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目前，以武汉为中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表述的话，不妨称为武汉保卫战。
去年12月，宣布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外围接触战;1月23日，宣布“封城”，意味着保卫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病毒已攻破城防，登堂入室，形势严峻，武汉危在旦夕。
现在，武汉全城已进入战时状态，中央也从各地调集精兵强将驰援武汉，深信在不久之后的春暖花开时节，一定能够战胜猖獗一时的病毒。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当不得不进行“保卫战”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在防疫问题上已经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尽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代价和成本无疑将相当惊人的。
也许，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在经历了2003年抗击SARS之役17年后，为什么再次陷入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被动局面?
这里就存在一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思路问题。
0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用很低的成本，使人民的健康状况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到50年代末，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刚刚10年左右的时间，天花、鼠疫、霍乱、性病等烈性传染病就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婴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均寿命急剧增加，人口也开始迅速“膨胀”了。
新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详细论述，需要一部鸿篇巨制。这里只谈一点，就是毛主席提出的“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在战胜血吸虫病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03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数千年，就像瘟神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会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数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后，就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解放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病人达1000多万。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许多无人村。
江西省余江县是当时血吸虫病的重灾区。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8户。
毛主席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1953年就批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但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战胜血吸虫病?
当时，一些专家和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认为，农村缺乏足够的现代医疗设备，因此，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显然，这是一种消极防御的策略，不仅成本很高，为当时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所不允许，并且也无法根本改变在血吸虫防治方面的被动状态。
但这种政策对卫生系统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获得大量投资，安排大量干部。
毛主席认为，还是要积极防御，用人民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全国的血防工作;1957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形成了全国动员的格局。
04
血吸虫的传播主要通过人畜粪便。
从原理上看，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是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二是科学处理粪便，切断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三是人畜不接触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江西省水利部门曾在余江县狮子岩边修建水渠，施工中开垦新沟的泥土把旧沟填平了。后来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旧沟里的钉螺也都成了空壳。
1955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又进行了一项实验，发现土埋三个月后，减少钉螺接近四分之三。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县共填平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钉螺只有米粒一般大小，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可繁殖25万只，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为了消灭钉螺，全县群众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区捡螺。小学生们唱着《我是血防战线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捡螺2两。余江血防战实验组几天之内捡回的钉螺，统一集中到一间8平方的房间里，足有两尺厚。
此外，余江县还发动学生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走家串户教会农民使用药物处理粪便，或收集粪便统一处理。在疫区范围内，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杀，切断一切传染途径。与此同时，在农民家门口开设医疗点，进行免费治疗，农忙时节还派医疗组下地治疗，医药费减收或免收。
1958年，余江县血吸虫被全部消灭，并保持了30多年未复发。
余江县的胜利仅仅是全国血防战线的一个缩影。到1958年底，即大跃进的高潮中，全国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断崖式下降到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看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旷世名篇《七律·送瘟神》，抒发自己欣慰的心情。
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一句，无疑是对单纯依靠专业技术人员，消极防御的批评;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则表达了对动员起来的亿万人民的高度信任。
05
今天，要消灭新型冠状病毒，防止在不确定的将来第三次出现“保卫战”这样的被动局面，中国仍然要拿起“预防为主”和“人民战争”这两大法宝。
这里需要强调的仅仅是一点——
预防为主和市场逻辑是不兼容的，因为在一个市场化的医疗体制下，“预防”简直等于要消灭利润来源。
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无法对此产生积极性，是可以预料的。
从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考虑，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医疗体制回归，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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