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方方日记”，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洛杉矶时报》等西方媒体拿这些文字做弹药，一如既往地抹黑和嘲讽中国。国内为“方方日记”叫好的，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所谓“文化人”。而中国年轻一代的态度截然相反，直斥方方的文字是垃圾——这是天大的好事，说明中国社会在迅速进化，年轻一代的眼界已将老朽的“文化人”远远抛在后面。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抗疫工作已经是很高的水平。尽管早期湖北地方政府举止失措、错过了制止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但是其后举国上下的积极举动在2个月内彻底扭转了形势，使中国从疫情的爆发地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离疫情最远、最安全的地方。在党的领导下，举国上下本来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可是方方日记中却没有一点积极的东西，从头到尾都在咒骂中国的社会环境。有些“文化人”就是这样，自己是个蛆，就以为世界是个大粪坑。当然，由80后、90后和00后构成的年轻一代，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
方方遭到舆论痛斥，倒是让人想到了另外一茬事情：2018年之前，方方曾多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吃饭砸锅的毒舌怨妇竟然都能当上一省作家协会主席，那么作家协会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谈谈这个问题。
作家协会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个“外国爹”，那就是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于1932年的苏联作家协会，是苏联宣传战线的重要力量，社会影响力不可小觑。近代历史上，欧洲国家的作家若非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那样出身贵族，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例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些出身平民的著名作家，都曾有不堪回首的窘迫岁月。在经济窘迫的环境下，许多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写一些艺术价值不高、仅为迎合俗人胃口的三流作品。巴尔扎克亦未能免俗，以致他很不愿意提及某些早期作品。更有甚者，还得通过被达官显贵“包养”来解决生存问题——其实不止作家，肖邦、柴可夫斯基等著名艺术家照样是被“包养”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出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至少它为真正有文学爱好的作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得作家能够从事真正有深度的文学创作。
仅从产出来看，苏联作家协会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战斗力，使得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足以占据重要地位。侧重描写宏大历史和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苏联文学的主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改编成的电影同样成为经典。法捷耶夫的《毁灭》，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都属于思想深刻、艺术水平极高的名著。再到后来，苏联作协创作了大量反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其中，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属上佳之作，电影《解放》的剧本则出自邦达列夫等著名作家的集体创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仿效苏联作家协会的架构，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就连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的正部级待遇，都一并搬了过来。然而与“外国爹”相比，中国作家协会的实际表现，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比较恰当——“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时任作协主席的巴金年老多病、无力视事，中国作协的管理日趋散漫，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能力。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大行其道。邓小平同志讽刺这种错误导向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平心而论，中国作协创作出了哪些影响力巨大、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呢?大家一时半会儿真想不出来。换句话说，中国作协的社会影响力现在是真的很弱，都快没存在感了。要不是方方哗众取宠，很多人甚至想不起来湖北竟然还有个作家协会。
为什么中国作家协会的社会影响力持续下降？应该说，这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个因素是，现代社会留给文学阅读的时间已经很少了。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相对比较活跃的一段时间。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城市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劳动强度普遍不高，许多大型国企的职工在工作之余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工人俱乐部、文化宫总是很热闹。这意味着，许多平民百姓有相对充裕的时间用于阅读。《平凡的世界》的印数足以说明这一点。而现在的中国城市中，工作节奏非常快。许多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已经远远超出每天8小时，无论是码农还是快递小哥。因此，多数城市人口更倾向于用更轻巧便捷的方式接受信息，而很难将大块的时间用于阅读长篇文学作品。从微信平台的实际情况来看，5000字左右的文章已经趋近于多数人阅读长度的上限。
第二个因素是，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已经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构成强烈的竞争。一个10分钟的视频能够传递的信息量，比一般人读书一小时的收获要丰富得多。年轻人平时都习惯通过B站、抖音、腾讯视频等流媒体第一时间获取新信息，看视频又快又不累，还有必要去啃大块头著作吗?网红李子柒一个人的影响力，只怕比湖北省作家协会衮衮诸公的总和还高俩数量级。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已经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存在的基础。方方的自我定位就是“文化人”——具有超越大多数人的视野和文化素养，是文化作品生产的主力，能够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其实，上述自我定位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许多“文化人”其实不爱学习、拒绝进步。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以20世纪90年代初为社会背景，通过写实的笔法讽刺“文化人”群体的腐朽和堕落——“文化人”徒有假清高，喜欢炫耀优越感，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却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化人”并不具备超越大多数人的视野和文化素养。与211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水平相比，传统“文化人”的视野和文化素养是非常差的，多数甚至不会熟练使用英文搜索引擎，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止于道听途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家庭收入迅速提升，许多90后早在20几岁就去过许多国家，对于外部世界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年轻一代对于“文化人”普遍感到不屑——尔等不学无术却自命不凡，岂非自取其辱?
“文化人”也不是文化作品生产的主力。实话实说，国内流媒体平台海量的视频早已将他们淹没，“文化人”根本抓不住年轻一代。80后，90后，00后群体，有几个人有兴趣读完方方几十万字的小说?时代变了，文字垃圾都没地方推销了。人比人得死——“局座”张召忠将军的年纪和方方相仿，水平却比她高了不知几个数量级。局座召忠非常勤奋地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分享思想，而且他本身也在不断学习和进步，所以能够保持与年轻一代的活跃对话。说到文化作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局座召忠足以让中国作家协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感到汗颜。
“文化人”更不可能引领社会的价值观。毒舌怨妇被年轻一代唾弃，足以说明问题。一些思想僵化、缺乏起码自信心的“老古董”，妄想让年轻人接受他们的训导、像他们一样终生跪拜在西方价值观面前，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方方日记”遭到群嘲和痛斥，昭示着传统“文化人”群体的没落。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这恰恰意味着中国社会加速走向现代化，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迅速提升。
作者系资深生物制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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