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剥夺劳动者的安全感作为主要’激励‘手段，通过制造生存恐惧来驱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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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岛红娘称，体制内外已经不通婚了，而且体制内相亲还要看对方的“含编率”——亲属共有多少人在纯机关单位上班。（见截图）
红娘的话似乎夸张，却得到了数据的印证。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赵丹在东北某市的调研中发现，体制内与体制内单身青年联姻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社会规范”，“缺少职工身份，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婚恋机会均大幅降低”。
有朋友点评说：“老百姓很清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只有体制能够托住一家人的生活。”
很对！
这并不是对编制本身的崇拜，而是普通民众在现实风险面前，对得到共同体庇护的本能向往。
婚姻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
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1347万对的峰值，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610.6万对，十余年间近乎腰斩。
伴随结婚人数锐减的，是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及年度人口抽样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世代更替所需2.1的临界水平，2023年总和生育率约1.0左右，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仅902万人，人口连续八年自然负增长。
大量年轻人选择晚婚、不婚、少育、不育，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个人爱好，逐步成为一种社会趋势。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回避婚姻生育？
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视国内劳动力市场现实环境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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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四十年舆论及管理手段的流变，从“大锅饭，养懒汉”到“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一个基本的路径，是把剥夺劳动者的安全感作为主要“激励”手段，通过制造生存恐惧来驱动竞争。
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劳动力市场弹性化成为潮流，风险被不断从企业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国内市场化领域逐步出现35岁职场门槛、无节制加班、末位淘汰、随时可裁员的用工现实。
《中国职场人劳动保障调查报告》相关调研显示，超过四成私企劳动者存在失业焦虑；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突出，很多岗位劳动合同一年一签，劳动者长期笼罩在被优化淘汰的压力之下。
在安全感尽失的背景下，个体就会做出理性避险选择。
婚姻与生育，是人生当中成本最高、周期最长的家庭投资。
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测算，国内城镇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周岁的平均成本接近68万元，如果算上高等教育开支，成本将突破百万。
没有职业安全，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就相当于踏入一片随时可能没顶的沼泽地。
于是大量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放弃生育，以此来降低自己的焦虑感。
这不是道德堕落，而是风险环境下源自生命本能的个体自保。
当一个人连自己明天是否还有工作都无法确定，他凭什么相信自己能养育一个孩子？当一对年轻人连婚房的首付都要靠六个钱包凑齐，他们凭什么承担起另一段生命？
已故学者刘海波把这种状态称为“死绝模式”。
这个词听起来非常刺耳，但却冷峻地预示：一个社会如果在制度层面系统性地取消劳动者的安全感，它就在制度层面系统性地取消了自身的再生产。
重建安全感，需要的不是道德呼吁，而是制度供给。
2026届毕业生国企首选率45.7%——这一数据说明，青年在用脚投票。
国企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覆盖率普遍达到100%，企业年金制度在优质国企中的落实程度远高于民企。
这些不是抽象的数字，它们意味着一个劳动者在生病时有医保，在退休时有年金，在失业时有缓冲——意味着他敢结婚，敢生育，敢对未来做长期规划。
现在，真的需要“从头再来”，真的需要构建每个人都能吃到的“大锅饭”，而不再是有人吃珍馐佳肴，有人吃草。
现在，真的需要通过重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方式，向劳动者提供保障和安全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个民族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才能避免“死绝模式”变成现实。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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