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说好了不写，忍不住还是写了。估计此文也留存不了多久，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看到并予以重视。时间真的很紧迫，再也不能胡闹了!
卢麒元
八年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了信用上移的历史进程。在金融供给侧，被政策挤压的，只能是民企。金融异化为一种垄断性权力，国企和独角兽才拥有金融特权。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信用权力被剥夺了。供给侧改革，一经简单化，就变成了信用兼并。信用，变成了身份认同，而不再是信用认同。身份认同，异化为信用特权，于是金融变成拥有特权企业攫取民企利润的工具。特权企业，在扮演金融二传手角色，在获取类似于高利贷的金融暴利。信用上移，变成财富转移的工具。信用上移，逼迫民企，用菲薄的利润，去供养国企和独角兽。很惨烈，丧失信用的民企，因为金融成本攀升而奄奄一息。
改革，哪怕是供给侧改革，都需要系统性和全局性的思维，绝对不能以治病的名义去谋财害命。民企在这八年里惨不忍睹，他们被当成“腾茏换鸟”的“弃鸟”。本质上，金融供给侧改革，被操作为金融资本侵吞产业资本的历史性过程。供给学派在中国的2.0版本(1.0版本就是休克疗法)，恰恰阻挡了民企产业升级的机遇。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八年来的鬼操作，必须结束信用上移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深刻反思供给学派的鬼操作。新货币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都在严厉批判供给学派的2.0版本。无差别压缩供给，就是去工业化，已经毁掉了西方，也正在毁灭中国。供给学派2.0版本，就是世行送给中国的解决方案(一剂毒药)。我们已经看到，结果就是金融资本吞噬产业资本，国家经济发展动能被逐渐消解并陷入衰退。
新中国领导人从不迷信，既不迷信苏联，也不迷信西方。毛泽东说，实事求是。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很神奇，他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的道路，被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概括，形成了新货币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我们不介意增加适度的财政赤字，我们也不介意因应具体国情的适度货币增发。问题的关键，在于内生货币资本化。而绝不是，财政金融化(以债代税)，资产泡沫化(信用上移)。金融改革，是中国最朴素和最简单的改革，之所以被神秘化和复杂化，就是因为里面有鬼操作。鬼在什么地方?看看三万亿美元外逃，你就全明白了!本来，这三万亿美元，是用来完成民营企业升级的。结果，走掉了。否则，根本不会发生什么贸易战。新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这是供给学派的老调调了。最后一化“国际化”，就是镰刀，割韭菜用的。
怎么办?必须改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借用供给学派的话语：增加有效供给，拉动社会需求。何为有效供给?就是生产部门的迫切需求(例如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需求)。将内生货币资本化，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有效供给增加，就业增加，需求增加，税收增加，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如何增加有效供给?必须将信用下移。如何将信用下移?必须让财政发挥积极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许久了，我们要求财政建立全国民企数据库(政府数字化改造太慢了)，通过数据分析就能清楚哪些民企是优质企业(取得税收数据、企业营收和法人资讯)，哪些优质企业是各个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与政府其它经济部们共享数据了解即可)。知道了，就有办法了。财政可以为优质民企提供贷款担保，并要求被担保企业享受最优惠利率。这不是补贴，这是政府强制性将信用下移。在学理上，这就是将内生货币资本化。中国最优质民企的阵亡率低于5%(选择范围决定了阵亡率)，也就是说动用5000亿财政资金，就可以将10万亿信用直接导入民企。如此，足以挽回这八年胡闹的损失了。这样，可以确保经济增速不低于6，并维持较高水平的就业，也能确保税收的稳定增长。
毛泽东说：领导就是出主意和用干部。主意何来?世行吗?投行吗?学校吗?研究所吗?当然不是!是第一线的劳动者。解决民企问题，要问一问朝思暮想的民营企业的小老板们。用什么干部?不要迷信公务员，不要迷信行政精英，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有用。只要能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人，就应该成为优先提拔的干部。坏主意，再好听，也要不得啊!尸位素餐，学历资历还有个P用。国事复杂吗?实事求是，简单得很!关键是想不想干!两会在即，希望信用下移能及时到位。
美国的选举或许爆出乌龙。桑德斯开始领先了，桑德斯是否当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美国年轻人强烈要求税政改革了。湯瑪斯·皮尔凱蒂出了新书，风靡欧陆英伦。这位《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提出将资产类税上限提升到90%。我们在做什么呢?直接税立法就那么难吗?非要搞莫名其妙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
一场瘟疫，引发了全民思考。我们需要一场思辨，一场关于道路选择的思辨。总之，再也不能胡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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