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给自己有个定位：半个懦夫。
五年前，我又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定位：一个懦夫。
这种转变，表面看起来是承认自己的不足，能正确认清自己的斤两。
然而，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形势让人改变了心态，自觉言行更加受制于约束。换句话讲，是感觉自由空间变小了，内心隐含着不少怨气。
如今，我又开始重新思考自由空间的问题，不再以自己的时空自由度来判定国家自由空间的大小，更不想以自己的是非假设来检验法规条约的真理性。个人空间是国家空间的组成，但个人空间太大，也有可能挤占他人的空间。
基于上述认识，我有时会感觉自己仍在进步，阶段性空间的缩小不完全代表我身上懦弱因素的增加。
不妨先讨论一下国家总自由空间的趋势性变化。
与自由相对的是约束，约束越多，自由就越少。人类自由之所以会不同于动物界的自由，原因就是有了约束，也可以称为纪律或法律。它的作用是规范和确定自由的边界，避免人类自由动物化。
自由与约束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以几点：政治，经济，人身，财产。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人对自己定居、流动和自我掌控的自由度一直在增加，限制性约束一直在减少。也就是讲，人身自由权在扩大。关于财产，虽然多数人增长跟不上时代增速，但处置权是不断增加的，继承、转移、赠与等受限极少，甚至比西方国家都要自由，几乎无税赋克扣。经济活动的范围很宽泛，就业薪资、创业、投资等方面都包含在内，毫无疑问，中国人的经济自由空间也是一直在放大，并且趋势没有变。政治空间，我们必须看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短期，处于阶段性波动状态，长期，仍然会呈向上趋势。
综合起来讲，中国国家总自由空间正处于扩张阶段，并非萎缩阶段。
建立在国家总自由空间放大的前提下，讨论个人空间的大小也便有了基础，总空间放大，意味着个人平均空间的增加。讨论自由，引入“平均数”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接受，正如平均财富的虚伪性一样。但国家是一个大系统，系统总能量通常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分子，研究其总自由能量和平均自由能量具有宏观上的信号意义，反映的是方向性问题。
当然，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对象，都只会最关心自己的自由性，探讨个体自由空间的大小、构成、价值、影响因素等就变得更为关键，“我的空间，我能做主”才能称之为自由空间，虚拟性空间和被替代的空间都是无用空间。
如果把个人空间又做进一步细分，大概可分三个方面：生活空间，工作空间，政治空间。在讨论之前，必须做一个定性判定，空间大小只意味着自由度大小，并不与好坏构成简单对应。你个人的空间大，放到一个社会，也许就侵占了他人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味强调个人无限自由的原因所在。
一夫一妻制，这是当今法律给予中国所有人生活的一种约束，14亿人的自由度在法理上等同的。如果把约束稍微改变一下，公民可以选择一夫一妻，也可以选择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特有能力的人，一般能力的人，能力很差的人，在法理上就给出了不同的空间选择，部分人自由空间会放大几倍甚至是无数倍，有些人的空间就会被压缩为零。这个时候，越强调自由，有能力的人掠夺一般人和能力很弱者的空间就越多，自由的无限性会表现为社会整体负值。
从道德的视角看，近四十年比更早期的三十年，两性关系的自由空间出现了无限放宽，在两性人数基本平衡的前提下，有些人一定在明面或暗面上占得了极大的便宜，而另一些人则只能明知、暗知或不知地吞下吃亏的苦果。
垃圾分类，对每个人来讲，约束都在增加，随便扔垃圾的自由度在减小，标准越严格，麻烦就越多。但这种自由萎缩的过程却是对每个人健康都有利的过程。
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时代，每个人的工作都遵循分配制，既反映了个人能力，又反映了体制的统筹安排，但个人选择自由空间小。后来，所有制约束被打破，自由择业成为中国主流，对每一个人而言，选择空间都变大了，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然而，这仅是工作空间的一个方面，择业只是工作的开始，工作保障、待遇保障和退休后的保障是工作空间的另外几个关键部分。择业更自由，保住位置的权利就会变小，过去，没有下岗一说，国家或集体负责了你的一生，现在，你的工作只是一个状态，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待遇和保障也会随之失去，这是择业自由空间扩大后的代价。当然，这也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自由的扩大，仍然是强者通吃的局面，强者既扩大了自己的自由和保障，还决定了其他人的自由和保障。
政治空间，如果把范围缩小一点讲，无非就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问题，或者说议政与执政的问题。人类政治文明在进步，中国也不例外，政治自由空间一直在随着大势膨胀。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进而决定了个人自由空间分配上的差别化，有些人感觉自己的空间在缩小，有些人一定感受到了空间的不断扩大。对任何人而言，经济能力都在决定你的政治空间，即使有空间的代际传承，也需要经济基础做保障。
任何人都有无一例外的共性：寻求某种空间的扩大，一定含有目的。
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了几十年，相当多的家庭感受到了亲情困惑、教育困惑和养老困惑，于是，很多人就想尽办法推动生育自由，由一胎政策扩大到二胎政策，还在推动三胎甚至是完全自由。尽管政策空间的扩大不一定能推高生育率，但它给出了人性本该有的自由梦想，保证了自由意愿存在实现可能。
户口，对应着权益，哪个地区权益特殊，哪个地方的户口管制就严格，看中国的特权分布，户口是最重要的观察窗口之一。中国首先打破的是一般城乡户口限制，接着打破的是省会城市的户口限制，再接着打破的是一线城市户口限制，现在只留下几个最难啃的“特区”。人们不停地呼吁扩大自由迁徙空间，意味着中国多数人在要求获得权益分配的主动性。
在争取言论自由空间扩大的过程中，最近有两个说法非常流行：一是“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是“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单纯分析这两句话，都没有错。但是，没有错的说法是基于广义的认知，具体到某一事例则需要慎重判断。汉奸是人吗?当然是。但是不是可以让汉奸随便说话呢?港独声音，台独声音，是不同的声音吗?当然也是。但是否也要允许呢?这就涉及自由空间的立场违法问题，也即触碰到了约束限定的自由边界。
当方方怼政府的言论获得好评时，方方和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自由的体现。后来，反对方方的人渐渐出现了，并且声音慢慢盖过了支持方方的声音。于是，“方方们”就开始扣帽子，认为这是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她们没有想到，反对方方的声音不也是“不同的声音”吗?不就是两种不同声音在争夺自由空间的时候，空间态势发生了突变吗?这次争论或者说斗争，恰恰表明国家大系统允许不同声音的自由竞争达到新高度，谁胜谁负，无关约束性，只体现力量对比。
另外，方方和梁艳萍之流渴望打开自由空间的目标还真不只是为了言论自由，更有自己的名利目的。同一空间，对部分人而言，是纯粹性空间，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则是逐利性空间，没有名和利，方方写日记的方式、方法和持续性就会完全不同。
自由空间，因为有“自由”两个字的存在，大家都以为是公平的。
实际上，在同一个空间里，自由也有排他性，或者说异己性。吴稚晖、蔡元培和章太炎当年表面上都是为了言论自由而奋斗，但各自的内心却不一样。吴、蔡二人为了自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告密了章太炎等左翼七君子，把他们送进了牢房。鲁迅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一篇杂文作注释时是这样描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两个类型，一类是章太炎型，一类是吴稚晖型，一到紧要关头，就泾渭分明了。还有，鲁迅先生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主要就是为了指出吴的鬼蜮用心，使其不致“物能遁形，贻患千古”。(摘自《报海旧闻》第5页，这里的“报”指大上海的《申报》)
在同一约束条件下的自由空间里，一般人和精英权贵所能获得的实际空间也是大相径庭的，一方面源于人的能力有强弱，最重要的根源则是经济基础和权力基础。越是乱世，同一空间里不同人的自由分配差距越大。
为什么近些年中国媒体如此热衷于推销“中华民国”?民国范，民国风，似乎成了某些文人雅士的高尚情调，流氓土匪甚至也要凑过来附一下民国风雅。
民国好不好呢?对某些人确实好。比如说，“流土黑”一类就喜欢民国风，流氓土匪黑社会头子杜月笙近些年又被中国媒体给美化到极点，不但把他身上的黑洗尽了，还把他塑造成了大英雄，谁要是反对，就被回击“有本事，你也干出杜某人的事业出来!”。恶、霸，坏，抢，都不要紧，只要干出点“大事”来，黑白也便不重要了，还是两只猫的关系。杜月笙、黄金荣是民国个案吗?不是，各地都如此，长江口的红帮头子徐朗西，武汉的红帮头子杨庆山，天津的德义楼楼主，广州的咸肉庄庄主，等，遍地都是，乐者至极，悲者焦敝。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人悲土裂，生灵涂炭。可是，张学良、宋子文、陈希之流却最喜打高尔夫球，士兵防空打靶，官员挥杆进洞。这样的自由，几人能享受?
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把民国时期说成是中国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果真如此?
先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冯玉祥文集》，全面抗战爆发后，冯将军写文章只能“××”取代“抗日”，因为蒋介石不允许国民党官员公开写抗日文章。
对知识分子，是否是黄金时代?当然也不是。下面给大家先摘引部分国民党全面抗战前的管制性法律(我都有全文资料，不详引。)。
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宣传品审查条例》发布。
1930年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出版法》公布。
1931年1月31日，《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公布。
1931年10月7日，《出版法细则》出台。
1932年10月8日，《内政部令各省查禁非法刊物》出台。
1932年10月12日，《修正民众组织团体方案》出台。
1933年10月30日，《蒋介石重令禁止普罗文学》发表。
1934年3月17日，《国民党修正新闻检查标准》颁布。
1934年3月20日，《国民党各省市关于取缔反动书刊的报告》发布。
1934年10月，《国民党政府查禁文艺书籍密令》出台。
1935年底，《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出台。
以上法律法规，内容非常具体，禁言非常广泛，特别是对左翼知识分子要求极严，但对右翼知识分子是非常宽松的。换句话讲，你跟着国民党走，你就很轻松，很自由，你跟国民党和蒋介石对着干，你就没好果子吃。有关左翼知识分子受到的压制和迫害，推荐大家阅读《左翼文艺运动史料》一书。
今天的部分知识分子，既想开拓无限自由，又不想跟着共产党走，还要迷恋中华民国。真要实现这三合一的梦想，得给公知们多大的自由权限啊!
如果给了公知们的所谓无限自由，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
先给大家讲个小历史，《申报》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大报，读者甚众。1941年后，该报的社长叫陈彬龢，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倡导言论自由。不过，他利用《申报》的招牌，长期出卖着“东亚共荣圈”毒药，偶尔以进步文化人身份写些“进步”文章。其实，这个文化人在“一·二八”时就被日本收买，早已成为日本驻沪机构的特务，抗战胜利后，他才被查出是埋藏得很深的汉奸。
这里，我不得不提出自由空间的另一个区分——国内空间和国际空间。
有相当多知识分子，挖空心思地拓展国内空间，而其实际追求则是借此拓展国际空间，国内空间为其积累民意基础，国际空间为其赢得名声和利益。比如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之流。他本已是美国人，但他仍打着“中国人”之名推动着国内同流的自由空间，他在美国没有多大空间，但因为国内有着普遍的媚洋心理，这会让他同时在两条船上捞取利润。国内象他这样的人多吗?多得很，越知名的大学里，这类人越多。
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佳，与“中国文人”密不可分，“中国文人”与“文人”是两个分类，前者是以讨洋人欢心尤其是讨白人欢心为己任的小群体，后者则是一大类人的称谓。讨好洋人的过程必须以丑化同胞为能事，“中国文人”获得的国际空间越大，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就一定越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人象“中国文人”那样卖力的丑化同胞和祖国。
公知迷恋并高呼追求民国自由化的一个迷惑性理由是“民国出了很多大师”。
有关“名国大师论”，我曾经有专文反驳，今天不展开，只单独否定一下“文学大师”这一说法。民国时代，的确出了鲁迅这样的大师，但并不是什么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很少，加之乱世，能冒出头来的人，少数知识分子自然更容易被夸大神化，“方鸿渐”被热捧，是因为“方鸿渐”太少。“文学大师辈出”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时代文学地位的退潮，旧时代，文人的国学修养普遍较高，著书立说水平较之后期确有过人之处，高在文学修养和国学功底，决不是作品本身已经上升到大师级水准。
需要提醒一般读者的是，观察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不要单看公开的媒体空间，还要看其作品空间，不能在公开媒体讲的话，他们仍然可以放进书里，《软埋》虽暂被约束，但类似书籍仍充塞着整个书刊市场。因为疫情，多了些时间，在图书市场翻看了一些书，让我不得不佩服知识分子的夹带能力，文化出版事业的民国化空间已经打开，并且在不断扩展。
说句真心话，我偶尔也会很失望，自己弄了一本书，审核一年多，还是因“敏感”而停滞。于我而言，至今都不知道哪里敏感。在文化空间的竞争中，公知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自由空间，还有短期空间和长期空间两种趋势，短期具有波动性，长期取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近几年表现出来的网络左倾化现象完全是一种假象，并不表明左翼空间真正得到了拓展，短期的假象源于其“实用性”，它可以帮助部分人赢得时间和空间，至少可以借此减少来自某些极右人士猛烈的攻击，在同国内外意态斗争的被动态势中获得一些援助。长期看，只要资本权利持续壮大，自由空间的决定性因素一定是它。
话题再回到文章的开始，我曾经说过自己是个懦夫，现在自信成熟一点，准备给自己定位成“平庸者”，比懦夫略为健康一点。因为平庸，所以期望值不高，期望值不高，也就不必通过踩红线的手段赢取名利，遵纪守法和国家至上是言行准则。
“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所有问题;没有民主，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是我对拓展某种自由空间的长期看法，不会因时、因事、因势而改变。但是，只要宪法基础未变，我的文章，我的言行，都会被我自己限定在合法空间，决不会冒险闯入非法空间。
任何国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立法权、决策权和执政权，“被代表”是所有政治模式的实现形式，没有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采取过“全民议事制”。未来，全民努力方向是推动公民对代表权或被代表的过程都有不断民主化的改革安排，即使是被代表，也要有自己的真正参与和授权，参与和授权的自主度，反映该方面自由空间的大小。
人，是动物，是一种吸食情感又排斥情感的动物，本性上追求无限自由，能力上又无法获得等量自由，情感上就渴望自由有边界。这告诉我们一个简单道理：自由的性质、空间、收益和维持能力千差万别，不要迷信统一标准，符合自己，才是真的自由。一手要推动自己想要的自由，一手要防备别人侵犯自己的自由。
写于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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