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贵州榕江的“村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现象级热点。但村超给榕江带来的，远不只是流量和游客。足球场上的全民参与，让一个曾经并不起眼的黔东南县城焕发出耀眼的精神。球队扎根于村、代表着村，每逢比赛，父老乡亲穿上民族服装，带着西瓜、百香果、卷粉等土特产来到现场，为自己的球队呐喊，为自己的村寨代言。村超的热火已经冲出榕江，燃遍全国，走向世界。足球由此成为连接村庄、连接人心，也连接村庄与世界的纽带。在许多贫困乡村仍然在挣扎探寻发展道路的今天，榕江所迸发出的蓬勃活力令人喜悦和振奋。
榕江的经验是什么？榕江的活力从哪里来？吕新雨老师认为，村超的成功不是营销的成功，而是基层治理的成功。榕江没有花钱购买流量，而是从发动群众开始：干部先学短视频，再走进村寨教农民拍摄、剪辑、直播；农民不会商品上架、客服和发货，就有相应的组织和公司提供服务。从干部带头到群众参与，从球场比赛到村寨生活，一套具体的组织和动员机制，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从旁观者变成了热情洋溢的参与者。吕新雨由此看到了一条“鲜活的群众路线”。
而村超也在改变人民的生活。流量进入村庄，与农产品、电商、文旅和集体经济发生联系；村集体通过租金、项目收益等获得收入，用于公共设施、村民分红、照顾老弱。“村超”品牌也在积极探索把收益反馈给村集体，让群众进一步受益。村超通过“人民足球”走出了一条让人耳目一新的乡村发展道路。
吕新雨老师的讲座让我们透过“村超”的火热，看到蕴藏在群众之中的伟大力量。我们期待，由“人民足球”激发出来的人民力量，不仅能促进集体经济、让村民享受部分分红，更能进一步激发集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强化农村社会的组织力和生产力，以共同应对市场的冲击和风险，使这份组织力量成为乡村振兴持久的动力源泉。
主讲人 |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影视理论、中国新纪录运动、“三农”问题等。
文字整理及校对 | 净怡 笑的风 侯农 张毓 姜饼
责编 | 惊雷 御寒 侯鼓
审核 | 吕新雨
后台排版 | 净怡
一
村超如何带动地方产业：从“百县村超”说起
村超最近正在举行全国赛总决赛。因为一共有来自约百个县的105支球队参赛，所以这届比赛又被称为“百县村超”。总决赛期间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西藏昌都有类乌齐、卡若、八宿、申扎派四个县的足球队来到现场，其中前三个县的名字被紧张的主持人错念、漏念了——这些县名是从藏语翻译过来的，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结果，名字出错的三个县都因此出圈了，全网都在为“用脚下足球让全国记住名字”的故事热血沸腾，他们也都杀入了16强；名字被念对的申扎县反而没能进入16强，申扎县的带队女副书记临别时动情地说：“羡慕但不嫉妒，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西藏的每个县都能火，一颗珍珠不算亮，但串起来就是美丽的项链。”这位副书记的发言被拍成短视频放到了网上，竟然引发了一波新的关注，这个县也就以这个方式出圈了。
当时的村超主持人很内疚，晚上专程去酒店道歉请客，但账单被西藏队员提前悄悄买了；后来主持人抓住每一个解说的机会，为四个县的文旅做宣传，最后的结果很温馨——四个县共同为主持人颁发了“文旅推荐官”。
“百县村超”现场的西藏各县代表队
图片来源：公众号-榕江发布
村超正是这样一个特别擅长生产正能量故事的场域，这也是它“传播生产力”的体现。从这里也能看出，村超正在试图把自身品牌打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性品牌，像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那曲，也派代表队来到了村超现场。这是村超的第二步——从全县人民一起玩，走向全国人民一起玩；村超发展的第三步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全世界人民一起玩，这个故事后面我会说到。
不过，关于村超的误解也挺多。我最近看到观察者网上一篇题为《城市容不下灵魂，乡村容不下身体？在这里，快乐能变现》（在观察网网站上题目改为了《热火朝天的村超，是“不务正业”吗？》）的报道。文章后面的读者留言中，各种声音都有，其中不乏对村超的严重误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尽管今天很多人都在关注村超，也有很多人从不同视角解读它——村超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多面性事件，不同视角所见可能不一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村超。
讲座前推送的文章《吕新雨 | 村超的千亿流量从哪里来？》里，我侧重讲的是村超火爆之后的持续发展，以及2025年榕江洪水之后的情况。今天这场讲座，我先介绍一下村超火起来之前的基本情况。
村超现场 | 图片来源：讲者PPT
榕江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总人口38.5万，其中少数民族占83.9%，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曾是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革命老区之一，也是扶贫开发重点县，2020年底整县才实现脱贫摘帽，但今天仍然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村超从2023年开始火爆，当年就创下700亿次流量，接待游客7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3.98亿元，并因此获得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的点赞——“‘村超’‘村晚’活力四射”。到今天，全网流量已达1600亿次。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再次为村超点赞——“‘村超’‘城超’热闹非凡”。可以说，村超是一个史诗级的传播现象。从我们新闻传播学科的角度，我把它概括为：“村超就是大传播，传播就是生产力，传播是村超的发动机。”
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向榕江县要了截至2025年底的一些最新数据（今年的数据还未公布），尤其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集体经济方面的数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县共培育州级以上农业重点龙头企业33家（省级5家、州级2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618家（省级示范社21家、州级示范社38家）、家庭农场148家（省级示范24家、州级示范20家）。
榕江县出台村集体经济发展十条路径，争取中央、省级财政扶持资金超4100万元，盘活农村“三资”，发展特色种养、文旅、电商产业，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5890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58亿元。
2025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4.55亿元，同比增长1.7%，总额比2020年增加16.03亿元，年均增长4.2%。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大个体）数量由2020年的22家增至2025年的57家，企业（大个体）数量实现翻倍增长。
2024年，榕江县地区生产总值达104.96亿元，成为全州第三个GDP突破百亿大关的县。2025年榕江县地区生产总值为109.14亿元，同比增长4.6%。2023年至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2745.71万人次，旅游总花费310.01亿元。
榕江县坚持“村超”全民持股，共同富裕，“村超”品牌取之于民，收益用之于民，51%收益用于壮大250个村集体经济，49%收益用于球队、啦啦队建设和青少年训练。
村超以来，全县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缩小，从2022年的3.0降为2.8。
美食方面也有最新数据：
2025年，榕江全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达14.14亿元。据初步测算，截至2026年7月25日，全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达8.6亿元。全县设置了6个美食区、300余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了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的标准体系，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
村超把美食作为主打方向之一，推出了“超好吃”品牌，与“超好住”“超好行”一起，构成一系列“超”字品牌。比如传统的牛瘪、羊瘪和非传统的百香果，现在都成了榕江“超好吃”品牌下的产品。
去村超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牛瘪、羊瘪，但我现在已经很喜欢，也能吃它们了。什么是牛瘪、羊瘪呢？牛和羊是反刍动物，人们把它们宰杀了之后，拿出它们第一个胃里反刍过的青草，把里面的汁水挤出来或者过滤出来，再用这个汁水来做火锅、煮牛羊肉，这就叫“瘪”，这个词是从当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这原本是一种很小众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传统食物。如今因为村超，牛瘪、羊瘪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忠诚镇有一条街专门做牛瘪生意，非常火爆，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瘪城”。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因为这类食物对一般没尝试过的人来讲，确实很难接受。
中国牛瘪之乡——忠诚镇 | 图片来源：小红书
还有百香果，现在正是它的上市季节。大家在抖音搜索“榕江百香果”，可以看到很多农户在直播间卖百香果。微信平台“榕江发布”下面设有严选专区，里面也有百香果，品质很高。为什么说百香果对榕江来说是非传统产品呢？因为百香果是精准扶贫之后，在国家帮扶下才在榕江发展起来的。它特别适合在榕江种植，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品牌水果。
不到四年时间，榕江县就有这么大的变化，确实是现象级的。那么对村超、对榕江来讲，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
村超为什么能“长红”：
干部带头与群众路线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乡村振兴模式，尤其是集体经济模式，所以榕江火了之后，我就很关注，想去看看榕江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网红现象——我们有很多网红其实是“短红”，红完就完了——榕江到底是短红还是长红？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组织形式？会不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中场间隙，身着传统服饰载歌载舞的啦啦队走到绿茵场上 |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2024年暑期，我和学院的同事们——主要是马新观教学团队——就带着新闻学院新闻专业和新闻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本科学生，以及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一共七八十人去了榕江。从我们学科来讲，我们要去破所谓的“张雪峰之问”。
张雪峰曾在给高考学生做咨询时说，如果孩子要报新闻传播专业，家长应该把孩子打晕，绝不能让他报。这句话对我们学科的高考招生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张雪峰之问”也就成了我们学科必须面对的挑战。但在很大程度上，“张雪峰之问”也揭开了我们不愿面对的问题：新闻传播学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对我们很多同学来讲，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研究生、博士，再到高校当老师，整个环节走下来，是没有机会接触中国基层和现实的。什么是精准扶贫？什么是乡村振兴？二者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南方？这些问题，可能都不是在书本上能够真正理解的，所以需要我们去实践。这也是我当时热情很高、带了很多学生一起去榕江的原因。
我先放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我已经放过很多遍了，它是我的同事吴钧老师——他曾是SMG（上海广播电视台）的首席记者——和其他老师们一起带着同学们拍的。这个片子可以让大家，特别是不了解村超的朋友，对村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2024年的故事。
夏小传在榕江 | 视频来源：
视频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时任榕江县县长徐勃在片中说：“村超的传播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核心就是一个‘真’字。自古营销留不住，唯有真字动人心。”我在此插一句：徐勃曾在榕江县党校群里跟同事们一再强调一个理念：村超的成功不是营销的成功，而是基层治理的成功。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个片子里记录的是，同学们用一周时间进行采访，做了三场直播，刚好赶上“七一”。她们每天出报纸，这样大家早晨一起床，就能拿到一份实实在在的报纸；她们还办展览、学唱侗族大歌。教同学们唱歌的杨想妮，后来成为《哪吒之魔童闹海》侗族大歌开场音乐的演唱者。她们每天也在制造动静：在学院官号和全球南方学术论坛官号上每天推送报道。榕江其实也很期待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同学们便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发表在这份报纸上。它既是村超的宣传窗口，也是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平台。这个片子后来我们也带回去，放给榕江的朋友们看过。
榕江新媒体产业园标语 | 图片来源：讲者PPT
稍微关注村超的人，可能都知道那句最核心的口号：“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后来我了解到，这三句话最早由某家平台提出，但真正将其落地、使之成为一条群众路线的，是榕江。我在文章中说：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实实在在干出来才能实现。“变成”本身究竟如何完成，这才是核心问题。
下面这张图，是我在村超产业园拍到的“作战计时牌”。他们将计时牌停在这一天，作为纪念。
作战计时牌 | 图片来源：讲者PPT
让我们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村超是怎么火起来的？
我们知道村超是一个流量巨大的网红现象，于是很多人便认为，村超是由平台催生出来的，因为很多网红正是靠买流量火起来的。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某县悬赏百万，请网红达人把当地文旅做出圈，甚至把百万现金装在一个透明玻璃盒里，摆在路边。我认为，这些做法和村超完全是两种不同模式。
再回到村超。我刚才说过，榕江是中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县，而且即便脱贫，底子也仍然很薄。2023年之前，几乎没人听说过榕江。因此，对从广东派到榕江的县长徐勃来说，他不可能拿贫困县的资金去买流量。今天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没有流量，就不可能有网红。但村超最基本的理念完全不同——榕江有38.5万人民，每人点一个赞，不就是38.5万个赞吗？我为什么要拿钱去买赞呢？我们也没有钱，不可能走那条路。
那么，村超做的是什么？是赋能——用新媒体为当地老百姓赋能，对他们进行扫盲。“万人行动”、村寨代言人、致富带头人，都是通过与社会企业合作，用一套最容易拍、最容易剪、最容易做也最基本的教程，对农民进行培训的结果，这是在村头巷尾、田间地头培训出来的。这就是榕江的动员。我们刚才讲组织动员，动员是第一步：有动员，才有今天的榕江——让每一个老百姓都会拍短视频，都能为自己的村寨代言、为农产品代言。这是榕江的基本逻辑。
赋能老百姓、动员老百姓，需要干部带头，而徐勃书记正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干部。他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徐勃书记1986年出生于江西，是一个农家子弟，2012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他原本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后来有一次去了清华，发现清华同学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深受触动，于是决心考进清华。在清华读书期间，他参加了求是学会和三农学会。毕业之后，他坚决要求下基层，通过选调生制度走向基层，去了中国三农问题很有代表性的东北地区，从镇党委书记一路干起；后来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阶段完成，进入乡村振兴衔接阶段，帮扶模式也从过去的各省“插花式”帮扶转变为整体帮扶——广东整体帮扶贵州和广西。帮扶机制中包含了干部调动，因此徐勃2021年作为帮扶干部从深圳派驻榕江，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2024年任县委书记。以上均有公开材料可查，并无其他说法。
徐勃 | 图片来源：讲者PPT
我去产业园拍摄时，这一模式仍在不断调整。去了村超之后，我才理解村超为什么能够长红：它靠的不是平台，而是一整套基层治理和组织体系，这与县里的乡村振兴工作深度融合。你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目标，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三新农”；它的每一个步骤、阶段都有长远规划，像五年计划一样一步步往前走。它打造了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仍在不断调整完善的组织架构。时间关系，这里暂不展开。
我们邀请徐勃书记来交流时，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他们一直在讲，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这就是他们线上线下结合的群众路线。但活动靠带动，谁来带动？背后需要一个发动机。徐勃书记说村超就是发动机，但村超需要由县里来推动、来启动——没有政府在背后启动，群众路线也无从谈起。
村超现场还有一个特点：把所有步骤都公之于众，让老百姓明白政府在干什么、怎么干、如何一步步往前走。全部告诉老百姓，这本身就是动员工作。从新闻传播学科的视角来看，“宣传”这个词需要从冷战话语中解放出来——宣传从来就是我们党动员群众的重要方式。你到村超看一看，现场就是一个宣传场，各种宣传符号都在场。
群众路线需要与组织路线结合起来。1938年抗战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路线之一。干部的组织路线体现为什么？体现为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当我看到村超时，激动和兴奋之处在于：我看到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群众路线——在所谓后冷战或新冷战的时代，这还是一条活着的群众路线。
三
村超姓“村”：村超的在地化实践
刚才片子里的照片出现了四个大字——“人民足球”，这是我和吴钧及其他几位老师半夜在微信里商议出来的。当时我问忠诚镇乐乡村的村支书：能不能跟着你们的队伍到现场走一下？他说：“可以。明天拉拉队要上场，有忠诚队的球赛，你跟在我们后面就行。”我又问：“能不能向你们学习，也举牌子做宣传？”他说：“可以举。”我们半夜商议，最后认为最能体现我们对村超理解的，就是“人民足球”——走群众路线的足球。
2024年7月华师大传播学院师生参加村超啦啦队
图片来源：公众号-全球南方学术论坛
我们的国际传播也要通过人民足球的方式，把中国式现代化讲出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村超本身也要走向世界，因为榕江的远景目标是带动全世界人民一起参与。所以我们想：能不能和村超一起走向世界，把中国故事一起带向世界？于是，我们就用了“人民足球 国际传播”八个大字，表达我们对村超的理解。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是村超的朋友给我发来的乡村主播啦啦队在现场的画面。这些乡村主播和城市网红主播特别不一样：他们扎根当地，为本土经济服务。西方左翼学术圈特别强调发展的在地化。从这个角度看，村超的乡村主播正是发展在地化的有机实践。城市里的网红主播，代言的产品和他们本身没有关系，他们拿代言费，按品牌方指定方式代言，对产品本身并不了解；但乡村主播都是土生土长的，代言的都是乡亲们的产品。
村超的群众路线实践与国际传播，是一个非常有机融合的过程。徐勃书记也说，做对的事就会有对的人来——这本身就是用中国式现代化理念锻造出来的。这也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工作，包括把马拉多纳签名的球衣送给村超等。同学们的相关报道已经发过，这里不再赘述。
去榕江的路上，同学们在飞机上编报纸，要我写一段话。飞机降落时，我把文章交给他们，题目是《向榕江人民学习，做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先锋队》。其中有一个要点，是贵州大学对外合作处黄剑教授第一次带我们去榕江的路上告诉我的：贵州今天是一个“高速路上的平原”。【编者注：根据央广网数据，过去125.8万座山头将贵州全省切割得支离破碎，但如今，凭借3万多座桥梁和超9000公里高速公路，贵州成了可以顺畅通行的“高速平原”。】这背后，其实是中国工业发展和基建在反哺乡村发展。
2025年9月通车运营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为
“世界第一高桥” | 图片来源：网络
那么，村超为什么姓“村”？到今年，榕江县250个村已经有147支足球队，也就是一大半都有自己的球队。怎么理解球队姓“村”呢？就是说，球队扎根村、代表村，是连接村与市场、村与外界的一座桥梁。只要球队在球场比赛，全村父老乡亲都会穿上民族服装，把西瓜、百香果、卷粉等农产品和文旅产品拿到现场展示。
村超姓“村”特别关键，因为这里涉及村集体经济：如果村集体经济不能可持续发展，就养不活一支球队。虽然球队一开始是村民集资的——比如其中的典型故事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奶奶也会从口袋里掏出50块、100块，支持村里的足球队。前年有一次去村超，我在一个村里发现，前一天晚上全村办了长桌宴，因为他们的名誉村长回村了。名誉村长通过赞助足球队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全村人和他感情很深。他回来时，全村老少都出来，用长桌宴欢迎他。这种体验，也是他在城市里感受不到的。
四
从延安的“隆中对”到“新时代”
的任务：三农问题与共同富裕
让我们稍微回到理论层面：乡村问题、政党问题和全球南方问题。
我曾反复提过《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说的就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共产党宣言》指出，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改变？这是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正在进行的故事。这个任务能否完成，也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能否真正实现。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著名人物——梁漱溟。梁漱溟先生当年也做乡村建设。他说，中国是集乡而成，西方是集市而成：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乡村，西方社会的基础是城市，所以西方有市民阶级，中国则是一个乡村社会——这是很大的不同。梁漱溟抗战前依靠军阀支持搞乡村建设，抗战一爆发，乡建就彻底破产了。他开始投身民主运动，参与组建民主党派联盟。他去了延安，和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延安“隆中对”。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问毛泽东：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农民是动的；而我梁漱溟做的乡村建设，农民却是静的、被动的？虽然形式上看起来和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类似赤脚医生、民兵这些——很相似，但梁漱溟乡建中的农民是被动的，他自己也觉得苦恼。毛泽东怎么回应？他说，农民从来就是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农民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回想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能看到共产党动员下的农民怎样发挥历史主体性。
毛泽东与梁漱溟 | 图片来源：网络
那为什么梁漱溟乡建中的农民是被动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自己检讨过的问题。长话短说，他检讨的核心是土改：他依靠军阀支持，而农民最大的利益诉求是土改，他却做不到。农民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土改才是农民成为历史主体最核心的一环。这是从百年历史尺度来看，中国乡村动员与组织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什么是新时代？仔细看新时代要解决的问题：新时代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中国左翼特别关注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问题；改革开放最大的社会危机，就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自十八大以来就成了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所以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是为改革开放补课，补共同富裕的课。
因此，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十九大上作为新时代的发展任务提出，以举国之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之战。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被进一步系统阐述。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二十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什么叫新发展格局？首先是国内大循环，这意味着东西部之间的循环和城乡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能不能打通，关系着新发展格局的基石能否筑牢。在新冷战遏制趋于极限的压力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就取决于中国乡村振兴能否完成。这是从理论层面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和讨论。
我们再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表述。2022年，脱贫攻坚阶段刚完成不久，也是徐勃来到榕江那一年，《论“三农”工作》出版【编者注：该书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文稿61篇】。我读后触动很大。书里说：
“今天是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决心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四十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是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重塑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我觉得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新的历史“卡夫丁峡谷”【编者注：马克思晚年基于对俄国革命前途的研究，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阶段，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灾难，在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故事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在此基础上，我基于新闻传播学科提出一个概念——“政党组织传播”：把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三位一体融合起来，这是中国政治组织传播的使命。群众路线如何在新闻传播学科中体现？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展开。
五
从榕江到巴西：
村超与全球南方的双向奔赴
2024年，我们把村超的故事带到了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上。当时的国家铁路局挂职干部（干部挂职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榕江县副县长陈学敏在论坛上的发言主题是“全民发动，全民创新，推动榕江高质量发展”。
榕江县副县长陈学敏在全球南方学术论论坛（2024）上分享村超故事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发动群众，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过去梁漱溟遇到的问题是“发而不动”、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这种问题在我们的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中普遍存在：干部推着干，老百姓却觉得事不关己。那榕江是如何做到的？这是我们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图片来源：讲者PPT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上图中间的两位妇女，一位是头塘村的基层女书记，一位是返乡创业青年兰兰——她带动当地妇女从事蜡染，帮助许多妇女实现就业。
在同一个论坛上，我们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和村超放在同一个板块展示。这里简单介绍一下：MST已有40年历史，是拉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社会组织之一，也是全球农民运动的典范。MST兴起的背景，是巴西极为不均的土地分配格局：它是全球土地分配最不均的国家之一，1%的人口占有50%左右的土地。这是殖民时代和封建大庄园制的遗留，且巴西没有经历过土改。MST走的是改良主义路线：农民先找到未充分利用的土地，组织占领，再通过长期占据推动政府承认其分配权益【编者注：MST充分依据巴西宪法中的一项条款，该条款规定土地必须履行“社会功能”，否则可能被判为“无主地”。】。40年来，MST帮助45万个家庭获得土地，成立了1900多个农民协会，形成了全国性自治组织，也是卢拉政党重要的政治支持力量。
我们把MST的州议员代表团带到了榕江。这里再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
夏小传带着巴西朋友看中国
视频来源-全球南方学术论坛
视频最后他们去的寨子是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的发源地宰荡侗寨，在一个偏远的山上。但现在，那里的老人、孩子唱歌，一年就有几十万的收入，彻底改变了命运；很多年轻人原本已经不学侗族大歌了，现在都回来重新学习。
片子里我们看到MST有的议员哭了——他哭，是因为40年在巴西艰苦卓绝的斗争，真的是阶级斗争，所以深有感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和巴西、特别是MST，彼此看见了对方，也彼此看见了自己的历史；我们在MST的历史里，看到了中国革命、土地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MST也在中国看到了共同的历史。
所以巴西朋友们说：我们有足球，有节日，也有舞蹈和美食，但我们没有村超，要向村超学习。片子的最后大家看到，他们在宰荡侗寨现场用葡语唱《国际歌》。
视频详情
当地村超推荐官发布的抖音视频
这是现场自媒体抓拍的视频，因为他们是来自巴西这样的足球故乡，所以榕江老百姓特别热爱他们，配了一个小猫的形象，特别有传播力。
以上是2024年的故事。
MST议员参与榕江县活动 | 图片来源：讲者PPT
2025年，徐勃书记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会，我被聘为了“贵州村超国际传播顾问”。这就是他们的“2块钱工程”——给你发一个顾问聘书，跟你产生链接，然后你就非常愿意去当“自来水”。这是他们的战略，通过“2块钱工程”，把所有的认同转化为发展的力量。
2025年６月，榕江的两次特大洪水是村超走红之后面临的生死考验。我也在线上一直保持参与，感同身受。榕江人日日夜夜不休不眠地抗灾，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让当时全部被淹没的村超现场重新恢复了，非常了不起。能做到全员动员这一点，就是因为榕江是一片被村超的组织和动员深耕过的土地。
洪水前后的村超现场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抗灾过程中，子弟兵和人民之间的鱼水情，也变成了一个传播方式，这个我在预热文章里说了，就不再赘言。放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刚刚我们说到毛主席在抗战的时候，就提到了军民鱼水情的问题，这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因。下面这个片子，是我们和上海电视台SMG一起拍的，讲述的正是榕江抗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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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抗洪的故事
大家看完之后可能觉得这是一部特别主旋律的片子，但我们正是用这样一部主旋律的片子，获得了第47届美国泰利电视奖（The Telly Awards，有“美国电视界奥斯卡”之称）的两个奖项：教育探索类综合奖银奖，以及40分钟以内短纪录片类综合奖铜奖。我认为这很有意义：我们可以在美国主流话语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用主流的、正面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去西方争取话语权。
接下来我继续讲我们跟MST的故事。去年，在榕江发大水之前的4月份，我去了巴西圣保罗，飞了24小时，那是我这辈子飞过的最远的地方。我在那里讲的题目是“革命和工农联盟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也是我发表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文章的主题。这篇文章指出，只有依靠工农联盟、城乡结合，第三世界的乡村振兴才有可能实现。为什么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自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工农联盟？我认为，城乡结合正是新时代工农联盟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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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记录MST校园公共区域，墙上挂满
左翼学者照片 | 拍摄者：作者
我去了MST的总部，跟他们的领导人Joao Pedro Stedile（JP）见了面。我们后来把MST的另外一位领导人Neuri Rossetto带到了榕江。在这里，一百多位来自拉美和西方的左翼学者，曾为来自古巴、委内瑞拉等地的社会运动干部授课。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去世后，MST将他们的照片悬挂于墙上，以作纪念；许多人也将自己的藏书与遗物捐赠给了学校，使其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党校”。这一点让我深受触动。他们还从中国带回了反映中国革命的油画作品放置在学校，以及印有“毛主席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海报；这里还设有一间“卢森堡教室”。
我还在这里发现了巴西著名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的作品。他于去年离世，中国摄影界曾广泛悼念，但中文世界却鲜有人提及他曾创作过一部关于MST的纪实摄影集《土地》。其中最经典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农民占地运动的斗争场景，极具英雄主义色彩，令人动容。萨尔加多将《土地》的全部版税收入捐给了MST。我们在圣保罗看到的MST总部小楼，正是用这笔版税购置的，旁边用于集会和开展社会活动的礼堂，也是用版税租赁的。可以说，萨尔加多以影像为MST留下了永恒的斗争见证。
《土地》中的经典照片——农民占地运动的
现场 |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些照片告诉我：他们从未停止斗争（battle、struggle）——“阶级斗争”这些我们或许已经淡忘的词，在他们那里却仍真切地存在着，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在上海见到JP时，他做了一场演讲，开头就是关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后来，我在MST的电台直播现场，讲述了“村超”的故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试图连接全球南方与拉美的媒体。“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与MST密切合作，并肩作战。在针对卢拉的“洗车行动”（Lava Jato）期间，他们与MST的农民一起上街，为卢拉护航、站岗、扎营。所以第一年，我们就邀请了“真实巴西”首席执行官妮娜·菲德尔斯（Nina Fideles）做主旨演讲，讲述巴西社交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去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论坛，我也邀请妮娜和南方电视台（TeleSUR）台长帕特里夏·比列加斯（Patricia Villegas）（TeleSUR，由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合办的拉美跨国公共电视台）的负责人来到上海，与SMG合作录制了一期节目，希望在全球南方媒体与中国主流媒体之间搭建更多合作桥梁。
我们还在“村超”现场设立了一个“南方学社”。下面这个短片，记录的是我们最近一次榕江之行。
南方学社揭幕
视频来源：视频号-魔都眼DecodingCHINA
去年全球南方论坛的时候，我们达成了SMG和MST合拍纪录片的合作。现在，纪录片前期已经拍完了，现在正在做后期。今年10月份，这部叫《南风之时》的纪录片就会在我们论坛首发。我们也很期待，这部纪录片能够让中国和巴西“双向奔赴”的故事被更好地看见和听见。
六
榕江的集体经济有何不同？
最后我再说回关于集体经济的内容。坦白说，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关注当地的集体经济。我和Neuri在榕江走访时，几乎每到一村都会问：“你们村的集体经济情况如何？”但与徐勃的一次对话给了我新的启发。他说，他最关心的并不是某一个村的集体经济，而是整个县的经济发展。他坦言，乡村振兴最小的行政单位也必须是县。
这让我反思：过去我们讨论集体经济，总是以村为边界；而徐勃的视野是以县为单位——只有在一个县的尺度上，才能更有效地动员资源、组织人民，共同推进集体经济的目标。比如我们前面视频里看到的“月寨嬢嬢团”，这是榕江一个非常著名的妇女合作组织，也是一个蔬菜合作社。
今天的中国村集体经济，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我们常常面临土地撂荒等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包括粮食与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市场体系，以及大量农民因收益问题选择外出务工。对此，榕江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由国有公司统一收储撂荒土地，每亩每年补偿农户1000元。像“月寨嬢嬢团”这样希望发展集体经济的农业合作社，则从国有公司手中获得土地，无需再向农户支付这笔费用。通过这样的机制，集体土地的整合与运营不再局限于行政村的范围，而能够在更高层级得以统筹推进。
此外，我还注意到，榕江的集体经济更多地扮演着公共服务的角色。以大利侗寨为例，该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他们的经验有两点很有意思。
第一点经验是高端民宿与村集体的关系。大利侗寨有一家档次较高的民宿，每晚价格上千元，属于佛山对口帮扶项目，但实际运营由外部引进的专业公司负责，因为当地缺乏能够运营此类项目的人才。它和村集体经济的关系是什么呢？它的谈判与运营签约，都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对接；相关费用与租金也交给村集体经济。村民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分红，还可以通过有机种植、提供服务（如打扫卫生）等方式参与其中，分享运营带来的红利。
第二点经验涉及帮扶项目的资金管理机制。作为曾经的贫困地区，榕江承接了大量对口帮扶项目。按照规定，如果村庄申请到对口帮扶项目，村集体经济需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集体收入；而村民自己创办的合作社，村集体则不抽成。村集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既有的土地资源和公共设施，获得收益后再进行分红。以大利侗寨为例，它的旅游业发展较好，摆渡车收入纳入集体经济，去年仅此一项，就给村民分红达四五十万元。
榕江县民宿风景 | 图片来源：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公众号
还有一个案例，像榕江这样的过去的贫困县，村集体经济普遍较为薄弱。对此，榕江的选择是做强公共品牌——“村超”。村超品牌通过与外部企业合作，将其收入中的51%反馈给村集体经济。这并非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是一个仍在持续推进的过程。
在我看来，榕江经验带来的宝贵启示在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应局限于村庄内部，更不能以村民为边界来思考。过去我们看到许多成功的村集体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村集体进行工业化。但对于榕江这样的县而言，精准扶贫完成后，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仅有几家木材厂。如今，他们引入了饮料、体育用品等品牌企业。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榕江难以发展其他工业门类，只能借助旅游业和这些品牌，努力做强整个县域经济，正如“大河涨水小河满”，从而带动各村集体经济逐步发展。
从去年开始的“村超村干”行动，正是要让1000亿次的流量进入村村寨寨，进一步反哺村集体经济。这可以说是山区贫困县、民族地区集体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探索。它与我们以往讨论的以村为边界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有所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可能为我们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七
互动交流
问题1
村超是怎么兴起的？是当地就有踢足球的传统吗？还是干部下去想出来的法子？
吕新雨
对，这个地方是民族地区，有足球传统，而且历史悠久：比如抗战期间，广西还有一些大学迁到这里，也把足球带来了；解放后，这里也是足球运动也非常活跃。但为什么2023年它突然火爆起来了呢？这中间其实还是有契机的——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摸索，才找到这条路。
这个故事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遍，今天再简要回顾一下。2021年，徐勃书记到任榕江时，中国乃至世界仍处在疫情期间，全国各地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艰难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彼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脱贫攻坚工作特别是贵州的部署压得很实，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
徐勃在东北任职期间——我查阅过他的公开档案和网上资料——就已经开始尝试用电商模式推广农产品，希望借力互联网来推动农业发展。到了榕江之后，他的思路一以贯之：这里基础薄弱，既没有工业，农业条件也有限，那要如何实现发展？在他看来，少数民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恰恰是可以充分利用的突破口。
正如前面徐勃讲到的，发动群众靠活动。他们在活动这块做过很多种尝试。最早他们尝试的是侗族女神崇拜的节日——萨玛节。这个节日本地很有名，也办得不错，但始终很难破圈。原因在于，参与者大多是本民族，而且节日背后那个爱情故事虽然动人，却过于曲折复杂，外人很难真正产生共情。所以即便在族内很成功，依旧没有出圈。
萨玛节现场 | 图片来源：公众号-榕江发布
他们后来又尝试了篮球。当时场地、方案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正要启动，却赶上疫情暴发，人们不能聚集，项目就只能搁置。结果这个机会被隔壁的台江县做了，也就是后来火遍全国的“村BA”，其实最早想做村BA的是榕江县。
他们还尝试过斗牛，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当地民间斗牛传统一直很活跃，牛也养得好，至今场面依然热烈。但随之而来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村里面接待能力非常有限，总是堵车、堵路；二是他们在抖音、快手上那些很火的账号频频被举报，导致封号，因为城市里的动物保护组织认为斗牛属于虐待动物。结果这条路最终也走不通了。跑半马也很成功，可后来他们发现半马没法天天办，没有持续频率，就无法带动日常人气，也撑不起一个“发动机”。
前后经历了五次实验，他们最终摸索出了足球这条路，开启了一个新的经验路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片足球场，其实是在县城里找到的一块最平整的地——正好位于新区和老区的交界处。因为当地平地稀缺，他们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最后才定在这里，以此为圆心，再辐射到各个村子，让它成为集散点，同时也带动周边村落的发展。
现在回看，寻找路径的这个过程充满反复试错与经验积累，最终才一步步走到了足球。后来也发现，足球之所以能成为突破口，是因为它其实是一种跨越和连接的媒介：它关联着中国足球之痛、精英足球与草根足球的冲突，也连接着全球南方的现实，这些层面全都在一次次赛事中被重新打通了。
这个故事如今已被讲了很多遍，但每一次听依然生动。他们自己也出过书，最早的一本叫《“村超”密码》，作者就是亲身参与这个过程的两个人：一位是现在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任，另一位是民营企业的老总。当时他们深受感召，与榕江县委、县政府一起探索。因为是当事者，书里把这段历程讲得非常生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网上买这本书，这本书出得最早，早期那些细节和故事，书中都有讲述。
图片来源：网络
问题2
您讲到干部动员群众，这是组织的成功，而不是商业平台的成功。那他们是怎么动员群众的呢？走访村民时，村民会抵触吗？干部们是怎么解决这种情况，最后把大家动员起来的？
吕新雨
这也是我们一开始特别关注的地方。我先讲两个故事。
我第一次去榕江，正好碰到香港警察足球队来踢友谊赛，踢完了他们到村里跟村民联欢。我站在村里往外看，门口有拦门酒、对歌这些仪式，一个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妇女，站在边上拿着手机，非常熟练地在直播。我当场就特别受触动，也很惭愧，我一个教新闻传播的教授，对新媒体的理解和操作，完全比不上她。我当场就在村里注册了微信视频号，当时名字没想好，随手写了“上海吕新雨”，那个IP显示在贵州。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足球队（白衣）与榕江龙泉井村足球队进行踢球比赛 | 图片来源： 中新网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去云南的时候听当地一所大学宣传部长说的。这位部长说，县里来询问能不能请我们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去给基层干部培训直播带货？老师都直摇头，说不会。我们的老师只会写文章。
回到您问的：他们是怎么动员群众的？
首先，得先把干部动员起来，让干部先学。当时基层干部一开始也是抵触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本来就多，你一个外来的县长要大家学短视频，很多基层干部心里想，这不就是“不务正业”吗。所以，得先做干部的思想工作，让干部先学起来。干部学会了，再组建“新媒体专班”——对中国基层有了解的听众就知道，“专班”是一个很典型的工作机制。这个专班由三部分人组成：县里干部代表县委县政府的意志，基层干部负责连接老百姓，外聘的培训机构负责教技术。因为有基层干部在，老百姓才愿意理你；再者，光靠干部也不行，培训量大，多到基层干部自己干不完，所以第三方培训机构也必须参与进来。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体制机制的创新、破局和变革。
老百姓刚开始非常抵触。村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在外打工的子女都会叮嘱老人：网上骗子多，你们千万别上网，也别乱买东西，那些都是专骗你们老人的。所以很多老人警惕性很高，觉得搞短视频的都是骗子——当时培训团队甚至把自己的培训群调侃地叫做“骗子群”。
以这样一个新媒体专班的方式，向村村寨寨下沉：既把农民请进来，也走到各村，把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积极分子中抓典型，然后再动员、再推广。前面我放的片子里一位村妇说，在家直播有收入，背后就贴着一张1000块钱的奖状，这是她播的好，奖励给她的。用这样的方式，带动更多的人。
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当年搞扫盲一样，他们是用短视频扫盲：和培训公司合作，打造一套让农民最快上手的方式，他们的口号叫做“榕易拍、榕易剪、榕易做”。但电商的难点不只是拍视频——前期上架、品牌、文案，后期客服、发货，农民都不会。于是政府成立了民营合资公司，负责前端和后端的所有服务，让农民只需要站在镜头前，讲他们的故事、讲田里的故事。公司负责前端后端两头的服务，农民只做中间那一步。所以，整个动员过程不是靠喊口号，而是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机制在背后支撑。
问题3
村超给榕江的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农产品销售，很多是在直播间、在电商上面去销售的。那这些产品的利润，有没有被中间商或者直播平台压缩？这些农产品的收入分配是怎样的？是小农式的、每家每户去卖，还是村集体统一销售？
吕新雨
他们的销售模式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官方层面，榕江县有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叫“榕江发布”，还有“村超严选”，下面也有电商入口，这是政府主导的。你去抖音搜索，比如搜“村超百香果”，会看到大量个体农户也在卖自己的果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介绍自家产品。这些做得好的个体就自己干，比如当地特别有名的“西瓜妹”熊竹青，她最早就是在村超现场向观众免费赠送自家西瓜而意外走红，像她这样形成了个人品牌后，就能把附近农户的、甚至村集体经济的产品都直播卖出去。
那平台有没有压缩利润？平台本身没有特殊对待，对村超的这些小电商，遵循的就是统一的平台规则——抖音对小电商什么政策，对他们也是一样。但村超和平台之间确实存在博弈。早期平台会给村超一些流量扶持，因为中国的电商平台都受官方的领导和指导，乡村振兴又是全国的事，当然平台也需要参与。但后面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村超在最关键的比赛时被限流、甚至被关掉直播的情况，他们需要去跟平台博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村超不是平台造出来的，而是他们主动利用了平台。平台和村超的小电商以及政府之间，始终存在一个斗智斗勇的博弈关系，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返乡青年正在直播
图片来源：公众号-榕江发布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成立公司？如果不成立公司，一家一户的小电商就得每天不停地直播。因为一旦停播，流量就会消失；他们也没有别的空间，既没有生产空间，也没有生活空间，只能不断直播，才能守住流量。通过公司的方式与平台博弈，跟公司签约的农户就不必每天直播了。
此外，地方政府其实需要与不同的资本打交道、博弈。比如，虽然村超火了，我们看到一些品牌成功入驻，开始在榕江开分厂、做联合品牌，但这个过程并不平坦，也不容易。也有不少资本是去蹭流量，甚至坑蒙拐骗的，地方政府需要与这些资本斗智斗勇。我也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但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基层政府，邪不压正，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往前走。
问题4
村集体组织到底是做什么的？它是产业组织吗？村民在其中承担什么角色？又怎样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比如您刚才讲到的公司，是在村集体下面成立的，还是在全县层面成立的国有公司或集体性公司？
吕新雨
不完全是。我说的这些公司，一开始是县里扶持的一些混合所有制公司，有国资，也有民企，带有公益性，但不完全是公益性——因为公司也要生存、也要发展。因此，这是一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模式，县里也鼓励这些公司成为市场主体。前面我给出的数据中，经营主体数量增加，指的都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数量增长的具体数据我刚才没有给出，我的文章里有，数量很大。
在榕江的案例里，村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公益性、保障性的。它的功能主要不是经营性的，经营性事务反而都让给市场主体了。只有涉及公益性的、与村集体资产相关的经营，才由村集体经济来做。比如村里的土地拿给外面开发，或者引进外来资本，土地开发费和租金归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的钱拿来做什么？修路架桥，建设公共设施，抚恤老人孩子，这些支出都从村集体经济中出。
市场主体其实并不在村集体经济里面。比如刚才提到的月寨嬢嬢团蔬菜合作社，就不是村集体经济，而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鼓励村集体把村里的公共资产盘活，让村民能够共同分红，也为村里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来源。如果政府要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块，基本上都让市场主体去做，包括他们的农业合作社，也是市场主体。所以这是我所理解的、比较开放的集体经济概念。
我们原来比较熟悉的，比如南街村那样的村集体经济，它完全是一个以村集体为主体进行工业化发展的公司型组织。那样的模式组织成本很高，现在很难要求这些落后地区，特别是年轻人都走掉的地方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可这种地方连找个年轻干部都不容易。所以要找一个村集体经济带头人，既政治过硬，又懂市场经济、还能经营，这个组织成本特别高，也不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要通过县域公共品牌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让市场主体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把榕江发展和村超品牌做大做强。这样，各村集体经济才能在社会保障层面获得发展。我认为村集体经济的功能，更多是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也包括社会分红——村集体经济资产的营收，是要分红的。
同时，他们也把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比如在头塘村，陈开华书记跟我讲，她们村里有花卉苗圃，这也是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她们会把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支持公共事务。再如村超那么多表演——每个星期都有“超级星期六”，大的节假日都是村超盛典，那么多球队比赛、全民狂欢表演，全是老百姓无偿在做，在城市里完全不可能。但村超快四年了，模式一直持续，都是老百姓自己掏腰包在干。这种模式，就一定要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市场主体也包括他们的每支球队。
球队和村集体经济的关系，并不完全属于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怎样支持球队，现在也在探索不同模式。我认为他们还在探索过程中。但这个探索过程，对村集体经济的理解，和我们之前不一样。我们之前是以一个村为单位，比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那种模式成本很高，要求党员懂经济，还要能动员群众。这样的成本，不是所有中西部落后地区都能承担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榕江的报告里讲的是村级经济的整体收入，并不单列村集体经济，而是把村集体经济作为榕江发展的一个板块来呈现。这是我的理解。
我之前去广东和吴重庆老师有过交流。他说广东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以村集体经济的方式去投资，在市场中投一个亏一个，后来就不敢投了。现在一种很普遍的模式，是把村集体的用地和一些资源交给市场主体经营，再通过租金和税收反馈村集体。这一模式现在可能更具普遍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层面。
问题5
“村超”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农村地区吗？
吕新雨
经验证明“村超”模式可复制、可推广。现在是“村超”全国赛，榕江方面想把“村超”模式推广出去，赋能全国乡村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县域产业合作联盟。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云南墨脱县是做咖啡的，他们把咖啡粉拿到现场，往大家脸上“抹黑”；月寨嬢嬢团通过抖音跟墨脱县文旅局长对话，就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他们把这个模式细化为一套程序，现在正在做培训：只要愿意加入，他们就愿意培训，把经验介绍出去。现在有“苏超”，有“城超”，某种意义上都是学“村超”的；但它们是城市的方式，和乡村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现在走的是“百县村超”的路子。今年是百县“村超”全国赛：通过“村超”模式，让各县队伍来榕江参赛，回去以后，再在各自县里办“村超”。这个模式不光在国内推广，我们还希望推广到全球南方。
但“可复制”本身只是方法，最后落实，还是要走群众路线：要县委、县政府把这一套群众路线走通，才能真正复制。这种复制，不是复制一个策划方案，而是复制一条因地制宜的群众路线。复制成功了，才能让“村超”真正落地生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群众路线的复制不仅仅是一个程式问题，他们确实有很多模式可以学。比如他们的头脑风暴，通过各种方式复盘，让不同阶层的人都参与到策划方案里。再如“村超”每年的开赛仪式，都是老百姓在前面。宣布开赛的是环卫工人、警察、自媒体“村超”推荐官、球员等等，没有一个官员。政府官员都在后面，政府把安全保障放在幕后，前台全是老百姓在唱戏。我觉得这是可以复制的，是新时代群众路线的一种模式。
问题6
农村集体经济为什么要以“村超”为主要抓手？现在不断推广“百县村超”，以后还要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都要搞旅游、搞赛事吗？不以工业化和农业为主吗？“村超”的投入产出比，和工业化、农业相比，哪个产出更多？如果全国农村集体经济都以“村超”为主，会不会再次拉大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有一部分农村可能不会受益。如果以旅游业为主，会不会再次出现贫富分化？因为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挣到钱。全国推广，就会变成很多“村超”相互竞争，肯定会有“村超”破产。
吕新雨
首先，贵州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它是山区，没有平地，也没有资源。正因为它没有工业化的条件和资源，才逼出了“村超”这条路，这是它的因地制宜。平原地区，比如江浙一带，有工业化的条件，所以就走工业化道路。中国之大，乡村振兴的模式本就不一样。贵州“村超”拥有民族文化资源——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是苗族和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十几支苗侗——对这些资源来说，文旅是最好的方式。文旅其实只是手段。今天的中国，从南到北的各个村、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美景，都有不同的文旅资源，都有自己的“大美中国”，这就是各美其美的事情，怎么会是竞争呢？就像你去“村超”看到的东西，和去墨脱、西藏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通过“村超”的品牌和平台，墨脱的咖啡被看见了，西藏那些海拔4000米以上、以前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县，也先后被看见、被听到，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文旅。在海拔4000米看到的西藏，肯定和在“村超”看到的不一样。但它们也有共同点：都是当地的民族文化、文旅和农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方式。
咖啡在西藏结果了 | 图片来源：西藏日报
那会不会再次引起贫富分化？这也要看到，“村超”的模式是以县为单位，县里是全民参股的，所有老百姓都可以从中获益。从这个角度看，榕江县的贫富差距指标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它确实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一条路。因为共同富裕要让最贫困的地方也能通过市场获利。没有工业化，光靠一亩三分地很难。所以贵州必须种百香果，必须通过文旅资源吸引游客，用正能量、红歌、主旋律吸引中国老百姓来共同体验新大众文艺的快乐，再通过新大众文艺打造新人文经济，以新人文经济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不是靠发钱，而是要靠产业、靠发展、靠模式做出来的。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工农联盟、城乡互助是基础架构。贵州之所以有“村超”，前提是有5G、有电商、有高速公路——这些恰恰是反哺的前提。没有新质生产力，也就没有“村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城市反哺、工业反哺，恰恰是“村超”出圈和成功的前提条件。
问题7
“村超”真的能带动农民增收吗？您刚才讲到榕江的贫富差距在缩小，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持股？真的每一个群众都能分到钱吗？
吕新雨
不完全是靠持股分红的方式。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村集体经济返钱——但老百姓过日子，不能光靠村集体经济，还是要靠自己去勤劳致富。所以关键是把市场搭建起来，让老百姓靠自己勤劳致富；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勤劳致富的能动性就被激发出来了。否则农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没办法勤劳致富。利益分配的方式，还是按劳动来分配，也就是勤劳致富、劳动所得、多劳多得。当然，组织方式上也会提供各种组织，但合作社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需要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这也是徐勃书记一直强调的：今天已经不是政府大包大揽的时代了，必须让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劳动致富。
主持人
就是说，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到了带动，但基本上还是以小农生产的方式进行；文旅方面的产业是由县政府来大包大揽，而在真正的一产、二产方面，则主要靠小农或者市场主体？
吕新雨
也不是。政府没有大包大揽——在市场主体这个层面上，一个贫困县也不可能大包大揽。比如一开始有一些国资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为了帮助农民，等到成熟之后，国资就会退出。政府主要在背后创造条件、提供土壤，真正做事还要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他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那这些合作社怎么理解？它们是不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是合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如果我们把集体经济仅仅理解为以村集体所有资产为基础、由村集体经营的经济形式，那么这些合作社可能就不能全部算作集体经济。如果从合作社的模式、村两委在合作社中起推动和带头作用等方面来看，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所以我觉得，如何用更开放的框架来理解集体经济，也是我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但在我有限的调查中，我觉得“抽成”是他们村集体经济很重要的一种模式——他们先把市场主体培育出来，再通过抽成获得集体经济收入。我觉得这个模式和我们之前讨论的村集体经济不太一样。
问题8
南方国家怎么推广“村超”？以他们的经济条件，能吸引谁来看？其实“村超”之所以能持续火爆，就是因为这个球赛可以每周都踢——像美国的NBA、棒球联赛、橄榄球联赛，都是经常性的体育项目，大家都可以经常去看；“村超”又把它变成了一个常设性项目。这种常设性项目在中国可以，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游客源源不断；但在其他南方小国，人口也不多，他们怎么搞？
吕新雨
比如MST，他们有很多节假日和活动，比如赛马。我说的“村超”模式，实际上是通过手机端把电商、农产品和文旅活动打通的一种模式；当然，不是说要完全照搬这个模式，而是一种发展思路。MST的朋友自己也说：我们要学习“村超”，但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榕江的“村超”模式，可能和西藏的“村超”模式就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还要中国化呢。“村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说到底就是群众路线的经验：让大家参与，把新质生产力用起来——新质生产力不是只属于城市精英，也可以让最基层的老百姓用起来，用群众路线的方式，让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劳动致富。这个模式，南方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
2024年5月，世界足球先生卡卡(中)现身
贵州“村超” | 图片来源：中新网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党和组织是怎么做的？基层民主是怎么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怎么做的？这些是“村超”成功的制度保证，我觉得也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为什么拿MST来讲：因为MST是一个组织化的农民组织，所以MST和“村超”之间，会有一些血缘上、基因上的连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能推动这些工作，能够让MST的朋友去“村超”，他们也很有感触。我觉得这些都是前提。另外，工业反哺农业也很重要，中国的工业已经在大规模反哺农业。例如无人机，榕江也在大规模使用无人机；还有榕江现在正大规模推进人工智能，要打造人工智能标杆县，也是用这种方式：干部先学，再推广到农民。这种让最先进的科技发展与基层农民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做法，我觉得也是“村超”非常重要的经验。MST 也在积极推引进中国的农机、有机农药化肥等技术与巴西农民、农业的结合，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发展赋能全球南方的农业发展，也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
问题9
现在最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怎么来的？乡村为什么走到了需要振兴的地步？
吕新雨
这个问题其实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整个现代化过程首先是一个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城乡分裂问题和南北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今的中国表现为“三农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南北问题，也就是说南北问题，是世界范围的三农问题。这个问题从哪里来？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今天我们社会主义要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必须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可能就不是问题；它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
毛泽东时代提出要解决三大差别，正是因为存在，才要去克服。我觉得今天的三农问题，是毛泽东时代三大差别问题在今天的延续，也是今天“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要解决的问题。它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解决，是我们党提出的任务：小康社会能不能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了，这些问题就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解决。但目前我们还在攻坚阶段，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像榕江这样的欠发达县，在中国还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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