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汪海林、宋方金等111位影视从业人员联名发布公开信抵制郭敬明、于正9天后，在法院判决郭敬明抄袭庄羽小说《圈里圈外》15年后，郭敬明道歉了。
12月31日0时0分，郭敬明压点发布道歉长文，正式向庄羽道歉。
2020年，好消息不多，这算是迟来的一条。
应该向参与联署的111位影视从业人员表示敬意，这是多年来文艺界绝无仅有的维护自身尊严的行为，打破了一条重要的潜规则。
这条潜规则就是：圈内人士都不对圈内人士的非道德行为、甚至非法行为提出公开批评或抵制。
这一潜规则，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每个精英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破坏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方式去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必担心受到圈内人士的揭露或抵制。
因为有这样一条潜规则的保护，很多精英圈子，尤其是文艺界成了一个无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越是没有底线的人，越是活得如鱼得水。
郭敬明、于正这些被受害者起诉并经法院裁定抄袭属实的人，居然继续招摇过市，不臭反香，在电视节目中充当“导师”，这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系统都丧失了道德感。
试问，郭敬明“导师”、于正“导师”，能把青年“导”到哪里去呢?只要能够成名和发财，就是当小偷也无妨吗?
毫无疑问，郭敬明也好，于正也罢，作为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不会为中国增加荣耀。
他们成为文化偶像，成为社会成功人士，甚至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美国和西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请想一想，如果美国和西方以他们为例指责中国没有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原创性劳动的文化，我们该如何为自己辩白呢??
事实上，法院如何判决是一回事，社会能不能出于自尊和道德感自发地进行“社会驱逐”，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互相替代，而后者才体现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甚至决定了这个社会和国家是不是值得尊重。
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曾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水平，雷锋这样的模范，《今天我休息》这样的电影，都比较集中地折射、反映了当年的社会风貌。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对道德进行解构的潮流开始出现了，理由是提出道德要求会导致虚伪。
应该承认，虚伪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但把道德要求一概指为虚伪，根本目的则是服从否定一个提倡“大公无私”历史阶段的政治需要，同时也为精英阶层肆无忌惮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扫清心理障碍。
03
111位影视从业人员发起的文化自净行为仅仅是一个开始，能不能根除这种现象，还不能过于乐观。
最近，在英国感染新冠肺炎病殁的傅聪，又受到主流媒体的追捧，他在1958年的叛逃行为，竟被美化。
这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主流精英，仍然在为否定一个时代的政治需要而鼓励在任何国家都会被唾弃的叛国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傅聪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忏悔，而始终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
必须终结这种现象了。中国要崛起，无论内政外交，社会风气，都要有浩然正气!脑后拖个辫子是不能被世界尊重的。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许个愿吧：
2021年，让光荣者享受光荣，让耻辱者蒙受耻辱，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正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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