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个是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极端美化，似乎只有在那里才有铁血抗战、慷慨悲歌，挽救了中华民族;
另一个就是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敌后抗战的极端丑化，似乎“敌后”是一种伊甸园般的舒适所在，共产党就在那里很安闲地“七分发展”，静候国军和日军两败俱伤，然后出来“摘桃子”。
更令人感到可气又可悲的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新右派公知，非常不厚道地忽悠他们的脑残粉，以及脑回路时断时续的国粉，故意望文生义地把“敌后”解释成“后方”——既然是“后方”，那就一定不会有什么战斗，至少不会有激烈战斗。
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如果一定要给“敌后”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
敌后，是敌人的后方，是“前线中的前线”，是“超级前线”!
国军的正面战场，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是一面当敌，必要时还可以向后方撤退;
但“敌后战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四面当敌”，并没有后方可以从容退却，只能从日寇扫荡的缝隙跳到“敌后的敌后”。
国军的正面战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战斗时断时续。只要日军不主动发起进攻，国军从来都不主动攻击日军。
但敌后战场的战斗，则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天天都要战斗。
二
敌后战场，战斗的激烈程度，超过了正面战场;
敌后战场，对抗的日军兵力，大部分时间也超过正面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军的侵华政策归于彻底失败——日军不仅不能“以战养战”，从占领区汲取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反而要从国内继续汲取资源投入到敌后战场的“无底洞”中;
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的主战场。
由于敌后战场成了“前线中的前线”，背面变成了正面，国军的“正面战场”，事实上变成“次要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特殊形态，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三
口说无凭，直接看数据：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这场会战，再次以国军的巨大伤亡和武汉沦陷而告结束。
但是，日军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一鼓而下重庆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开辟敌后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
这个时候，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刚刚一年。
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显示，从1938年底开始，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共24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9个师团、13军4个师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和华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1军的4个师团担负守备和战略牵制任务，只有11军的7个师团主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13个师团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7个师团对付国军——哪个战场是主战场，哪个战场是次战场，这还不是一目了然吗?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国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日本关东军除外)的比例，分别达到62%、58%、75%、63%、58%。
四
兵力分配的情况如此，战斗情况如何呢?
从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万余次，粉碎日军1000人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军即歼敌11万余人。
1941年和1942年，日军为将中国占领区变成其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更加强调打击敌后抗日武装。
两年中，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达132次之多，使用万人以上至7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27次。
这样的规模，按照国军的标准都是“会战”!
也就是说，国军抗战八年打了22次会战，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两年的时间就打了27次“会战”。
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时，采取空前残酷的“总体战”，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生存条件。
到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长达11860多公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相当于地球圆周的1/4。
五
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不仅面积大为缩小，人口也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则由50万人减至40余万人。
1943年，日军仍强调，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a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
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战报统计，1943年该方面军与中国军队交战1.5万次，其中与中共军队交战的次数占75%。
虽然日寇穷凶极恶，但敌后抗日军民也不是吃素的。
经过艰苦的战斗，1943年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开始好转，抗日根据地人口由5000万人上升到8000万人，敌后抗日正规军由40万回升到47万人。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
敌后抗日军民也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60余座，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000多万;并把日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1945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已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人口近一亿，正规军发展到91万人，另有民兵220万人以上。
此时日军已经无力与敌后人民抗日武装进行“治安战”，抗日战争获得了最终胜利。
日本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记述：“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与此同时，正面战场的国军仍然丧师失地，被日军撵得到处跑【点击阅读】，国军的“大反攻”根本就没有开始，“胜利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六
敌后战场的辉煌成就，和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指导有关。
在人类军事史上，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把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地位。
在战争模式上，毛主席提出了“两个战场”的设想。
他于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针对中日两国综合实力的考虑，指明第二战场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在战争初期一个强而小的国家攻击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这样，“两个战场”的构想就非常清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也非常清晰了——敌后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配合国军正面战场，而是具有单独的战略意义，是击败日本侵略的主要战场。
为了从战略上筹划好敌后作战，毛主席确立了抗日游击战争六个方面的战略问题：
一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是建立根据地;
四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是向运动战发展;
六是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主席认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这六个战略问题的确立，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框架。
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全面抗战一开始，八路军就从山西向整个华北日占区拓展敌后游击战。
1938年5月，新四军也进至上海与武汉之间的长江南北日占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第二战场正式形成。
敌后战场的形成，迫使日军除了在他们擅长的正规战模式下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还不得不在他们不擅长的游击战模式下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从而始终处于两线分兵的不利战略态势。
这注定了他们必败的命运。
八
下面是一张抗日战争的态势图——
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长征时期毛主席坚持北上抗日的决策是何等英明——
延安地处西北，但最靠近华北，远比重庆更接近抗日前线，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合适地点。如果按照张国焘的南下逃跑路线，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和红军在政治上何等被动也就不难想见了。
概而言之，敌后战场抗击了大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成为抗日主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九
但是，敌后战场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拖住，消灭了几十万日军，更在于根本击破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战略”。
日本作为一个只有七千万左右人口(1937年)的弹丸小国，之所以敢于以“蛇吞象”的态势侵略中国，除了它已经先于中国完成了工业化，还在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数次被异族统治的历史。
这些统治了汉民族的“异族”，如蒙元、满清等，人数都远远少于汉族，但他们能够在被征服的汉族地区组织起规模庞大的军队，然后统驭这些军队灭掉汉族的宋、明政权。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因此狂妄地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蒙元、满清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到。
的确，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几百年前成吉思汗统治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可能会重演。
那时，绝对人口并不多的蒙古人，率领着满族人、契丹人、北方汉人、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回族人部队，打下了大半个欧洲后，回过头来又灭掉了南宋。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梦想能够以中国丰富的物产为资源，以中国庞大的人口为劳动力和兵员，由少数精锐的“大日本皇军”驱使着由朝鲜人、台湾人、“满洲国”人、察蒙人和汉族人为主体的仆从军，赶走英美法荷等老牌殖民势力，建立日本自己主宰的新殖民帝国——“大东亚共荣圈”。
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这一“大战略”被彻底粉碎。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人民武装，不仅在中国大陆牵制住了日本陆军主力，而且牵制、消耗了大部分朝鲜仆从军，几乎全部的台湾仆从军、伪“满洲国”军、察蒙仆从军、华北伪政权和南京汪伪政权的伪军，并使得日军不能利用山东、华北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日本军部曾计划把华北建成规模超过日本本土的煤钢基地。
这一战略，迫使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得不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南亚派出自己的本土军队，并在美军优势火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战争潜力迅速耗竭，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敌后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绝不亚于苏德战场上的坦克大会战，也不亚于太平洋战场上美日海空大战，更是孱弱的国军正面战场难以望其项背的。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本被锁定在“穷酸帝国主义”的状态，不能把初期的胜利转化为资源，而只能变成包袱和绞索。
敌后战场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是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是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值得今天的我们永远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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