之中。不能自给自足，又不能为资本创造平均利润的劳动者，没有生存的价值。
社会底层贫困人口的存在，有利于顶层获得利润，为军队提供廉价兵员，无需赘言。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外来人口聚集的贫民窟的存在有利于获得资产阶级政府获得足够的选票，获得虚伪的合法性。
大批贫困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必不可少的基础。
如何管理这些贫困人口，免得他们惹是生非，避免他们之中产生赤色分子，把社会底层凝聚起来，挑战现有社会制度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经过几百年的摸索，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
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沦陷，不仅是在经济方面的，也是在政治方面的。与之对应的是统治阶级地位的加强，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
农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由极少数富豪控制，当地人的富贵、贫贱甚至生死，都操纵在这些富豪或他们的管家手里。
封建领主制不仅在农村复活，而且在城市贫民聚居区复活。
教父的时代，教父从意大利移民美国，身无分文，成家以后失业，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
教父三人帮从盗窃、抢劫入行，杀了原先的地头蛇，控制了意大利移民区的橄榄油生意。获得暴力和财源后，教父一方面维持当地秩序，一方面用利润向上贿赂官员、建立保护伞、勾结议员政客，向下“反哺”意大利社区。
意大利社区，只要承认教父的权威，谁有了困难，都能来找教父求助，或是主持公道，无论是女儿被人殴打无处伸冤，还是寡妇要被房东撵出去，或者是面包师不想自己入赘的“战俘女婿”被遣返意大利，甚至是谋求职位。只要要求合情合理，教父就不会拒绝，并实现对方的愿望。
那些努力求学的孩子，由教父资助，用金钱为他们铺路，让他们一路向上，攻读法学，成为律师、公务人员或政客。那些不上进的孩子，如果不愿意自谋生路，可以加入教父的组织，成为未来的打手。
教父大把撒钱，获得好处的人自然感恩戴德。教父的投资不是没有回报的，接受教父恩惠的人，将在将来某一个时刻，按照教父的要求，完成一些教父需要他们完成的事情。
官员政客，一方面获得教父提供的贿赂改善生活，竞选资金赢得选举，一方面获得来自教父控制的社区的支持和选票。如果贫民的选票不能有效操纵在教父手中，那么贫民未必会获得选举权。
平民需要教父的庇护，需要他提供的社会秩序和资助，官员和政客需要金钱和选票，这些都由教父提供。
表面上看，由教父控制的意大利移民社区治安良好。没有教父的授权，谁在他控制社区随便行凶，谁就是挑战他在当地说一不二的权威，谁就会成为他的组织杀一儆百的对象。反过来，每一个当地居民，都必须接受教父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统治，否则轻者没有立足之地，重者人间蒸发。
教父就是意大利社区的“乡贤”，他的组织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在意大利移民社区的基层组织，是统治阶级和基层之间的纽带。
在经济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当地社区的管理，无法像教父控制的美国纽约的意大利社区这样井井有条。
一方面，由于本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中下层，向发达国家转移利润，接受损失，当地失业率极高，当地黑帮难以通过像教父那样垄断橄榄油等相对合法的生意获得足够的财源，必然涉足黄赌毒，无法脱离敲诈勒索，甚至偷盗抢劫。黑帮小头目们本身就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难以把暴力隐藏在幕后，完成强盗向绅士的转型。
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源源不断涌入贫民窟，永远不缺亡命徒，成为黑帮小头目的门槛极低。一个小头目，很容易就拉起自己的“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由于缺少相对可靠的支柱产业，财源有限，竞争者泛滥，成为社区控制者的门槛极高，小头目们很获得足够的财力和武力，一统江湖，垄断资源，镇压反对派。
在经济落后的拉丁美洲的贫民窟，很难形成美国意大利移民社区那样由一个教父管理，社会井井有条的模式，而是枪战不休，黄赌毒泛滥，杀人、抢劫、强奸如同家常便饭，黑吃黑横行，子弹横飞，街道变换大王旗。由于利润总量有限，十来个人，七八条枪，黑帮小头目们必须亲自上阵厮杀，所以阵亡率极高——今天是黑社会老大，控制几条街的毒品生意，明天一场枪战，就可能横尸街头，被后来人取而代之。
底层陷入黄赌毒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内战之中，自然难以对顶层形成有效的威胁。
同样的社会模式，淮橘为枳的原因，无非是经济基础不同，美国出于全球金字塔顶尖，获得优先分配权，社会产品相对充裕，拉美国家出于金字塔下层，社会产品分配不足。
我曾经分析过，为什么《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不能采用金钱解决他与武大郎夫妇之间的三角关系，说到底，阳谷县那地方缺乏支柱产出，西门庆不能把暴力外包出去，金盆洗手，从古惑仔晋级为教父。
某些东亚城市的经济条件，则介于美国意大利社区和拉美贫民窟之间，黑帮控制不太合法的产业，维持相对平稳的社会秩序。
不论最终形成教父控制的意大利社区，黑帮小头目争夺的拉美贫民窟还是东亚黑社会警匪勾结控制的灰色都市，都是有利于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
不论是美国的教父、拉丁美洲的黑帮头目，还是东亚某城市的古惑仔，对宣传并实践从来没有救世主、劳动者应该放弃黄赌毒、联合起来斗争，建立组织并与黑社会争夺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左派和共产党人会采取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没有政客的指令，他们也会采取自己的暴力行动。
社会底层就那么多人力资源，左派和共产党组织把人力资源争取过去了，把他们组织起来了，不再是一盘散沙，让教父和黑社会无法各个击破，同时封禁黄赌毒，取缔教父对橄榄油的垄断，推翻教父在意大利社区的绝对权威，打击拉丁美洲贫民窟杀人越货的黑帮组织，教父和黑帮头目会怎么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要在贫民窟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首先就要对抗当地的黑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因为偶然原因建立起可以与黑帮想抗衡的组织，黑帮组织对无产者组织的关系，也往往选择打击而不是结盟。
许多时候，打击左翼和共产党人，不方便由国家暴力机关直接出面。一方面，大资本家为了避免官僚集团做大，往往给暴力机关设定若干制度限制，国家暴力机关不便经常越界，以免权力喷张，尾大不掉;一方面，统治阶级要维持统治的虚伪性，不便公开打击为底层争取权利的左翼和共产党人。
按照杜月笙的说法，有活力的民间组织是夜壶。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需要夜壶，夜壶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持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了解一下杜月笙和南京政府合作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教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黑帮头目在统治阶级的门槛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高度重合。统治阶级把基层外包给他们，他们是现代的领主，对社会底层实行强有力的网格化统治，随时把底层的有组织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
不仅如此，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组织，还可以随时消灭那些违背整个统治阶级意志的警官、法官、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实现统治阶级的自我净化和强化。
打击这样的组织，必须跳出法律的框架，拥有军事后盾，除非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共识需要铲除某个社区的某位教父，否则，对单枪匹马的个人来说，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正常情况下，这些教父、黑帮头目的统治是不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如果他们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安全和统治，那就是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底线，必然被无情打击。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打击越线者的时候后，就没那么多顾忌了——这些人作恶多端，罄竹难书，暴力机关出手，宣传工具推波助澜，打击他们是很容易获得大众支持，不需要理由的。
统治阶级控制教父，教父控制社区民众，左翼和共产主义分子被铲除，教父定期被敲打，个别过线的教父被斩草除根，由新人取而代之——只要土壤在总不缺新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利于削减贫穷、削弱贫富差距的事情，资本是绝不会主动做的。有利于增加贫穷，扩大贫富差距的事情，资本是会全力推动，并通过上层建筑具体化为国家意志。
事实上，如果不是能够获得巨大利润、廉价劳动力、兵源和选票，并且有利于巩固统治，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早就把贫民全部赶走、驱逐到海外或者圈禁起来强制劳动，把贫民聚集区全部铲平了。这方面有英国历史上劳动救济所(workhouse)的例子，不再赘言了。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贫民窟的存在，利大于弊，所以，大量吸收流入人口的城市贫民窟，长期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至于贫民窟的穷人生存状态如何，统治阶级是不关心的——只要别触碰统治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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