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导读】9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在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他提到，一名新生因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室而提出退学，“同寝室有同学是2600名，我是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
这位同学拒绝与“2600名”同寝，不仅是在假定260名与2600名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沟壑，更是在拒绝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应的位次；分数不仅是身份与排名的彰显，更塑造了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
本文作者系统考察年轻一代的“生命基础设施”，认为他们正被无形之网规训。课堂、知识点、考试构成的学校时空，如同精致的渔网，将学生甩出自然的水域，泅溺于“二手时间”：害怕不确定，所以拒绝真实；以为看过“世界”，其实不过是别人的“游记”而已。他们共享一场没有出口的竞赛，虽为同道，却相互疏远，彼此厌恶。作者最后指出，青年一代成事的开始，是用自己的双眼认识世界。只有跃出渔网，才能在同一片水中，洄游向各自的海。
本文原载于《教育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鱼游于水而非渔网”
——教育奠定何种生命基础设施？
▍“生命基础设施”：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30年前吴刚发表《论教育学的终结》，今天，我们面临的却是“教育的终结”，尤其是“育”的终结。德语中“教育”用Bildung，意指养成稳定性格。用本土语言来说，就是活法。育的核心是找到自己的活法，也即《论语》中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一个人在做什么，他做或不做的理由，更内隐的让他心安或不安的道德情感、直觉或本能，这是活法的根本，也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需要认真体察年轻一代尤其是95后及00后的“生命基础设施”。我们习惯用基础设施来讨论经济与政治，生命也有其基础设施，即一个生命体与其周遭的关系，他如何感知时间与空间，他如何获取知识，他如何进入世界，他如何形成自我认知？作为一个主体——他们与身边事物的关系如何？无论是近或远、亲或疏、具体或抽象，包括他们手头所做的事、心里做的梦，乃至光与影之间如何转换，这些关系是有机的整体，还是机械的、断裂的、碎片化的？究竟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系统，还是包容差异，仍有可以撬动的缝隙？他们身处的环境是透明可控的，还是模糊、有弹性且可塑的？
这些提问的背后，从奠定“生命基础设施”的角度，实则是在考察教育的实然与应然，即什么样的教与育是良善的？
教育的前提是“知人论世”。如何知人？今天，“视其所以”看似容易，大数据这一“天眼”将一切都记录在案，其实，纤毫毕现之后恰恰难以明察秋毫，因为容易失去注意的焦点；“观其所由”也不难，在数字循证之后是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计算，一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行为的理据是清楚的，甚至已经“自动化”——不假思索的驱动与操作；然而，“察其所安”，却是最难的。何以为“安”？心安理得，如鱼得水，“安”即舒朗若“游于艺”之自如自在，又幽微如“风起青萍之末”，因此需要“察”。在数据的“视”，规则的“观”之下，人心的“察”是最难的。
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如何定位自己？
▍“做题家”：解题替代了解决问题
“我是谁？是小镇做题家，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是高考制度下的幸运儿。12年的学习经历唯一教会我的，是面对一张张试卷、一道道题目时，如何得到分数最高的答案。一张卷子甚至刷10遍，掌握所有的知识点。花100个小时来做与花2个小时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做题家”的由来。在世界与词语之间（world and words），词语遮蔽了世界。格非在《云朵的道路》中对比了这样的意象：在他童年生活的小村庄，宛如一个孤岛，包围它的，是绵延的田野以及像毛细血管般密集交错的道路，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
“绝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可以权宜变化的，你可以选择人烟稠密的‘康庄大道’，以避开强人剪径的‘猛恶林子’，遇有急事，也可以‘抄近路’。你如果害怕村口的大黄狗，也可以从村旁的田间小道‘斜刺着穿过去’。有时候，你走着走着，路就断了。但路断了，并不表示无路可走。有时，你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堑拦住了去路，仍然可以发现沟壑的草丛中的羊肠小路，以及沟底水流中预先有人垫上的砖头、石块和树干。”
可是，在现代城市社会，有的是方位与距离，道路已经被简化为了“规则”或“法则”。有地图与坐标，有GPS信号定位系统，有赛道有人设，有日益繁密的规则和法则需要去熟悉。
在关于“人生的道路”中，格非表达了这样的观察：
“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生活中，道路随处可见，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
为什么？儿童所进入的世界，不是道路，而是规则。
“‘寻找标准答案’是我在高考以前的人生阶段里最主要的矛盾，为此我可以从早上7点端坐到晚上11点，在做题、总结和反思的流程中无限循环。”
“做题家”的养成是以“解题”替代了“解决问题”，他不是将脚踩在土地上，开始真正的行走；他置身于规则的丛林中，围绕着标准答案、确定的路径、清晰的标准，进行高效训练。杜威用“鸽子笼”来比喻离开了经验——可翱翔的天空，被封闭在一格一格的笼子中——由课堂、知识点、考试构成的学校时空之中，这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理性，而非孩子生长的自然。鱼如何离开水？不能置身真实的生活水域，孩子们被悬置在教学与考试所构成的“渔网”之中——知识传授的“鸽子笼”与评价捕捉的“渔网”不过是成年后科层制人生的前置——办公室的空间如同鸽子笼，各种KPI如同渔网。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个孩子是怎么进入世界的？他一定是用他的身体，这是他最原初、忠实可靠、也最灵敏的探究器官。他要四处触摸，他要东张西望，他还会察言观色，他高兴了会咿呀地说和笑，这是他最初的表达；他饿了，不舒服了，会哭、会闹，这是他的需求。他是带着他的身体、情感和当下每一刻具体的生命需求和流动的生命感受来到世界，来到学校。
《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这样解读：“学”是与陌生的事物最初的接触，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是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习也是一种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后的亲密感觉。习是一个过程，过程中生发出熟悉，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生发出来的一种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的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习意味着做事与成事，习中有“悉”，只有在做事中，才能透彻知晓物性，认识且把握事物，知从行中来；习中有“熟”，事成了熟的，就是事情，在成事中，事与人之间有了情，事情雕刻着人性。一个人的成长，身边是不断扩大的事物，是一件件连续的、彼此成就的事情，这空间中的事物与时间里的事情，不断拓展人生的半径，成就着具体的人生——生命之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道路是坚实、平坦，一通到底的，你总得不时跨越随时可能出现在眼前的沟沟坎坎。”
格非笔下乡村道路的模糊性、随机性和任意性，是行人的脚步不断开启、扩展的，羊肠小道、阡陌纵横，都是从无路之路中走出来的。人的命运也是充满不确定性和可塑性的。因此，人在大地上兜兜转转时，总是兴致盎然，脚下有劲儿，自然，脚下也有路。
在世界与词语之间，词语是时间中的桥梁，连接今昔之隔。但古人的智慧必须还原到现实的情境之中，词语才能变成行动者手中的工具、探险者的地图。否则词语和算法会变成一个个网络，架空了经验与实践。鸽子笼越来越细密，渔网越来越紧。鱼原本游于水，而非受困于细密的渔网中；行人走在大地上，而不是在精确繁复的规则之前反复地推演。
人一生所经历的时间，不是可以被精确测量、均质化时间，而是一种绵延，它有内在的记忆、想象、沉浸。时间不是一个个点的排列，时间是有段的，在时段中，有内心的生活与情感，这些情绪甚至是一团团，我们常沉浸在某种意象与感受中，这些放不下的意象与基础感受常是人最核心动力。
“做题家常在‘计时做题’：多数人不仅活在一种毫无变化的规律生活之中，并且活在一种秒表般的精确之中。”
生命的时间从来不是均质与精确的，那是机械的时间。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链条上，学生所拥有的是现在，他应该活在现在，可是，他的现在却是机械的时间。准确地说，时间不再如河流拥有“河段”，不再似道路拥有“路程”，时间变成了可视的点的聚集，变成了透明的空间。空间既如鸽子笼，这是操作行为主义；又碎片化为各种相关或无关的数据，训练着头脑敏锐地捕捉计算机会、规避风险。
这就能理解身边的孩子为什么一方面活在时间的精确与紧迫之中，另一方面拖延症又大面积地蔓延？因为手头的事与心中的梦是切断的，手头的事是外在强加的，心中的梦常是虚妄且碎片的。未来很美，但未来很远；现在很重要，但现在很苦。用光鲜但空洞的未来定义现在，现在徒具投资的价值。在熬过的“每一天”中，没有了喜爱的事，没有值得珍惜的关系，也就没有了自主的动力。如何能把未来化成“胸前一拳”，变成立即可以着手做的事？即“手中有事”，变成抬腿就走的路？未来植根于现在。
过去如何进入孩子的世界？过去作为“已知”，它是方法、工具与坐标。但前提是“手中有事”，“已知”才能成为“手中事”的工具箱，“脚下路”的脚手架，“心中梦”的指南针；“已知”不能作为教条与圣经，不能是用一个静态的、完成了的体系禁锢或限制着孩子。若此，孩子困于渔网而非游于水，没有了生活的水域，没有了当下鲜活的经验，过去的“已知”吞噬了当下的所感与所知，他的头脑早已成为别人知识的跑马场。在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世界，孩子如何参与其间呢？其心智是旁观的，甚至是冷漠的。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阐述：
“世界是完成了的，结束了的，没有中途停止与危机的痕迹，不提供任何做出决定的机会。在一切都已经完成之处，没有完满。”
未来根植于“未”：“未完成”“未定义”，换一个角度，是有待定义，有待完成，这是生长性与可塑性；生长来自当下的缝隙，所面对的困难，所运用的方法，所调动的能量，所创造的条件，所汇聚的气势。智力是一个副词，智力来自对手中事的专注的程度，来自对心中光的持久追逐。未来是从现在长出来的，如同溪流一样，从各种岩石缝、泥土中钻出来，再随地势、山形，时隐时现，成地下河，成山中涧，成天下溪。未来不是一个头脑中空洞的蓝图，成长不是几个备选的赛道，或者按照想象的人设，打造自己，经营形象。成长是用自己的脚，在无路之中走出自己的路。
“现在”既被典当给了“过去”，又被预支给了未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现在却是缺席的，这是一个“二手时间”。在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世界中，在缺失了时间的变动与生长节律的二手时间中，睡与醒没有区别。
诡异之处恰在于，心智一方面是沉睡的，另一方面又是敏感且精明的，这沉睡与敏感如何纠结在一起？他又如何建立与他的身边、周遭的关系呢？
▍“托举”：如鱼得水还是如鱼离水
“父母认为子女拥有‘无限’的潜能和‘无限’的能力，于是拼了命地给予所有的资源试图去诱导和培养，将自己“无限”的期望加诸他们身上。父母承受着无休止的焦虑，辛劳一生，苦口婆心地告诉自己的子女，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子女的未来和前程。父母怀着一种无比崇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将孩子的教育安排得无比妥帖。”
托举背后的动力是一代代中国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是“现在”与“未来”的较劲：谁的人生不跌跟头？谁在机运面前没有错过与追悔，“再来一次！”的冲动转换成生育子女的实践，“未来”因而有了具体的切近的“将来”——切实的即将到来。
费孝通对此体察得很细致：
“子女既常被父母视作是自我的一部分，……于是一个被现实所蹂躏过的自我，在这里却找到了再来一次的具体机会。每个父母多少都会在子女身上矫正他过去的所有缺点。他常小心提防使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的第二生命中重现。”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家之常态。费孝通对中国家长有生动的描写，他们既慈亦严。
“长辈们捻着胡须，容忍自己的过失，而把责任轻轻地交卸到下一代去。你们得好好干！”
在血缘和责任的传承中，亲子虽是一体，世代之间却难免有隔膜：
“子女怎么看呢？父母把子女看作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否也这样呢？父母把理想交卸给了子女，而且有权来监视他们子女的行为，子女是否愿意接受父母所责成他们的理想呢？”
这就涉及亲子关系中的一组关系：“共生”与“契洽”。费先生引用帕克的这对概念来揭示亲子关系的复杂性。共生（Symbiosis）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两种动物互相因为对方的生存而得到利益，譬如蚂蚁和蚜虫的关系，蚂蚁并没有承认蚜虫的人格，更不必管蚜虫的喜怒哀乐，它保护蚜虫，衔着蚜虫去找适宜的地方，为的是它自己的利益，蚜虫是它的傀儡；蚜虫也如此，它给蚂蚁一些分泌的甜汁吃，可以得到一些卫兵和轿夫，相互利用，共存共生。人类有另一种关系，契洽(Consensus)，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的意志，成全而非利用，这才发生道德，而不是利害。这才有忠恕之道，才有社会和团结。
亲子之间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共生与契洽，两者交错且渐渐演变，十足的忠恕之道只存在于乌托邦里。今天的中国，既有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又有社会结构的变动，还有代际之间生活方式与生活风格的断裂，“亲子一体”与“世代间的隔膜”面临更大的困难。
传统中国的教育是把生命的“种子埋在地里”，把个体的生命安置在代与代之间，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成为社会继替中的一环。育、养与教，身、心、灵，三者合一，由身体而情感再至头脑，环环相序，逐次展化。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上所行，下所效，多在日用伦常之中，耳濡目染。传统中国人讲究的是对外有“伦”——人人相处之道，对内有“节”——对自我的约束，处世做人要害在于分寸拿捏。这里的“伦”并非仅仅是共时性的，还包括历时性，不仅处理同一个空间中同代人的迎来送往，也处理历时性中与祖先与后代的继往开来。这意味着，传统社会从来不会把人理解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理解成在过去与未来相传承的某种社会关系之中的“整个的人”。
这时人与他所身处的环境，周边的人和事，建立起一种既盘根错节又根深叶茂的生命形态。传统中国以家为中心，不强调自主的个体，在家之上有族，有乡，有国；在一个大家庭中能共处，横着一个忍字，竖着一个耐字，孩子对长辈充满恭顺之情。传统中国人的一生，扶老携幼，在事、情、理繁复的操持中，维持着绵密又有韧性的种种关系；他活在关系中，做人做事，有事功，有面子，有声望。
转型期的中国，教育成为阶层跃升的阶梯。苦乐兼备的滋味变成了“苦中苦”，“人中人”的现实所寄托的却是“人上人”的期待。父母用自己的“苦中苦”来托举“人上人”的孩子，孩子用“人上人”的虚妄来熬过当下的“苦中苦”。在“知识改变命运”的诉求中，家庭与社会的教育与成长被局限在狭小的学校的知识传授中，扭曲为同龄人的竞争筛选，“把生命连根拔出”，方能实现向上流动。
“从小管我的是母亲，母亲自然难逃焦虑，随波逐流成了一名’海淀妈妈‘。在我的童年，有关学习的挫折解决得太早，而有关人生的挫折来得太晚。小时候背诵诗歌课文遇到困难，抑或是某一学科表现不佳，母亲都会尽心尽力地分享经验，寻找老师，及时提供帮助。日常事务上的困难，能大包大揽便大包大揽；我的母亲，把管教当作日常，把自由当作恩准，关怀和陪伴在其中缺位。”
“海淀妈妈”多是当代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母亲，她们希望在孩子身上复制自己的成功：用一种严苛的方式去践行他们心中的教育标准，从6岁到18岁这12年拉通了去规划孩子的学业，让他们在高考的厮杀里闯出来，进入名校，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这样就是对他们负责。
他们精心设计，高投入与高问责，将孩子置放在一个拔掉一切钉子，看似光鲜、养料丰沛，却是隔开了自然中天光、冷热的环境；在一个巨大的泡泡中，孩子活成了父母的面子，家庭投资的KPI，也活成了父母欲念的傀儡。这些高规划、高控制的父母竞相犯下了愚蠢的错误，他们剥夺了生命成长最重要的特征：可塑性。
生命作为一个有机体与周围的环境是什么关系？在杜威看来，是在一致与差异之中适应环境，正是因为经历差异与抵抗，生命本身得到了丰富。如果裂隙太大，生命体就死亡；太一致，生命体不会受到刺激，因而不能拥有正常的经验。杜威特别强调：“在直接的经验中，行动、感受和意义是合一的，直接经验来自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人的能量积聚、释放、抑制、受阻、遂愿。欲望与实现，行动的冲动与这种冲动的抑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可是，在一个设计完好的泡泡中，孩子的生命能量却窒息了。泡泡被照得越亮，里面的生命之火越黯淡，他以冷漠与无感来面对，年轻人中有了倦怠症：
“我这样对着喜欢种花的母亲说，过早地给植物施加肥料只会烧苗，每一个对着父母倾诉压力很大的孩子，都是希望能得到应有的沟通和理解的吧，而不是家长以一种不平等的态度，剥夺了我们在面对压力时对着他们诉苦的权利。或者说他们不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压力。久而久之，这种压力和人格上不被重视终究会扭曲一个人的内心，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察觉过。”
一意托举孩子的父母，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中，他们却剥夺了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重要前提：依赖性。生命独立于环境的自主，不仅是一个假命题，更是一个恶命题，在看似自足与自主之后，是将人机械化。生命不仅是自主的，也是脆弱的，他对环境的依赖，对关系的依赖，正是成长的动力。
今天的父母，自己扛着责任，把期待托付给子女。这一期待是实现父母的梦想，这个梦却不是像自己，而是与自己不同。不是留在身边的从游，洒扫应对，润物无声，在熟悉的水域，如鱼得水；而是离巢远行，在陌生的水域中，如鱼离水，“连根拔起”的生命，在哪儿获得陶冶？鱼在水中，水滋养鱼，鱼扰动水，环境看似在生命之外，实则是生命的一部分，鱼水一体。这是生命的基本条件。父母却投资昂贵的渔网，合力把自己的孩子甩出熟悉的水域。孩子却在吐槽“不配”——不是被父母善育后的自然与自足，不是代代相续、继往开来的自信与自主，而是被托举中的轻狂与恐惧，如鱼离水后的窒息与困窘。
被托举的孩子，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期待还是回避？是愿望还是噩梦？
何为亲人？“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是为亲人；亲人，人互喜以所喜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心理共鸣。”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色，有同美也。”没有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趣味，亲子之间，情感是不通的，心是隔开的。依恋与抗拒、心疼与鄙夷、分裂的习性让年轻人陷入难以自拔的沮丧，与原生家庭的生活常识、常情、常理如何融入？“断亲”出现了。
他们身处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结构之中。
▍掌控自我：世界的退隐
一个逃离学校，也逃避社会，很难再进入世界的学生这样写道：
“我以为我看过‘这个世界’，其实我只不过看过了‘世界地图’，看过其他人走过看过这世界后写的‘游记’而已。课本和考试为我提供了‘完全确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可以在教科书里找到答案’的理论世界。我能考第一，在这个理论世界里如鱼得水，不愿也不想走出来。”
他固执地沉溺于理论之中，如同沉溺于游戏之中。他的“完全确定”“标准答案”不过是一些“似真”的概念体系，如同柏拉图在“洞穴之喻”中所描绘的那些隔开了经验的真实之光，充斥于头脑中的影子而已。他活在一种“镜像认知”与“镜像人生”之中。
“因为总是存在着唯一的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去质疑老师给出的结论，因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努力，就可以直接去相信并且牢记课本上的知识。久而久之，我们便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而也变得害怕不确定的结果，因为不确定的结果，就意味着考试的分数可能会更低，这从心理的条件反射上，使我们恐惧。”
害怕不确定，进而拒绝真实。真实的玫瑰总有瑕疵，有盛开有衰败，他们只要最饱满的瞬间；他们拒绝了时间，时间中有阴晴圆缺，有机运有变化。他们活在一种“似真的”——一个应从经验中提纯却删除了经验的抽象世界，一个去掉杂质没有瑕疵的虚构世界。他们迷恋纯粹与确定，一种抽象的观念世界滋长出来的畸形力量。“似真”（seemtobe）替代了真实，“假”以“似真”的形态出现，塑料玫瑰花看起来比真的玫瑰花更好看；“似真”胜于真，习惯了似真，真实的玫瑰有刺、有瑕疵，会凋谢，因此难得伺候。他们活在镜像认知中，如何切实走入真实的人生？如何接纳成长的挫折因而开放？如何包容普通人性的瑕疵因而善良？如何权衡平凡人生的轻重因而通透？
或者长期沉浸于“似真”的抽象世界，或者将理论变成教条，或者从形式逻辑出发，简单推论，容易发育成一种极化思维，或者全对，或者全错。
“于是有了无数的‘巨婴’，有了自大狂，有了‘直男癌’，有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男权或是女权主义者，他们滥用言论自由，在网络平台上重拳出击，不顾后果地谩骂嘲讽。”
他们活在自己的意见中，而不能直面真实的世界。情感也容易沉浸在梦游中，“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情感上他要的是浓度与烈度，思维上要的是简洁。走入他人时，易患“亲密的专制”，或者完全打开，将他人视为另一个自我；稍不顺意，心生芥蒂，又完全封闭，将他人视为敌人，视为无物。人人相处之中，练习的是明恕之道，知己所短，识人所长，明白自己所长所短，对待他人才能宽恕；也只有宽恕他人，才能宽恕自己的平常，也才能接纳且走入平常人生。
从“自主学习，认识世界”转向“自我监控，掌控自我”：在这个被高度掌控的自我面前，世界退隐了，自我也退隐了。他活在一套算法之中，既野心勃勃，又脆弱如傀儡；既被算法所操纵，又操纵算法。他们的世界，分数与GPA成为流通货币。
“分数成为唯一的认可，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的成就感，流行的货币是分数与绩点。”
在这个GPA所打造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次，他们变得毫无个性，又高度相似；他们共享一场没有出口的竞赛，虽为同道，却相互疏远，彼此厌恶。
何以如此？渔网中没有了虾与蟹，小鱼漏掉了，也养不出大鱼，鱼变得种类相同，斤两尺寸都不相上下。渔网所捕捉的就是胜任力（competence）——指岗位对人的能力的识别与认定，它的真实意涵远不止于人或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而是竞胜力——胜任力——胜出才能被任用，compete词根就指竞争。教育呼应工作场所，强调核心素养，他们被要求柔性的、软的技能，如何从人际互动中胜出？要求是对算法的敏感与折腰：如何才能被识别？核心素养要求“让成长看得见”，于是有了可表现的指标，有了优绩主义的盛行。这里有一个致命的误识：将一个动态的、具体情境中的生命实践，静态化且切片化了，看似用核心素养和可迁移的能力将人格塑造落地实现，实则将其肢解且指标化，这是用一把指标的手术刀肢解着一个有机循环的生命系统！
年轻人在哪儿获得成长呢？成长意味着经历时间的过程，意味着经验的积累。一个年轻人如何从边缘的参与者，通过观摩学习，前辈的指点示范，包容他笨重的试错，他逐渐感受并浸染一个机构的风气与文化：对习俗与规范，他有恭顺；对手中的事，他有珍惜；对事业与传统，他有敬重。在这一步步成长的过程中，他所习得的不仅是技能，更包括态度与情感的熏陶，身份与价值的认同，他从边缘逐渐进入中心，事业与他的生命合一，他成为事业的代理人，事业成为他的生命状态——职业绝不是简单的技能或素养，也不仅是生计，更是一种生命状态。
事业或生涯（career），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马车碾出来车辙，形成断续且明晰的路径。事业背后是身份（Identity），作为名词形式，指工作在时间里熬出来的、镌刻在人身上的客观印记与主观认同。职业既是清晰的标志，也是坚实的锭锚，标志他的出身与教育、能力与性情，社交的圈子、消费习惯，生活风格。职业背后常有行会，行会内部拥有相同的利益与相似的价值，既相互监督，也相互庇护，维持一个群体的专业特权。
这一代人面临稳定的生涯解体了，工作机制弹性化，他们被期待拥有灵活后的弹性（flexibility）——这个词15世纪就进入英文词汇，它有生动的意象，树木在风中虽被刮得弯曲，但仍能弹回原样。工作的弹性机制要求人具有同样的韧性，既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又能保持自身不受损害。弹性要求人折腰的强力，或可称谓折腰率。人不再持续地专注于一个行当，用纵向的时间体现专业的忠诚，而是螃蟹一般横着爬行，在不同的工种、不同的领域中横跨。
弹性既打开了行业的门槛，也削减了行业，它只需要一堆临时的、碎片的、彼此弱相关的job，以及稳定、高效的机器，一套看不见、理性且精准计算的资本逻辑。现代社会的两个“无所不在”——斯密的市场这只“无所不在的手”与福柯的监视这双“无所不在的眼”精心打造了KPI：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准确地说是从核心到边缘共同可视的数字，每一个人、每一层都头顶KPI——关键贡献率，一套既庞大冷酷又精细入微的算法体系诞生。
人不再如同地上生根的树木，折腰率甚至要求他们成为“盆栽植物”，迅速地移出，再快速地进入。经验成为负资产，深耕专业，沉浸其中，成为钻牛角尖的自我浪费。短期的、变换的灵活工作要求切断背景，或者说随时变换背景；素养要的是万金油似的略通皮毛，而非专业精通，重要的是对纵横关系的各个节点了然于胸，有能力在各个节点中快速移动，成为活跃的棋子被识别。
成为活跃跳动的棋子，还是坠入随时被优化的冗余？一方面，工作的自主性下降，泰勒等工作分析专家关注细分时间单元中动作的精准与效率，以效率原则将复杂工作被分解为简单的步骤，每个人手中都是一个片段，专门化、单调性与重复性保证了体系的效率，每个人都成为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另一方面，工作强调独立性，依赖成为负面词汇，他们交易但不交往，只需要对核心负责结果；于是，组织中非正式的信任锐减，对机构的忠诚度降低，组织所传承共享的知识与价值弱化，社会资本降低，工作场域不再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可是，人的感受呢？他的喜好呢？他对手中事的沉醉、对身边人的关切呢？简洁的数字不屑于去看，这是它无力折算的低效与包袱，也是员工在折腰的灵活中不得不清除的冗余。
在这样一个效率至上、权力匿名的体系中，每个员工如同“铁路警察，只管一段”，至于方向的判断，局势的把握，这是既明晰又隐匿的数字天眼的责任。在数字天眼下，体系内所有空间都是透明的，它清除了层级的障碍；在透明的空间中，每个个体也都同质了，他们标定为数字不同的KPI。员工如何对待工作呢？不再是事业，而只是活儿（job）——明智替代了责任，短期的契约取代了稳定的身份。
人如何轻简如数字？如何经营自己的核心指标(merit)?在灵活的网状组织中，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生活？弹性要求他们MP3化——在MP3的播放器中，歌曲能以任何的顺序随意播放，人生的舞步也可以随意随性——生涯不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轨道，而是一串随意的即兴演出，前后混搭，不再关联。他们不能再有稳定的性格——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也不如上几代人用职业的套装与面具遮住了自己，或者活成了职业的面具。他们的人生充满混搭的衣料，既如同洋葱头，剥去层层洋葱皮，没有了内核；又不同于洋葱皮——在移动的、变换的盆栽中，每一层洋葱皮的色彩、质料、大小均不同，斑驳、怪异、嘈杂，没有了合理的尺寸，也没有了韵律的节奏。初则兴奋刺激，继之麻木无感。
他们从惯例与铁笼中的无聊，切换成弹性中的焦虑；他们享受着自由，却没有了自主，这个自由是失重的。他们被要求独立，却成为失去左邻右舍、上下传承的原子化的个体，他们不过是个独立的数字，尚有数字天眼的监控，这个数字天眼甚至内置于其自身。
世界与自我，开始了双向退隐。没有了内在的、有机的能量交流，自我与世界在双向隐退中，又如何相遇呢？二次元流行，戴上面具，打造人设，将世界当舞台，四处打卡。锦衣华服，浓妆艳抹，拿着道具，穿越时空，世界不过是舞台，主角是想象中的人设，虚与实不再区分。甚至世界都不是舞台，舞台不够空灵，舞台与戏剧有场景的限制，演员之间要互动，与台下的观众也要互动，有需要沉浸的剧情，要演绎也要服从一个完整的剧情。
他们的人生，已经担负不起一个有始有终的剧情。他们的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游园惊梦。
▍To be or not to be（活出来还是混下去？）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发出的灵魂之问：生存还是死亡？今天已没有了人生抉择中面对命运叩问时的庄严，却是日常的、细碎的，侵蚀着周围的感受：活出来还是混下去？
MP3的工作弹性将一切秩序解构了，生命周期中出现了“奥德赛期”（The odyssey years）：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命名，意味着尝试、选择、徘徊、游荡：进入学校或者离开校园；与朋友同居或赖在父母家里；恋爱或者失恋；尝试一份工作或者换另一份工作……青春期提前，成年期却在延后，身处此间的年轻人，生活中充满即兴演出，却又松弛、懒散。一方面，习俗的要求、社会的期待、文化的惯习，被动摇、被挑战、被忽视；另一面，在父母与所谓成人社会那里，却是欣赏与疑惑、错愕与麻木交错——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牵挂在稀薄；代与代之间，出现了整体断裂，彼此难以抵达。
MP3的混搭人生不能、不屑于再追求社会炼金术——攀登纵向的社会阶梯，攫取社会地位与财富。他们迷恋的是自我炼金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定义自己，再表达自己。如果说社会炼金术是属于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自我炼金术则属于日常生活，属于文化与心理感受，在最细微又切身的生命基础设施上，他们实验着，折腾着，蜕变着……
工作场所用“人格资本”替代了人力资本，过去是“你学了什么（知识与技能）决定你能做什么”；随后，“你是谁（动机、能力与身份认同）决定了你能做什么”？既去技能化，又要求多重经验。斜杆青年已经身份难辨，可以识别的是他们的自驱力与进取心，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再后来，身份资本（identity capital）凸显，指个人的资源（精力、时间和动力）与情境资源（社群及能够提供挑战和确认的情境）的密切互动，这是富有主动性的人与被激活情境、创生的资源之间不同的交织。主体将Identity这一名词形式的身份，变成动词的认同与追求，其后是高投入、高参与，是成事，且在成事的过程中，成其德，成其志。
这个时代情境的活力在于将名词提升为动词，这个时代主体的脆弱在于将动词进一步动名词化：知识不再是名词的“已知”，而是动词的认知，更是持续的、终身的求知化状态；智力不再是假定的智商，而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做事，是持续不断地开拓疆域，不断地创制新事物；身份不再是先赋的地位，而是在心中梦与手中事之间不断地相互矫正，是主动的认同，是逼出来的一套活法！身份的动名词化可用多普勒效应来描述：靠得越近，共振越强——是一个同频共振的能量场。既风起云涌，又气象万千——成其势。
从名词到动词，再到动名词，这是“成”的过程，成意味孕育、包容与探索。在时间切断且混奏、空间透明、个体独立无依的自由漂浮中，“成”又何其艰难！“成功”与“成就”不再是个体的责任，它是一个时代的气度，它要求厚实的土壤，多元的生态，多样的物种，万物生长，各自高贵。它不再仅仅是物的生产，资本的扩大，它是人的生活，是生命本体的表达，是活法中本真的创造。它需要大地母性的滋养，由此“位育人格”有格外的意义。
一个人的世界，是他走过的路，做过的事，重要的是他能迈开腿、行走与新的开启。
一个终于有勇气选择休学一年的学生这样写道：
“年轻人的一生之所以充满了谎言，不是因为他太自大，而正因为他太卑微
——他总是被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左右，而不是去做他真心想做的事。
年轻人望着过来人给他画的饼，给他指的路，却忘记了自己也有双眼，有能力去发现，去看见。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以及，我走得太匆忙，需要停一停。”
编辑 | 王尧池 标题 | 渡波本文原载于《教育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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