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热起来之后，四川网友们一看就笑喷了，说这个汪某人肯定不是四川的，才会选这么个“夫子自道”式的笔名，完全不知道“方脑壳”是什么意涵。有趣的反而是，方脑壳套方脑壳就算了，其产品还能够热销，这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川籍网友代为勾画的笔名意涵并挖掘出其内在的“诗情画意”
方方日记毫无事实与逻辑基础，甚至它从未提供过认真的分析过程，就透过政治不认同的成功经营，获得了资本平台的倾斜传播机会，还得到相当部分受众的接受;还由于其写作目标，高度吻合西方反华与投机政客的甩锅需要，还额外得到了境外出版的机会。在这篇文章中间，我们粗略地讨论网络舆论中间的意见生产与接受机制，同时，也对照检验主流官宣接受偏低的原因：不关注受众中间的严重政治不认同状况，甚至还拒绝介入民众关切度极高的焦点问题，结果外在于议程设置和思考引导过程，其传播效果和接受程度均不足。
一、网络舆论的意见生产者、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竞争
在网络舆论场域中间，各类意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关系的，其中受众(意见消费者)的两个端点附近的左翼和右翼，会相对稳定地追随特殊的意见生产者，而处于中间位置的消费者的选择会出现波动，一定程度上会反应网络平台的倾斜传播机会，以及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本次武汉疫情期间，方方日记作为消费者群落最大的意见生产状况，值得关注和分析。
从方方日记的写作特点看，她缺乏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和事实，主要事实依据多源于道听途说，有人花了很大力气，用手工统计过日记中间的词频，发现日记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多使用“听说”，而且，很多关节点事实，方方自己也无从判断真假，高频次使用了“可能”“大概”“好像”之类的词汇。
在方方日记试图达成的归责或者追责结论中间，对于事实与结论之间的推理过程和逻辑关系，完全付之阙如。在她所提供的事实，与她推荐的结论“对官员或政府追责或者归责”之间，没有给出过起码的推理过程与逻辑分析。
从意见生产者角度进行观察，方方日记其实属于典型的劣质意见生产，但却反常地裹挟了大量消费者。这其间的原因，除了网络平台的倾斜传播机会分配之外，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此种方向的劣质意见生产，啮合了消费者的状况——其中最主要特点就是怀有高度的政治不认同，具备此种受众特点的消费者，多倾向于“喜欢听人说坏话”。
很显然，仅仅从方方日记的生产者角度，无法解释其传播和接受效果的。从生产者视角分析，方方日记与严肃的学术理性无关，缺乏产生权威性影响的起码依据。但是，在中国社会中间“政治不认同”水平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很多人特别愿意听到“有人说坏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坏话越是不靠谱和不合逻辑，就越是能够满足此类情感需要，因此，事实基础和推理逻辑极端薄弱的日记，还得到广泛的接受。但这也只是一部分受众的特点，其他中间受众大量被裹挟的原因，则需要另做分析。
二、网络舆论的生产者竞争：权威发布的作用与时效性问题
在网络平台上，各种意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替代关系，是极其明显的。本次疫情期间，普通民众对于疫情和事件的关注度，得到显著的提高，对于事实和真相的求证愿望也空前热烈，但是，满足需要的权威意见发布者，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在民众高度关注疫情期间，一些焦点事件或者真相，很少有权威意见发布，甚至，很多民众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至今没有权威发布。结果，被疫情严重性所激起极高关注度，就转而跟随不靠谱的意见领袖的扭曲解释，而不是跟随权威意见发布的事实和逻辑。换言之，本次疫情期间，民众的高关注度，长期未得到满足，而各路意见领袖的解释，就趁机填补了空白，更多地对接了极高关注度前提下的信息空白。也就是说，解释的流行与信息的匮乏，实际上具某种程度的相互替代关系。
从这个相互竞争的对照角度看，方方日记的热传，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填补关注度空白”的劣质意见而存在的，在不考虑平台倾斜分配传播机会影响的情况下，主要是借助政治不认同高水平的放大机制，而得到广泛接受的。
权威发布的缺席，近乎在每一个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上，都带来极大的扭曲解释空间和负面影响。略举几例如下：一是疫情初起阶段的政府决策过程与信息传递误差问题，权威发布忽略了民众关注热点问题——官场机会主义的有无及其实际状况如何，方方日记之所以能够自建道义地位去兜售良知或者勇气，关键乃在于官宣拒绝披露机会主义的有无或者实存状况;二是疫情爆发之后，医疗可及性及服务水准下降，大量病患家属上网控诉还得到民众同情并激起强烈的批评意识，此时需要发布医疗资源与病患数字之间的真实对比关系，帮助民众把握相关事实，但至今未发布，方方日记的“卖惨”投机经营策略成功的基础，也主要在此;三是疫情死亡人数以及总死亡人数，这个方面也是海内外舆论炒作的热点，但至今缺乏一个权威的数字。
因此，劣质意见生产被广泛接受，除了基础性的政治不认同及其放大作用，会显著地影响接受机制之外，关键原因还在于权威发布的长期缺席，这就使得大量热切关注疫情信息的民众，被引导到了公知的扭曲解释轨道上了。因此，权威发布一要切合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二要及时和准确，早发布比晚发布好，晚发布比不发布好。
与焦点事实的权威发布相关，如何进行引导民众去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不完美表现，推广合理的解读方式与专业相关知识，这也同样重要。前者可以反击关键事实方面的造谣，后者需要与劣质意见生产的扭曲解释展开比较和竞争，相当一部分民众还是通情达理的，并不会刻意地追求扭曲解释和事实造谣的，这两者都缺席的情况下，各种劣质意见生产都会得到“强劲需求”的拉动。
也就是说，在网络舆论场域的生产者竞争关系中间，平台倾斜分配传播机会的杠杆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这体现为公知的各种劣质意见最为热传和热销。但是，关键的竞争者——权威发布与解读——的缺席，特别是各焦点问题方面缺乏靠谱信息和解释，助推了劣质意见销路暴涨且占据了过大的“舆论市场”份额。
三、方方日记的蛊惑力量及其内在逻辑
在本次武汉疫情期间，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先后有：官场机会主义与信息传递误差问题，医疗资源可及性以及服务水准下降问题，感染者人数以及疫情死亡人数问题，主流官宣连一个重点问题都未曾主动和有预见性地涉及到。而方方日记的传播与接受，不在于其写作能力和事实掌握，仅仅在于其抓住热点问题进行扭曲解释，然后还充分利用权威发布的缺席机会，就民众中间高水平的政治不认同进行了成功的投机经营。
反驳方方日记的投机经营策略，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正能量宣传，而是具体分析武汉疫情的应对不足。这没有多难，传染病防治问题是初中生《生理卫生》课本的内容，至于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怎样做才会有效，疫情防控早期的不足和局限各有些什么，并不难说清楚。政府执行力在应对疫情方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不管多么强有力的政府都无力强制大多数人口去改变日常选择，因为切断传播途径需要彻底改变人们的日常选择，故起决定作用的第一位因素的是民众的自觉配合——尽量宅家减少外出以及出门戴口罩等;而政府的应对方式和能力是居于第二位的(例如帮助组建小区网格生活物资供应渠道同时断开商业物流)，以及医院的服务能力——所谓“应收尽收”——由此控制住传染源。其实，武汉疫情从一开始，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都具有匿名性和发散性的特点(密切接触者数量极大)，无从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故解决武汉防控问题，从一开始就只剩下封城封小区这个最后手段，不存在政府及时作为而避免后续大多数恶果的实际可能。(参阅老田旧文：《武汉疫情亲历记：对吹哨人假设进行事后推演和复盘》)
在湖北以外地区，由于疫情管控格外有力，在武汉封城之后的第12天，新增确诊数字就开始逆转和下降，且相关医疗服务能力可及性提高(政府财政承担医疗和隔离相关生活费用)，民众的怨气就相对少。这样的排查措施和效果，却没有条件反向且提前抄袭到武汉早期的疫情防控中间来，原因不在于别的：外省市可以就使用长途交通工具的实名制信息，有针对性地展开排查和隔离。但武汉的疫情早期，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均具有匿名性和分散性特点，而且涉及到的人数超多(符合密切接触者条件的人数估计以10万计)，无法进行针对性排查与隔离。哪怕是带着今天对疫情的认识，回到12月底的武汉，依然找不到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的好办法，武汉疫情防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封城封小区这个唯一的极端措施，透过最小化人际接触，来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类似的情况在西方国家也一样，如果最终证明：外来患者是病毒传染唯一源头，那么就存在着早发现和早隔离的可能，就跟湖北以外各省一样，有可能短期内人为断开传播链条，实现损失的最小化。如果依然是以不明传染源为主，那么也会跟倒霉的武汉一样，只有一个最后的极端控制手段——透过封城封小区实现人流最小化——用中断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高成本手段，去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方方日记的投机经营手法，谈不上多么高明，实际上，她甚至没有认真分析过她推荐的那种可能，能否变成现实，但她的日记写作始终以此为想象力起点，去紧扣民众关注的焦点，竭力经营民众中间的怨气和不满，把这些都引导到怀疑官场不作为或者胡乱作为方面，故在离间政府与民众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叙事和说理逻辑上，方方日记非常弱，主要是从“卖惨”“虚构道义高位”等方式，在含糊地虚构了一个原本可以避免恶果的暗线，以此展开排比铺陈各种“官场无能才导致大量恶果出现”的想象力，透过指责官方的防疫不力，去博取民众同情和支持的。这些并无事实与逻辑基础的假设，恰好对接了“喜欢听人说坏话”的政治不认同状况，劣质意见生产就这样支持了极高的受众追捧效果。
方方日记能够蛊惑人的力量，完全依赖两个相互联系的想象力——官场超人假设与零成本假设(成本批判法)——先隐含地假设会有一个官场超人，这个超人依据真实信息做出即时决策然后就能够避免后续大部分恶果，由此，就创造性地得出第二个假设：成本原本可以无比接近于零的;在官场超人假设之下，只要是成本或者代价不为零，就“无需逻辑过度”直接被扭曲解释为官员不作为或者胡乱作为的恶果，所谓“枉死论”“死于疫情等于他杀”的隐含逻辑在此——原本官场超人可以把成本控制在近零水平的。此种成本批判法——只要是成本或者代价大于零都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就需要追责，然后就这样透过对恶果或代价的渲染——很多人称之为“卖惨”，去扩张民众的怨气和不满，诱导出官民对立的最大化。而各种吹哨人的鼓噪和舆论风潮，实际上与方方日记一样，也是基于官场超人能够带来零成本的假设推理，算是与方方日记相互配合的舆论攻势。
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吹哨人假设和方方日记所推荐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官场超人和掐断疫情早期传播机会的代价最小化后果——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有无变成现实的可能，还需要结合政府执行力、医疗服务能力以及武汉疫情早期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分布特点，去具体考察。实际上这种假设中间的可能，是否存在变成现实的机会，方方日记和吹哨人风潮中间都没有人认真思考过，更不必说进行起码的检验了。显然，假设中间的这个官场超人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而方方日记据此展开的“成本批判法”也就毫无根据了。而方方日记的绝对批判姿态，甚至无视武汉封城之后的经验发展与对照，也完全无视海外疫情发展的经验对照，从开始保持到了最后。她这种前后一致性表明：方方日记的写作及其下判断的方式，始终与真正的事实演变和逻辑解读无关，而仅仅与她事先选定的扭曲解释目标相关，只要初心不变，无论事实和局势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都不足以改变其既定目标和写作手法。
方方日记的绝对批判姿态，并不以具体分析为基础——她所推荐的结论与事实和逻辑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始终追求把民众不满最大化的投机经营方向与政治方略，其投机经营方法“成本批判法”相当于把牺牲者或者各种悲惨遭遇，构建为一种不容思考的道义地位，去达成扭曲解释的目标。为了实现“卖惨”宣传效果的最大化，方方甚至不惜放下脸面，去编造低劣的谣言，这个说得难听点就是“吃人血馒头”——毫无节操地利用人们对于遭难者的同情心去最大化宣传效果。
四、主流官宣的良性影响力过低：与方方日记的简单对比
主流官宣发布数量超大，但对于民众的良性影响力过小，才使得官方宣传和解释未能占据大份额，结果反而是各种自媒体和少量纸媒，制造了强大的宣传投机风潮，其中最为集中和典型的表现，就是有关吹哨人和发哨人的舆情风潮。
官宣其实具有全国最多的资深记者和媒体平台，逐日发布的宣传文字数量超高，但影响力却相对薄弱，毫无设置议程并引导思考的传播效果，甚至还始终拒绝回应业已“高度问题化”的焦点议题。这相当于是官宣体系，拥有着绝对优势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存量，拥有垄断性的平台资源，但却被一些资本舆论平台扶持下的公知游击队，打得溃不成军，以至于毫无还手之力。方方日记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有关吹哨人的舆论风潮的制造过程以及民众接受过程，就鲜明地揭示出公知游击队压倒官宣正规军的舆论战效果。
究其深层原因，主流官宣在本次疫情期间，近乎漠视民众关注的一切焦点问题(先后有三：官场机会主义延误防控疫情问题、医疗可及性和服务水平下降问题、真实感染人数和死者数量问题)，在文章写法方面也拒绝思考受众自身的政治不认同实存状况，所写文章从内容到行文布局、遣词造句，都会显得无的放矢，还常常叫人反感，毫无针对性可言，其传播效果就大受局限。
主流官宣正能量宣传的民众接受度不高，恰好对应了方方日记的投机经营策略的成功之处，这恰好也是挺方教授群的着眼点所在——他们倒也没有强调方方日记的事实和逻辑方面，格外强调其道义地位或者良知。在意见经营策略方面，区别在于：方方日记始终抓住焦点问题不放，还把官场机会主义进行了无限放大的解读，而主流官宣则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且避免触及，其后果就被进行道义区别对待了：方方被视为“揭露问题”还成了道德良心和勇气化身，官宣被视为“掩盖问题”的不可信一方。传播和接受效果的巨大差距，就透过这种不真实的道义地位落差和是否回避真问题，而得到过多承认或者过多否认。
换言之，即便不是一个具有很强倾向性的人，也会集中关注官场机会主义及其后果、医疗服务可及性问题以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等方面，而且或多或少都认为这几个方面肯定是有问题或缺陷的(这种潜意识的问题化认知也与政治不认同高低有关)，这些集中了极高关切度和疑问的问题域，被主流官宣无视和不加回应，这就成了妥妥的“掩盖问题”了——官宣拒绝介入事实上的关键议程。再加上各种政治不认同力量支撑下的劣质意见引导，这部分感受就被显著地放大了，更多的人选择站到对立面去同意或者展开各种过度指责了。再说一遍，这些不满意或者指责，基本上不会接受正能量宣传的引导和说服。方方日记得到接受，都与这些潜在的关切和问题意识，是否得到重视有关系，而这些，恰好主流官宣都未进行针对性说服或者抚慰的结果。
主流官宣除了不针对受众而宣传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各种胆小谨为表现，拒绝主动参与舆论场域的斗争或者竞争，对于各种扭曲加造谣的公知意见，除了各种宋襄公式的愚蠢应对之外，基本上属于打不还手的状态，把习大大的伟大斗争号召替换为各种无原则妥协。
也许，作为记者个人，作为各种宣传文章作者，以及编辑者和版面安排者，受到的清规戒律束缚过多，无法按照自己的专业素养去回应民众热切关注的焦点，无法依照其真实的战斗力自主地参与宣传战。在这里，迫切需要反思，在宣传管理和媒体人职业评价标准中间，是否存在着、以及何种程度上存在着“对内管死”以及“对外放纵”的反差，认真评估由此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组织好官宣体系的战斗力。
有一点是无比清楚的，在本次武汉疫情期间，官宣的整体表现与其巨大的资源优势不符，无论是其搜寻和发布关键事实，还是对民众热切关注焦点的解读，两方面达到的传播效果均甚差，远低于公知的劣质意见生产及其传播效果。
五、方方日记的国际传播及其刑责构成问题
经过上述简短的分析，方方日记及其传播效果，均不是出于发布关键事实，而是提供一种扭曲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方方日记从最初的到最后，都是追求提供一种扭曲的解释，很难自我辩护为缺乏“主观故意”，同时，不仅在中文网络传播中间带来严重负面后果，在后续的国际传播中间则成为美帝反华与政客甩锅的炮弹，显然是社会危害后果的进一步放大。当然，在方方日记热传热销的背后，显然还存在着资本平台的巨大推力。
因此，说方方日记就是造谣，也主要不是指代事实方面，毕竟，她缺乏进入现场展开事实调查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提供一手事实的条件，日记在事实方面造谣也还不算多，目前有确凿证据的事实造谣有二：殡仪馆满地手机以及梁护士死亡。
方方透过日记，主要传达的是一种对武汉疫情为何放大的扭曲解释，对于她提供的解释内容，她其实完全没有经历过认真思考，仅仅把个别的零散事实(经常提到的是“隐瞒人传人”的事实)，与“疫情在控制之外扩大”这个最终结论，在缺乏明确逻辑关系与推理过程的情况下，硬性关联在一起。至于政府、卫健委以及疾控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防疫早期的职能履行状况，以及在分工和决策相互支持的法定关系，方方都没有提供具体分析，她既缺乏相关的专业素养，也没有对此表现出起码的兴趣。她的全部写作，主要是民众中间的高度不认同，以及疫情期间的高关注度，进行投机性炒作。所以，从方方日记的写作过程看，她并没有对自己推荐的结论，进行过认真的逻辑分析，故不能够以认识不足进行自我辩护——她直接拒绝了由此及彼的分析本身，她的日记写作从开始到最后都是政治目标第一，情感动员为主，完全不为此提供逻辑分析过程。
从方方日记主要是一种刻意的扭曲解释和恶意炒作而言，她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制造者，结合客观传播效果与影响，也确实应该追究刑责，在封城这种特殊的战时状态下，显然具有从重或者加重量刑的条件。而且，在对照李文亮医生仅仅在同学群发布信息就被训诫的事实，方方日记中间的确凿谣言以及扭曲解释至今未被追究，业已诱发执法是否存在双标的质疑。
从刑法的相关犯罪构成看，方方本人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士，没有精神疾患;在犯罪主观方面存在着主观故意;在方方日记写作过程中间无视事实和逻辑要求，提供了一种扭曲的解释;而在日记传播过程中间造成了严重危害;故方方日记及其传播，在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四个方面，均符合追究刑责要求。
虽然如此，实际上追究刑责是否有必要，依然值得考虑。老田始终认为方方的最大价值，反而是她作为反面教材而持续存在，她的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她的蠢就十分珍贵了，而她顽强地用蠢去不断地表达坏，这就更加难得了，方方努力地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最接近本质的现象”，这个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就如同毛主席当初想要给赫鲁晓夫发一吨重的勋章那样。
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个人选择做坏人坏事并不难，难得是还生就一副方脑壳，做完坏事还说个不停，以此去充分地呈现自己，有这样的反面教员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认识坏人并由此取得认识进步，就更加迅捷与便利了。为此，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汪主席，及其方方日记。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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