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教材史观是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战略认知的基础工程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也凝结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2026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强调，教材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同样要求“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在所有教材中，历史教材的地位又格外特殊。一代代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如何看待中华文明同世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由它决定。所谓培根，培的是正确的历史观之根；所谓铸魂，铸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民族精神之魂。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我国大中小学的历史教材，乃至社会上流行的通识读物，其世界史部分在叙事框架、分期标准、价值坐标上，大多仍沿袭着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分歧。国家历史记忆、民族身份认同、战略认知结构，都与之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最危险的渗透方式，恰恰是先改变史观。今天不纠正历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青少年就难以认清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也难以准确理解世界的结构与走向。更深一层看，史观决定战略观。一个人怎样理解本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就会怎样预期国家未来的方向；一代人怎样被历史叙事塑造，就会怎样参与国家战略的运筹。古人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来都是把历史认识作为治国理政的必修课。教材承担着如此重要的功能，其史观问题就不能不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这正是当下必须正面的问题。
二、现状透视：西方中心论史观在教材体系中的表现形态
（一）“欧洲坐标”下的世界史：分期、中心与单线进步观
西方中心论在教材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以欧洲为坐标来书写世界史。先看分期。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分期，界标几乎全是欧洲的重大事件：西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非欧洲文明被强行纳入这张欧洲时间表加以比附，自身发展节律被抹平。再看叙事中心。世界史被按照“地中海—大西洋—全球”这样一条欧洲扩张主线书写，亚洲、非洲、美洲的历史主要作为欧洲扩张的背景、对象与结果出现，非西方文明的独立贡献被系统性弱化。再看发展逻辑的单线化。“传统—现代”的二分、“落后—追赶”的预设，把西欧道路说成一切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其他文明的发展形态则被判定为偏离或未完成。这套单线进步论的学理根基，是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终结论”式的线性史观。国际学界其实早已进行过深刻反思。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1500-1800年的全球经济史证明，工业革命之前亚洲尤其是中国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欧洲的兴起与其说源于内生优越性，不如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全球分工的结果。彭慕兰在《大分流》中以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比较，论证直到18世纪，东西方核心区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西方的分流并非内生的必然。这些研究表明，所谓“欧洲坐标”在学理上早已不攻自破，教材叙事却仍残存着这套框架。这个滞后，值得正视。
（二）“冲击—反应”：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陷阱
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史书写的渗透，集中表现为“冲击—反应”框架。这个框架把中国近代史理解成西方冲击下的被动反应史：西方是动力，中国是对象；西方是先进，中国是落后；中国的全部近代化努力，不过是向西方学习、追赶西方的过程。其要害在于，它把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抽离掉了，把中国人民的自主奋斗理解成对外力的被动回应。事实远非如此。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奋起抗争、自主选择道路的历史。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探索，都是中国人民基于自身国情与历史逻辑作出的主动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正是“冲击—反应”框架根本无法解释的。放到更长时段看，中国历史自有连续的发展逻辑。秦汉大一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唐宋变革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元明治理体系延续并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制度智慧。把这些历史逻辑讲深讲透，学生自然明白：中国近现代史的变，不是与自身传统的断裂，而是在外来冲击下对民族复兴道路的重新探索。教材叙事不打破这个框架，学生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双重标准：被“文明化”美化的殖民扩张
西方中心论还带来一套双重标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叙事里，欧洲的殖民扩张被写成传播文明、开启现代化的进步事业；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灭绝和资源攫取的真实代价，却被淡化甚至合理化。反过来，非西方国家的反抗与自强，却被贴上排外、保守、专制的标签，其正当性随之消解。这套叙事把“强权即公理”包装成“文明演进”，将西方的特殊利益装扮成普遍价值。教材若沿袭这类预设，学生就难以建立正确的是非观与正义观，难以看清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剥削与掠夺本质，也难以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正当性。这种双重标准在今天依然延续。同一套国际规则，强者可用，弱者用之就是越界；同样的人权议题，某些国家对自身历史污点的评判被称作学术自由，别国依法治理却被说成压制。史观上的双重标准，正是国际话语霸权的认识论支柱。
（四）从课堂到舆论场：西式话语的蔓延
教材的影响力从来不止于课堂。历史教材提供的认知框架，会向社会话语、公共舆论和学术研究扩散，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教材塑造一代人的史观，这一史观反过来又影响学术选题、媒体叙事和公共讨论，再生产出相似的知识结构。近年来网络舆论中流行的西方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残余、唯西方标准论等论调，其思想根源都能追溯到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教育与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理论搬运”现象，与教材层面的史观偏失互为表里。所幸，这种相互强化并非不可改变。教材一旦率先完成史观重构，学术选题、媒体叙事和社会认知都会随之发生连锁反应。正因如此，教材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杠杆效应，应当作为史观建设的首要抓手。
三、西方中心论对世界与我国的深层影响
（一）认知垄断与史观霸凌
西方中心论对世界最深层的影响，集中在认知层面。它以“普世”之名，把西方特殊经验包装成人类普遍规律，压制其他文明自我解释的权利，使全球历史叙事长期由少数西方国家把持，形成文化霸权与话语霸权。这种认知垄断的后果，自冷战结束以来暴露得相当充分。“历史终结论”曾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多极化的加速演进，已经用事实证明其破产。“阿拉伯之春”后部分国家照搬西式政治模式所遭遇的挫折，也说明脱离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制度移植必然水土不服，并给民族带来新的苦难。西方中心论把文明差异解释为高下之分，客观上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土壤，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对抗性。近年来围绕巴以冲突等热点，国际舆论场的撕裂有目共睹：同一段历史，在西方主导叙事与全球南方视角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一向标榜为“客观中立”的西方史观，本质上从来都既不客观，也不中立。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要求重写自身历史、夺回叙事权利，正是对西方中心论最有力的集体反驳。对世界而言，这套史观不仅已经严重过时，而且极其有害。
（二）历史自信的消解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暗流
西方中心论对我国的危害，首先表现为对历史自信的消解。历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石。西方中心论恰恰通过贬低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来瓦解这种自信：把五千年文明史说成停滞落后的“前史”，把中国近代的苦难归因于中华文明自身的落后，把中国的复兴解释为对西方模式的回归。这套叙事与历史虚无主义相互勾连。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打着重新认识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实则行否定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之实，其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如果任其在教材和社会舆论中蔓延，青少年就难以对自身文明产生应有的尊重与热爱，民族精神防线也会出现结构性松动。教育领域正是这场斗争的主阵地。因此，更要警惕新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形态：一是在短视频、自媒体上把它包装成冷知识、内幕揭秘；二是以实证研究、国际前沿之名重释重大历史事件；三是用戏说、段子稀释历史的严肃性。这三种形态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消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基础。教材与社会教育必须对此形成系统性免疫。
（三）用西方的尺子量中国，量得出什么
西方中心论更深一层的危害，在于对战略认知的扭曲。历史观是战略观的认识论基础。如果接受“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单线史观，就容易把中国的发展误判为对西方道路的趋同，把中美关系误读为文明同化而非道路竞争。如果把世界史理解为“西方中心—边缘依附”的永恒结构，就可能对全球南方的崛起和多极化趋势失去敏感，进而误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向。事实上，世界正在走出“西方中心”的叙事框架。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日益深入人心。这些新趋势，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新认识世界历史与世界结构。教材史观若有偏失，所削弱的正是一代人的战略判断力。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叙事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教材史观若不能与这一时代判断同频，培养出的人才就难以胜任民族复兴的战略任务。
（四）青少年精神成长中的失根风险
落到青少年个体身上，危害集中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过程中的文明自卑与精神内伤。青少年时期是历史观形成的关键期，教材是他们接触世界历史的第一手渠道。教材以西方为中心组织叙事，青少年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价值预设，产生崇洋心理和身份焦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引导青少年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正是看到了历史观教育对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根本意义。历史教育的失败，往往不是知识不足，而是价值坐标错位。学生记住了西方历史的大事年表，却认不清自己的文明来路；熟悉了欧洲的进步叙事，却理解不了中国的历史选择。这种精神上的失根，比知识欠缺的影响更深远，也更难修复。进入智能时代，风险被算法放大。推荐系统根据点击偏好持续推送西方神话类内容，短视频把世界历史切割成碎片化的猎奇片段，青少年在信息茧房里形成的世界图景，可能比教材更失真。历史观教育的缺失或错位，还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缺乏历史纵深的人，难以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确定性的锚点，进而难以获得健全的精神成长。
四、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毛泽东人民史观与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统一
历史教材的史观重构，最终要落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这决定了教材史观建设的理论遵循，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毛泽东人民史观与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统一。
（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自有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历史理论。它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表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客观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堪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经典范例：该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既充分肯定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又正确对待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党的历史，为正确评价历史树立了新的方法论典范。这一方法论落实到教材重构中，首先体现为实事求是的要求——不以成就掩盖失误，也不因曲折否定成就，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是教材重构最根本的理论遵循；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求教材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具有普遍性，各国道路的具体形态则各有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普遍规律与中国国情的统一，而不是对西方模式的复制，任何以“普遍规律”为名否定中国道路特殊性的叙事，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二）“人民，只有人民”：毛泽东的史观立场
毛泽东的人民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化表达。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明确了历史书写的主体立场。历史的主人公既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西方列强，而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变革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史观重写教材，就要把中国人民的奋斗、世界人民的创造置于叙事中心。讲西方历史时，要讲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广大劳动者和殖民地人民付出的血泪；讲世界历史时，要讲清亚非拉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斗争；讲中国历史时，更要讲透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主体作用。人民史观也要求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对人民地位的遮蔽，二是以抽象人性、普世价值取代阶级分析。人民史观同样适用于世界史书写。西方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不只是启蒙思想家和工业家，更是千百万付出血汗的劳动者、移民和被压迫者。世界反殖民、反奴役、反法西斯的解放斗争，是全体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以人民史观观察世界，才能穿透精英叙事的遮蔽，还原历史的本真。
（三）五千年文明史是实证出来的
中华文明主体性不是观念上的自封，而是有着坚实的考古与文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实证了“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提出以城市和都邑作为文明形成与发展最直接物化体现的文明认定中国方案，进而阐明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的历史基因。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以绵延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与天下观照，有资格也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世界历史的认识与书写；考古成果同时表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范例。就此而言，教材建设应当把探源工程成果系统转化为教学内容，让青少年在实证的历史中确立对自身文明的自尊与自信。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大型水利系统、等级化墓葬与玉礼器体系实证了五千年前的区域国家形态，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这样的考古成果进入教材，比任何抽象论述都更有说服力——它向青少年昭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不是文化自信的自我安慰，而是由地层、器物与文献层层实证的科学结论。
（四）“第二个结合”：既不走西化道路，也不秉持自我中心立场
坚持中华文明主体性与坚持文明互鉴并不矛盾。“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它要求教材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使二者融通。同时必须明确，反对西方中心论绝不意味着以中国中心论取而代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交流互鉴是处理文明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教材重构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与兼收并蓄相统一，以中国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察世界，同时客观呈现各文明的成就与贡献，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唯其如此，才能防止以新的中心论代替旧的中心论，也才能真正建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史观。
五、建构路径：以中国为主体重构中国史与世界史教材体系
（一）十六字原则：史实为基、规律为纲、中国为本、文明互鉴
教材重构的首要原则是实事求是。以中国为主体重写历史，不是虚构历史、遮蔽史实，而是比西方中心论叙事更全面、更真实：既要客观书写西方历史中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变革的真实成就，也要如实呈现殖民扩张、奴隶贸易、两次世界大战的真实代价，让世界历史回归各文明平等交往、相互塑造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具体化为十六字原则——史实为基，规律为纲，中国为本，文明互鉴：史实为基，即一切叙事建立在可靠史料与严谨考辨之上；规律为纲，即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中国为本，即确立中国观察世界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坐标；文明互鉴，即尊重各文明成就，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论。十六字原则的落实，有赖编写者具备三重自觉：史实自觉，尊重史料、拒绝戏说，使一切判断经得起史料检验；理论自觉，以历史唯物主义驾驭叙事，不为流行范式所左右；立场自觉，站在中国人民与全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上书写历史。三重自觉与十六字原则相呼应——史实自觉对应“史实为基”，理论自觉对应“规律为纲”，立场自觉涵盖“中国为本”与“文明互鉴”；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教材重构的质量底线。
（二）世界史编写的核心问题：坐标、分期与“东西”之辨
世界史教材重构，先要解决坐标问题。要把世界历史理解为多文明并行发展、相互交往、交流互鉴的整体进程，亚洲、非洲、美洲文明的历史不再是欧洲扩张的背景板，而是世界历史的主体内容。要引入全球史视野，以跨文明的互动网络而非单一欧洲主线来组织叙事。坐标之外，分期也要重新考量。摆脱以欧洲事件为唯一界标的分期体系，探索既反映各文明自身发展节律、又兼顾全球联系变化的历史分期，比如以技术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全球交往格局的质变为界标。另一个要点，是重新估价东西方。借鉴《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研究成果，如实呈现工业革命之前东方文明在世界经济、科技、制度上的领先地位，讲清西方崛起的历史条件与全球背景，破除“西方内生优越论”。重构之后，青少年应当理解：世界历史由各文明共同书写，中国的方位要由中国的发展逻辑来定义，而不是由西方的标尺来度量。教材重构还要如实呈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双重面相。大航海与工业革命确实推动过人类生产力的巨大跃迁，但奴隶贸易、殖民掠夺、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代价，同样是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脱离任何一面，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将成就与代价并置呈现，青少年才能形成对现代世界的完整认知，也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
（三）中国史编写的核心维度：贯通、主体与道路
中国史教材重构，同样需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贯通文明长河。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为纵轴，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讲深讲透，让学生理解中华文明为何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并理解其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过程。第二个要点，是确立人民主体。以人民史观组织叙事，把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科技创造、文化贡献、革命斗争置于中心位置，讲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分析，落脚于民心向背与人民力量。第三个要点，是讲清中国道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核心，讲清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来呈现，而不是作为西方模式的追赶版。特别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要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讲清中国道路，还须阐明四个自信的历史依据。道路自信源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理论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实践，制度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深厚积淀。历史教育正是四个自信的认知基础工程。
（四）教材建设工程：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学术用书
教材重构需要制度载体。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统筹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历史学科如何落实？基础教育层面，持续深化历史教材修订，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主体性系统融入其中，并在史料选择与价值导向上以考古实证展现中华文明根脉；职业教育层面，同步推进中职历史课程教材建设，补齐史观教育短板；高等教育层面，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重点突破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全球史等课程教材编写，摆脱部分学科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依赖与转译式移植；科研与理论用书层面，立足中国主体视角，组织力量编写阐释世界历史的权威学术著作与参考书系，为教材编写提供学术支撑。四个层面落实于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与学术用书三大载体，协同推进，方能实现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课堂教学到学术研究的史观贯通。
（五）学术支撑：自主知识体系从哪里来
教材重构的根基在学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自主知识体系是原创性教材体系的学理根基，也是历史教材史观重构的学术前提。具体到历史学科，有三件事需要重点推进。其一，深化对西方中心论史学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梳理其谱系、症结与可借鉴成分，形成中国学派的历史理论；就强化中国史学话语权而言，唯有回归中国历史本身，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其二，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全球史、文明史研究，积极参与世界历史叙事的国际学术对话；需要强调的是，批判欧洲中心论仍是建构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长期任务。其三，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成果系统转化为教材资源与教学内容；探源工程二十余年的积累，从文明认定标准的中国方案到各区域文明研究的新进展，都为教材提供了扎实的实证支撑。三者共同构成“批判—建构—转化”的完整逻辑链条。学术先行，教材方能根深叶茂；缺乏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教材重构则难免流于口号。
六、保障机制与实施建议
（一）组织领导与审查把关
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是史观重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在此前提下，建议将历史教材史观问题纳入教材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统筹推进。充分发挥国家教材委员会的统筹职能，完善教材政治审查与学术审查双重把关机制，将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否体现中华文明主体性、是否确保史实准确，作为历史类教材审查的刚性标准。对已出版的社会通识读物、历史类图书建立常态化审读机制，对明显存在西方中心论导向或歪曲史实问题的读物依规处理。2024年初，国家教材委员会就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作出系列部署，覆盖编、审、印、用、管全链条。史观审查也应纳入这一体系，建立专家库与负面清单，使审查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严格落实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形成从编制、出版、选用、使用到舆论反馈的全链条闭环。
（二）教师队伍与评价导向
史观重塑最终要依靠教师。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建议在师范教育和教师培训中强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将正确党史观和历史观作为历史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并在教师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审中体现历史观导向。同时推进历史教育评价改革，防止应试评价将历史教育拉回死记硬背的老路，以素养导向评价引导教学回归育人本位。教师是史观传导的关键变量。唯有鼓励历史教师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跟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前沿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与历史观念，方能避免“新内容装入旧框架”的敷衍式修订。
（三）研究支撑与国际对话
建议设立专项课题，组织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力量协同攻关，形成教材重构的理论方案和样章文本。同时，以开放姿态参与国际历史教育对话交流，把中国史观作为文明互鉴的贡献而非对抗的武器，向世界讲清中国历史叙事的学理依据与道义基础。还应推动中国史观纳入国际学术交流议程，支持中国学者在权威中外期刊和学术组织中，就世界史分期、文明比较、现代化理论等议题发声，以学术力量对冲西方叙事的惯性影响。办好以“中国与世界历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让中国史观以学术形态走向世界。此外，完善政策支持与法治保障，把史观建设要求体现到教材管理相关制度规范之中，为教材史观重构提供稳定的政策和法治支撑。
（四）节奏要稳：分步实施与风险防范
教材重构事关千家万户，必须稳妥有序推进。建议按照理论先行、试点验证、分步推广的路径实施：先在高校学术研究和干部教育领域形成共识，再组织教材修订试点，经充分论证和教学检验后逐步推广。要防范两种风险。一是激进冒进，脱离教学实际和学术规律；二是敷衍应付，使重构流于标签化、口号化。同时，严防以新中心论取代旧中心论的矫枉过正倾向，确保重构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前进。还应建立教学反馈与动态修订机制，跟踪教材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定期吸收最新学术成果，使教材重构始终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七、结语：让中国史观立于世界之林
历史是民族的根脉，史观是国家的魂魄。西方中心论长期塑造的世界历史叙事，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世界和平，更无助于中国青少年正确认识自身方位与未来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魂、以毛泽东人民史观为立场、以中华文明主体性为本、以文明互鉴为境界，系统重构中国史和世界史教材体系，是正本清源的必然要求，是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战略工程，也是中国为世界历史认知作出的重要贡献。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历史教材的史观重构，正是落实这一部署、开创教材工作新局面的关键落子。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让一代代中国青少年在真实、完整、有中国立场的历史教育中成长起来。中国史观立于世界之林之时，正是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日。教材的页码有限，史观的天地无限。改写的是一部教材，重塑的是数代人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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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光军；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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