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精准治理是理想状态，是宝贵目标。不过，基层精准治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之所以会要求基层精准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中国已由之前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转变为国家将大量财政资源输入农村，基层治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利用国家资源来为基层群众服务。国家财政资源一分钱也不应当浪费。基层治理不精准，大水漫灌，跑冒滴漏，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也是因此，国家必须对自上而下转移的资源使用进行严格监督，基层治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和规定程序使用资源，必须将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必须用国家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不过，问题在于，基层群众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且基层群众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钉子户也有贫困户，有可恨的人也有可怜的人。当然还有可爱的人和一切无所谓的人。国家资源下来了，对利益敏感的人就会想方设法争夺资源，甚至不择手段，老实人就吃亏，老实人也因此变得不老实。以前在村社集体中，有人占集体便宜，这个人一定会付出道德上的代价，现在资源是从上头来的，是国家的，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能占到便宜是本事。所有人都来占便宜，基层治理就变成了与想占便宜人的死缠乱打。这样的基层治理，钱是下去了，事却难办好，更重要的是，资源下乡越多，群众越是不满，好事不好办。这大概是当前全国所有城乡基层干部的共同感受了。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地域极其广大，不同地区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城乡基层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城乡基层治理所要面对的大都是各种不同的各种琐事，因此，任何一项精准的基层治理，都必须是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展开的，都必须是因地制宜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进行的。也是因此，基层精准治理也就表现在不同地区因应不同实际而进行了不同的治理，这种不同的治理是很难标准化和指标化的。
现在的问题是，以分配国家资源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是否精准，不能由基层自己说了算，而必须由国家来核查评估。每一个基层都会说自己治理是精准的，是符合当地实际的，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为自己的无能找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没有标准就无法评估。不评估，所有基层治理就都有合理性，国家资源是否有效使用了就变成糊涂账。
因此，评估基层治理是否精准的前提是有一套明晰的评估标准，有具体的评估指标，并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绩效评估。
按自上而下的明晰指标进行基层治理是否精准的绩效评估，基层治理必须标准化才可以参加评估，各种为“劣治”找的借口都会被排除，“劣治”无法通过这样的评估。同时，自上而下的指标明晰的评估，也使那些真正因地制宜的精准治理通不过，所有因地制宜都被评估为治理不精准甚至治理失败。
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的评估，也就是自上而下的督查。为了保证国家资源安全，自上而下的督查中，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基层治理都是不允许的，都是要督查、查处的。基层干部当然不愿意被查处，符合基层实际却不符合上级标准的基层治理怎么办?不能办。唯一办法就是应付，搞形式主义，从而产生了不符合基层实际却符合上级要求的基层形式主义的普遍泛滥。上级对基层治理要求越具体明晰，督查越严格，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就越普遍和越严重。
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是基层治理不精准的典型表现。也就是说，越是要求基层治理精准，反而可能造成基层治理的越不精准。
因此，基层精准治理就必然有一个严重的悖论，即基层治理要精准就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允许因地制宜，而一旦允许因地制宜，就会为各种治理失败找到借口与理由，国家就无法对基层治理是否精准进行评估。基层治理精准必须要以基层治理标准化为前提，而实际上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几乎是不可能标准化的，要精准治理就必须允许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破坏了自上而下的标准化要求，也就造成了基层精准治理的不可能。所以，基层精准治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仅精准扶贫是很难的，其他基层的精准治理也都是很难的。
基层精准治理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基层干部，在于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来自于基层干部的荣誉感、上级的信任和正向激励。上级严格的督查让基层干部消极和沮丧。没有基层干部本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论如何是实现不了基层善治的。
2020年3月1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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