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化危为机 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我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已经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疫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改变经济向好势头?国内外有不少担心。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明显冲击，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冲击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冲击，完全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长远来看，以防疫斗争为契机，可以抓住机遇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该做而没有条件、没有共识做的事，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并可控
这场疫情病毒来势凶、疫情传播烈、范围扩散广，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如果不及时控制，确实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1、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总体可控
从去年12月份，疫情开始蔓延，中间还包括春节这个本来就较少生产活动的时间，感染人数也远低于已导致14万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国流感规模。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稳下降，正在积极复工复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时间上是有限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人员流动、流通和预期，而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没有受到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很快就能恢复生产生活。从疫情影响的行业看，工农业等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影响比服务业小，疫情之后，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带动服务业恢复繁荣。我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替代线下，完成大量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为减缓疫情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疫情国家的比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深受传染病困扰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治理薄弱、社会动荡的国家，只要疫情及时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响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美国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国流感季，3000多万人被传染，3万多人死亡，但都没有改变其长期经济趋势。2016年，巴西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确定为PHEIC，有近150万起感染病例，但当年巴西经济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涨，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约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为防范病毒遗传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质量却提高了。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更好、应对疫情能力更强、制度优势更突出，就更能有效应对疫情，减缓对经济的冲击。在疫情早期，社会对疫情和经济增长前景一度出现恐慌，近日来，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这种由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二、我国经济比“非典”时期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本身也在进行深度调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经济风险，实质是早已存在、迟早要爆发的问题，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原有增长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矛盾，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压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把应对疫情和供给侧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减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1、同“非典”期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已经减弱
有人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强。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区间，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更严重，这种分析其实不成立。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依赖程度很高，企业一旦停产就直接降低供给，拉低经济增速。而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规模型扩张的依赖正在减弱。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疫情对劳动力、工时、原料甚至资金的暂时影响，都可以通过复工之后提高产能利用率补偿回来，能够快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好比，同样是摔个跟头，跑得快时很可能比跑得慢时摔的要更严重。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增强了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叠加，一些风险实质上并非由疫情导致，而是长期存在、已经和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优势，缺乏创新和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产业结构碎片化，一旦产业链关键节点“失守”，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部分企业平时缺乏风险意识，杠杆率过高;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平时难以完全暴露出来，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扭转脱实向虚、补上创新驱动等短板，取得了积极成效，缓解了企业负担，创造了有效需求，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增强了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全国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次强制性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是有粘性、滞后性的。在正常条件下，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容易面临各种既得利益关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当于宏观经济上的一次紧缩，对现金流结构不合理、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行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产业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过剩产能，利用短期的休止，为那些潜在的新动能、新业态腾出了发展空间。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复工，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通知湖北籍员工弹性办公，并全勤计薪，既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又符合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这些在客观上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有好处。
三、补足卫生健康事业短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疫情深刻警示社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果医疗卫生偏离公益性方向，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将给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和损失。经此一役，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从而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带来强大动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GDP有巨大带动效应。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投资1美元在疾病预防上，就将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以及延长寿命方面为社会带来至少7美元的回报。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医学研究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对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实现人均GDP0.8%的增长。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为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严重不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仅有14%;2.9亿高血压患者、4000万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专业照护力量。经过防疫斗争，全社会一定会有更大共识，尽快补上这些短板。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这些都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补足公共卫生短板，对促进投资和就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每万人全科医师数仅为2.16，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古巴在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优于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却只是美国的5%，成为全世界的样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古巴给每120-150个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个家庭医生诊所，设在这些家庭附近。家庭医生上午在诊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访出诊。2009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古巴时，专门考察了全科医师诊所，称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古巴这种配置水平，我国大约需要400万名家庭医生，按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两倍(每年16.5万元)为全科医师发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亿元费用，仅相当于目前每年卫生总费用的增量，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压缩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财力办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这种配置，不仅将成为基层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可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让每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和消费。
四、化危为机，采取战略性举措，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疫情的发生是坏事，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所以明确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聚焦资源进行投入，从而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许多行业和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甚至已经走到了前沿，这种“后发优势”逐步削弱，部分行业和企业一时难以确定新的投资方向。而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打下进行更深入评估的经验和条件，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疫情打击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只是暂时被抑制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只要顺势而为，疫情之后化危为机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费。受影响较大的零售、餐饮、旅游、会展、娱乐等行业，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非典”期间取消五一黄金周，200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从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弹到22%。2003年，国内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长27%。2003年，首都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弹到51%。疫情还给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契机。2月3日，就有1000万家企业使用某平台进行在线办公，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通过网络在线上课。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虚拟商务、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产品形态将更加细分和丰富，从而催生了有潜力的新业态。
二是加快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投资考虑的是长期收益，传染病作为短期事件，对投资影响有限。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本已出现投资动力不足，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技术和项目储备有限，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等短板领域，由于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国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达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制药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仅为5%左右，而同期美国接近19%。医疗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线上咨询平台，指导公众居家预防、合理有序就医。健康信息化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计划，投入超过750亿美元，创造了21万多个工作机会。疫情防控呼唤现代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交通、物流、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这些领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转化为新的投资空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全能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向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弥补疫情对投资的可能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时有部分闲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为其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运营的质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形势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结束导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颈。而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处理对外经济问题的大逻辑。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我国党和政府处置此次风险的措施和力度，对中国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踏步走出去，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支持，树立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和绿色发展。疫情有利于促进经济布局优化、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返城推迟，这同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撑的增长方式有关。这种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威胁了生物的多样性，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降低人的免疫力。尽管疫情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还不完全确定，但这次疫情确实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否则一切经济增长都等于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微循环”。
当前，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生产力宏观区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鼓励回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既能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也能够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以人们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契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启动农村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再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能再造青山绿水和健康中国。
五是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个春节，飞速发展的中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让人们警醒和反思“唯GDP论”的发展方式，许多人认识到牺牲健康去埋头赚钱是不划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竞争力;为保经济增长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也是不划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经济活动暂时减缓，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过去对生产要素的透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次疫情还是一次局部战争的考验，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全民大动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压力测试，是一次应对紧急情况的大演习。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风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卫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社区工作、基层党建等，养成更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域不一定直接产生GDP，但是却能带来现实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织牢织密社会安全网，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五、充分借鉴和发挥我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次疫情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也相当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优势，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将来应对更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我国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旧中国瘟疫遍地，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新中国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优势，短时间消灭了旧中国肆虐的肺结核、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三级卫生保健网等被国际组织誉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医疗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战胜了更加严重的疫情。应充分宣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推动公共医疗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中国经济有应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经验。新中国遭遇过侵略者的细菌战袭击，遭遇过封锁禁运和百万大军压境，遭遇过核战争威胁，遭遇过重大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从容果断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1964年，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争威胁，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军事威胁，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以“备战备荒”这个底线思维去谋划发展，对今天是有启发性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金融危机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发展、南海岛礁建设等重大举措，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在重大危机面前有效迅速做出决策，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集中力量进行投入，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局，并赢得重大战略主动。这一优势也必将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作用。
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经过防疫斗争，全国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强，更加认同“四个自信”，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发自内心的说，让他们打心眼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信心和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充分肯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不计一切代价进行“饱和式救援”，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在灾难面前陷入党派倾轧、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缓慢、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结盟发“国难财”的体制不可比拟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金融体系形成合力保障资本市场稳定，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国有经济表现出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应该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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