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十大关系》作为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写就的经典，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战略思想。在经济建设及其规划制定方面，明晰了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总方针。在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方面，回答了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经济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统筹兼顾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权责利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集中分散关系问题。在独立自主与吸收外来方面，提出要通过独立思考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点和长处。《论十大关系》凝结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智慧，对我们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战略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为重视战略思维，强调从战略上谋划和考虑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党。这种战略思维在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计划）”。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在以苏为鉴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总方针、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经济和管理体制改革、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凝结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考和智慧，对我们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总方针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规划的制定实施，要秉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和总方针，这是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和总方针，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1、经济建设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过程中，虽然党已经有意识地去避免苏联模式的一些不足，但因为缺少经验，难以预料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仍有一些计划指标“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比如在制定1955年计划时，由于前两年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偏小，以及基本建设计划因各方面原因常有变化，最后不仅财政上结余较多，一些重要建筑材料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积压和虚假的过剩现象。而在制定1956年计划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上年度农业丰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方面的平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资金紧张和原材料供应的问题。
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及其规划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这一观点有三个明确指向：首先，就是要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1954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代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电中就明确指出，除了请各地仔细审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其次，就是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指标。毛泽东强调各部门计划指标要切实可行，“如果经过考察，经过研究，确实办不到的事，那就硬要说办不到，敢于说办不到，敢于把它削下来，使我们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完全可行的基础上”。最后，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的汇报时，回顾了我们党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提出“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实际上是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清晰表达。在《论十大关系》中，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更为集中鲜明地展现了出来。一方面，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十对矛盾关系。比如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强调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是现实需要。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较为合适的办法是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稳妥的比例，以增加经济建设方面的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实际上，十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实际存在的十大矛盾，所以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妥善地处理好。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妥善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其目的就是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成为社会主义五年规划（计划）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总方针。
2、把计划“放在积极稳妥又可靠的基础上”以“积极地发挥各种潜在力量”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为后续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了长远的思想指导。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特别强调，长期计划中有许多因素是难以预料的，因此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对低估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各种保守倾向，充分把握各种有利条件，又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急躁冒进的倾向，充分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说明，指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并根据需要和可能，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使国民经济能够比较均衡地发展。周恩来强调：“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特别是在年度计划编制的时候，有利时要看到不利因素，防止急躁冒进，不利时要看到有利因素，防止裹足不前。可以说，尽管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冒进现象，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强调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是立得住的。
3、规划要“提高适配度”以“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
整体来看，尽管党的八大后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难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指出的：“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这个“正确方针”，就包括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建设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种“自觉性和坚定性”就体现为这个正确方针贯彻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年规划（计划）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全面贯彻和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
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建议》稿起草的总体考虑就是要从“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基本定位出发，既同“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准确把握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进而“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比如《建议》稿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特别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具备一定禀赋条件，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建议》稿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防止一哄而上”。习近平还明确把坚持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党在制定实施五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他指出:“‘十五五’刚刚开局，大家都在谋划推进，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既不能无视短板，也不能过于超前、造成浪费。”所谓“适配度”，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规划设定的投入和产出目标要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情况，蕴含着对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的敬畏与遵循。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要衔接好国家的整体规划，“同时要因地因事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万众一心、勠力进取的生动局面”，呼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懈奋斗。
二、关于经济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布局
社会主义的经济产业结构保持在什么样的合适比例，全国范围的生产力如何布局，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全局性问题。对此，毛泽东就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进行了阐发，为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过程中妥善安排经济产业结构比例和生产力发展布局问题提供了战略指导。
1、“适当地调整”产业“投资比例”与“积极合理发展”生产力
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新中国借鉴选择苏联模式的历史和客观条件。苏联模式在“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就是重工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优先的战略地位。但是，产业结构的一般发展规律是由农业轻工业向重工业逐步发展升级。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甚至脱离合理的比例，势必会影响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这一产业结构问题，东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了教训。因此，当时国务院各部委虽然对于发展重工业比较明确，但对重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产业，有的是不太明确的，比如关于轻纺工业发展的问题，一些同志就顾虑多端。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涉及的是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关系问题，属于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对现代化国防的迫切需要和加快建设，直接影响到电力、钢铁、石化、机械等建设的速度，酒精、甘油等轻工业部门的建设节奏也跟着加快，导致整个工业部门都紧张。这也是各部委在给毛泽东汇报时提出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至于生产力的布局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根据1952年的有关统计，沿海工业的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产值的七成左右，而矿产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工业基础却很薄弱。当时新的工业建设项目主要放在内地，只有较小部分分布在沿海，这种布局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的条件的。但由于对沿海新的工业建设控制较严，沿海地区基本上不建新厂，这同样也限制了一些发展。毛泽东在听取各部委的汇报中，抓住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又依据一定条件相互转化的基本原理，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布局的问题进行了辩证解析，并最终凝结到《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第一，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但也要适当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毛泽东指出：“轻纺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多积累资金，就是多搞重工业。”重工业是重点是无可争论的，但轻工业建设投资比例如果过低，就会影响搞重工业。经济与国防也是如此，“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进一步凝练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样的，只有经济建设发展起来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第二，为了生产力布局的平衡，既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也要多发展内地工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要充分合理利用沿海的企业，不要限制发展，“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有的人为了应付战争，就限制沿海工业的发展，这是不妥当的，“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不能对其采取消极态度。新的工业大部分建在内地是对的，有利于备战，也有利于工业布局的平衡，但也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考，正如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并不是说提出来就能一劳永逸和一蹴而就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重要的是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重要思路和方法。
2、国民经济各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与生产力的“合理地配置”
毛泽东关于经济产业结构要保持合适比例和生产力发展布局要平衡的战略考量，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等后续的建设规划所吸收。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提出要把重点和全面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看待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要认识到重工业的发展是需要有轻工业和农业的配合的。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等，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在谈到资金分配的时候，周恩来指出，在分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时，工业投资比重和农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比重都可以适当提高。而在分配工业投资的时候，有必要适当地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对于生产力的布局，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坚持“合理地配置我国的生产力，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所以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工业基地是有必要的。同时，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我们充分利用并且加强近海地区的工业基础，不但是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正是为了在内地建立更强大的工业基础”。而不管是内地还是沿海，工业地点的选择布局既要反对过分集中，又要反对互不联系，坚持既适当分散又互相配合的方针。
3、“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经济产业结构形式和生产力要素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但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指出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仍然要求各产业发展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生产力发展布局要符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一，在产业结构优化和保持合理比例方面，《建议》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议》第三部分从发展和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角度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一方面要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巩固提升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则要“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第二，在生产力发展和布局方面，《建议》第四部分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来支撑，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建议》在第九部分与第三部分相呼应，重点指出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强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通过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措施，“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三、关于经济和管理体制改革
如何有效优化经济治理体系和推进机制体制改革，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毛泽东以战略性眼光提出了要坚持党的领导，统筹兼顾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权责利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集中分散关系问题，为经济建设中处理好经济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导。
1、在“党的集体领导”下“研究解决制度问题”
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引起所有制结构变化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的不足日渐显露。比如，企业管理方面，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这就造成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项目钱不够用，有的又有盈余，有的需要临时性开支企业又无权调剂，从而使生产和企业的主动性受到了一些限制。农业农村方面，上级部门要农业社办各种非生产事业，又不给予财政支持。扣除各种税费后，农民人均年收入并没有很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合作社的自身积累和农民的积极性。城市职工方面，据劳动部的有关统计，1955年同1952年比较，工人实际工资水平远落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职工生活改善程度不大，一些工人批评领导只关心炉况，不关心人况。财政方面，中央财政部和各主管部门对地方管得过细过多，一定程度束缚了地方发展。还有的地方也有兴趣搞一些轻工业和小型重工业，但又顾虑较多，既怕中央不准搞，又怕搞起来后被收走了。各省市和重点企业在向毛泽东的口头汇报与书面汇报中，都着重讲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的都是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前后统筹考虑，给出了基本的解决思路。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反复强调，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工作和改革工作也是如此。他在听取汇报中着重谈了党的领导和一长制问题，明确指出：“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他解释说，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才会更有把握。“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干事情要有商量才好。工厂要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就要实行“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统一的，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但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二是要推动经济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毛泽东多次讲到制度问题很重要，认为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比如具体就分配机制来说，对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拿工人来说，虽然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太高，但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就农民而言，我们不能再犯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错误，要使他们在农业生产增加的基础上，绝大部分社员每年收入能够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国家、工厂、合作社、个人“都必须兼顾”。对于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情况复杂，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比调动一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好，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这个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之，要发挥各种积极性，不要框得过死，“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后来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要求大家研究企业独立自主应该搞到什么程度，研究“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些思想，是极具战略眼光的。薄一波指出，毛泽东“从理论上开了尝试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先声，确实是很可贵的”。这些战略性的观点，指导了后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等的制定和实施。
2、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逐步“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
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容，强调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应该坚持中央统一领导，“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地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这样不仅能更大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能使中央集中力量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他还强调，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但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经常不容易安排妥当，所以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对此，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将其明确为：“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在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体制改革的问题，并要求共产党人成为“立志改革的人”。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大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开启。这种“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拨乱反正，更是在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刻把握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对改革有了更为坚定和清醒的认识。这直接反映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年规划（计划）都贯彻了不断推动改革的思想。《建议》就吸收和贯彻了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经济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
第一，习近平从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一基本点出发指出：“《建议》稿着眼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完善落实机制、评价机制等。《建议》稿起草过程中把握的要点之一，就是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运用改革方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建议》稿第六部分还专门谈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既要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积极性，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又要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经济各方面政策的协同等。第二，在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方面，《建议》稿的第十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八个方面指出全面推动改革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抓住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着力点，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也充分体现了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四、关于经济建设中的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
社会主义建设是全盘照搬别国的发展经验，还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学会独立思考，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思想，强调要在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同时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点和长处。这一思想也成为后来五年规划（计划）中一以贯之的“红线”。
1、“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加上我们在经济建设各方面都经验不足，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学习了苏联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也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这种体制模式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建设过程中人们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有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比如不少省市纷纷向毛泽东和中央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就反映，群众的就业问题由中央管，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最后包袱还得由省里来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反映，淮南两万多人的大煤矿，矿领导没有增加人手的权力，财务上也只有200元以下的批准权，这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天津市委同志反映，新中国成立后5年中，中央只给天津地方工业安排了20万元的基建投资，建什么都要跟中央报批，使他们地方很难办。又比如对于农民交粮问题，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为闹水灾粮食减产，但相关部门却没有调查清楚，反而多征购了70亿斤粮食，结果导致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不少意见。这样，以苏为鉴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能否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他深入考虑后给出的答案是：一方面，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推动“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汇报中多次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才实现了“第一次结合”的，现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是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独立自主是以建立起民族自尊和自信为基础的。对此，毛泽东指出，不要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做奴才做惯了，伸不直腰来。我们地大物博，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另一方面，用自己的头脑思索，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长处，“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也就是说，这种学习是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即使将来国家富强了，也要向人家学习，“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
2、“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学习外国这一战略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过程中所秉持的基本精神。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由落后的工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要学习苏联等国家的先进科技，“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来往，以便实现各兄弟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援”。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他们的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往来交流。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对此说明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计划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基本建成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一方面要反对依赖苏联等国家的援助，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即使建成了社会主义，也会有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联系交流，我们不可能永远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1958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上，明确批示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搞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又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既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前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多年奋斗的一条重要经验总结。这一重要经验体现在新时代的五年规划中，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首先，《建议》本身就是为了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明确具体方向和任务而提出来的，其落脚点和归宿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其次，《建议》明确指出，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办好自己的事”彰显的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历史经验。一方面，它体现在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任务目标中。比如在第三部分中，提出要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在第四部分中，提出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在第五部分中，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习近平在《建议》稿的说明中也强调，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办好自己的事”也不排斥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习近平指出，《建议》稿起草过程中把握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既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又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建议》也指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总之，《论十大关系》蕴含的经济战略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只是择要论述。作为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写就的经典，《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也为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后来的五年规划（计划）提供了思想指导。毛泽东强调，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下，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还在继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论十大关系》也还将进一步凸显其深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作者：陈龙，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6年第7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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