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立场是否先行”的讨论中（参：《赵磊点评：谁是“先行者”？赵磊点评｜谁是“先行者”？》，载《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2026年8月10日），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并不⽀持“立场先行”这个论断。针对我的发言，刘老师提出了质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有⼀种，坚持马克思主义⽴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马克思主义学’为啥根本不同？这算不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阶级⽴场先⾏？”（参：《赵磊：爱因斯坦栽了，是因为立场不稳吗——答刘教授赵 磊｜爱因斯坦栽了，是立场不稳吗——答刘教授》，载《昆仑策网》2026年8月17日）
刘老师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止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学”[注1]，是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两个马克思”的分叉表明，“立场先行”的命题是正确的。
谢谢刘老师的赐教。
那么，两个马克思是否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就是“阶级立场先行”，即先有不同的阶级立场，然后再由不同立场决定出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来呢？
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最终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立场，但若因此反推，两个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由不同阶级立场决定的，我认为，这样的反推是武断的。换言之，研究者有立场，并不等于“立场决定观点和方法”。
我的请教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立场先行”吗？
假如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一开始就存在，并进一步决定着马克思后来形成的观点和方法，那么首先需要回答，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又是怎样形成的？
赵磊点评：马克思不是生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追问“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又是怎样形成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真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思想发展作过非常清楚的回顾。1842-1843年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林木盗窃、摩泽尔农民以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现实问题，使他第一次遇到必须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并推动他开始研究经济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已经进入他的视野时，马克思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随后，为了解决这些现实和理论上的疑问，他转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进一步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
赵磊点评：注意，马克思这个时候的立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黑格尔的立场，是费尔巴哈的立场，是古典经济学的立场，甚至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总之，是摇摇摆摆的立场。请问：一个反对劳动价值论且摇摇摆摆的立场，能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吗？显然，这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黑格尔立场，费尔巴哈立场。问题是，马克思凭什么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呢？答案是：马克思（暂时）接受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方法。所以，表面上看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的立场，其实不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方法决定了马克思的立场。
马克思后来明确指出，他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是研究“所得”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赵磊点评：马克思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意，刘教授说“没有两个转变，即由唯⼼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以此佐证“立场先行”的命题是正确的。然而在我看来，刘教授说的这两个转变恰恰表明，转变的关键，是方法和方法论的转变，而不是立场的转变。换言之，立场不能自己决定自己。方法的转变是因，立场的转变是果。如果没有发现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又怎么从唯心主义立场转变到唯物主义立场呢？又怎么从⾰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呢？
由此可见，并不是先有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决定着马克思的研究工作，而是对现实的困惑在推动着马克思的研究工作。而研究过程推动着马克思的认识方法和理论观点不断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现实关切和价值追求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不是马克思在研究工作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先知先觉。如果把马克思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倒置为其早期全部思想活动的先验起点，又哪里来的马克思所经历的思想发展历程呢？
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味着立场预先决定结论吗？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然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研究开始以前，就已经把所有具体历史结论写出来了、规定好了。恰恰相反，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直强调，在坚持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前提下，同时把研究结论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科学分析基础之上。
赵磊点评：您是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用什么来衡量？如果以您是否站在劳动阶级立场来衡量的话，那么社会生活的事实告诉我们，站在劳动阶级立场未必一定得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如果以您是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衡量的话，那么逻辑结论就不是“立场决定观点和方法”，而是“观点和方法决定立场”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历史需要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但研究结论必须从史料和研究中得出，而不能由既有立场直接代替。
此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者梁树发同样强调，即便是面对“马恩对立论”等这类观点时，“我们暂不对其见解的是非作出判断，先把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为假设的问题看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所谓的问题呢？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按照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问题方面的思想做深入的考察，弄清‘事实’……”。（梁树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不意味着“先确定什么结论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再去寻找材料证明”。马克思主义立场规定研究的基本方向，唯物史观指导我们怎样认识历史，但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一问题上是否存在差异，一个概念何时形成，一种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都必须依据文本和历史事实来判断。
所以，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立场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和理解问题，却不能直接替我们回答具体问题。
赵磊点评：陈雨森说，“马克思主义立场规定研究的基本方向，唯物史观指导我们怎样认识历史”。在我看来，与其说有一个先知先觉的立场悬在马学者的头上，不如说是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统摄并指导着马学者的研究方向。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哪里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呢？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哪里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呢？我们要警惕的，恰恰是那些口口声声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但凡把马克思主义立场挂在嘴上，却对马克思主义方法一无所知，甚至口是心非的人，我对这类“马克思主义立场”保持高度怀疑。
四、莱文的心路历程证明了“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先行”吗？
如果只看西方“马克思学”后来形成的“两个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等观点，很容易将其简单归纳成：先有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然后再选择相应的观点和方法，最后得出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实际的思想史要复杂得多。
在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时，有学者就客观地指出：“西方确有许多学者属于信仰、支持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中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确实想对马克思进行纯粹学术性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论的偏差，导致了对马克思的某些误读”（邓姗、吴学东：《方法论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质疑》，载《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也就是说，一个人最终形成错误的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能反过来就证明他进入研究以前就一定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立场。
赵磊点评：在理论研究中，确实有指鹿为马，故意混淆是非，以搅浑水为己任的人——比如御用文丐；也不乏为了争论而争论，并乐此不疲的人——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但是，科学讲究的是正态分布和大数定理，社会科学亦是如此。除了少数御用文丐和专职辩护士外，大多数人之所以坚持某种观点和方法——包括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其实是因为这种观点和方法对他更有说服力而已。因此，在严肃的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不能因为A的理论不符合B的观点，您就假设这是因为A的人品不好，并断言A的理论建立在充满小人算计的阴谋诡计之上。倘若A的理论最终被证明确实属于谬误，那么与其说这是A的站位决定的，或者说A天生就是坏人，而我却宁愿相信，是A的方法和方法论蒙蔽了A的理解能力，使之看不见真相和本质，于是站在错误立场却不能自拔。
美国“马克思学”学者诺曼·莱文，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莱文早年基本是不问政治的学院派，真正推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越南战争。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张性的分析能够解释美国在东南亚的行为，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新左派。此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尔库塞、卢卡奇等人的研究，又使他越来越强调人道主义、人的实践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60—70年代，莱文多次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等原始材料，越来越强调回到原始文本，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
通过这些研究，他逐渐得出“马克思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等判断，并进一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理解、辩证法等问题上的差异，解释为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对立论”。
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原本希望寻找“本真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为什么最后会形成这种观点？如果简单回答：原因在于他本来就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样的归因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莱文后来仍然真诚地认为，自己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拯救”他所理解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张亮：《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学”——诺曼·莱文教授访谈录》，《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因此，莱文的思想发展更接近这样一个过程，即“现实问题推动理论选择—研究方法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具体观点—观点不断积累并系统化—重新界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研究心路说明，方法并不是立场形成之后才从天而降的馅饼，并成为被动使用的工具。方法和方法论会影响观点，而观点的发展反过来必然重构研究者的立场站位。
赵磊点评：把“两个马克思”归咎于莱文天然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样的诛心之论难有说服力。
五、西方“马克思学”中是否存在既有政治立场支配研究的情况？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需要区分“既有立场影响研究”和“既定政治目的预设研究结论”。正如相关研究指出，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一批“数量不多但能量颇大、带有官方背景的马克思学家”。
这部分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希望借助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论证影响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政治判断。对此，梁树发教授把大量远离现实政治斗争，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专业选择的学院学者与这类研究者作了区分（梁树发：《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赵磊点评：即便“这部分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那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具有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意识形态。说到底，他们的研究立场仍然是由他们所持有的观点和方法决定的。假如“这部分人”已经发现自己具备的“意识形态”是胡说八道的意识形态，又凭什么要坚持用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呢？这样的研究未免也太低级了吧？难道“这部分人”是反马阵营中的卧底，专门给反马阵营抹黑搅局，搞低级黑、高级红的“两面人”吗？
对前一种情况，如果研究者已经形成明确的反马克思主义判断，并由这种判断影响材料选择和理论解释，可以说既有立场在某次研究中发挥了明显作用。但如果研究开始以前就已经规定了必须证明什么结论，研究只是为现实政治目的寻找论据，那么这种活动本身已经很难被看作开放的学术研究。它所能说明的是，政治和利益可以把研究工具化，而不能据此推出“立场先行”是科学认识的一般规律。
更何况，“数量不多”至少能够说明其仅仅是西方“马克思学”中的少部分，不仅难以代表整个西方“马克思学”，更不能用来解释一般研究者的观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六、马学内部尤其要重视“方法—观点—立场”
这才是我认为最值得强调的问题。
如果简单认为，只要首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自然就会形成马克思主义观点、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赵磊点评：陈雨森这个追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这里，首先要区分客观的阶级处境和自觉的理论立场。无产阶级作为客观存在的阶级，当然不是方法创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但是，一个人怎样认识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根本利益和历史地位，却不能仅靠主观上的同情和价值选择。
比如在当今时代，什么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怎样认识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又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面对新的社会现象，什么真正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认识。
因此，方法不创造阶级，但方法是把客观的阶级处境上升为自觉的阶级认识和理论立场的重要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学内部尤其需要重视“方法—观点—立场”的关系。方法决定我们怎样理解事实，进而决定具体观点的形成。观点不断积累和系统化，又会巩固、调整甚至重构理论立场的站位和变化。所以，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并不会自动产生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科学的认识必须具备和掌握科学的方法。
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也说明了这一点。运用比较分析，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异同，原本无可厚非，是思想史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研究者却突破了这种方法的适用边界，把具体差异不断放大并解释为根本对立（赵立、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当代反思——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因此，一个人即使主观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面对新的复杂问题时，也可能形成错误观点，并进一步改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站位。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能只靠反复强调“我要坚持某某立场”，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靠不断正确认识社会现实来加以巩固。
因此，强调方法和方法论的重要性，并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相反，它是在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形成、理解并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赵磊点评：我们与“立场先行”的分歧是，站在劳动阶级立场，是否一定会得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立场先行”的结论是“一定”，我们的结论是“未必”。不少人之所以坚信“立场先行”，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两个命题：命题一，站在劳动阶级立场，是否一定能得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结论是“未必”；命题二，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是否一定得不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结论是“一定”。面对这两个命题，坚信“立场先行”的人认为，既然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一定得不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那么站在劳动阶级立场就一定能得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问题在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互为依据，不能互为推导。顺便指出，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当然得不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是否就只能得出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呢？是否一定会得出不科学的认识呢？这个问题，也要两说。其中的历史事实，我已经多次讨论，就不赘述了。
七、余论
有关“立场先行”的讨论，始于文章《为什么首先是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的再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立场先行”，即：“⽴场是观点和⽅法的灵魂与统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根本观点、改造世界的根本⽅法”。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一方面认为，“立场决定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不是抽象的道德选择，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决定的”。
这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是天生就有的，它不是来自于抽象的道德情感，也不是来自于宗教般的怜悯同情，它只能来自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只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我们追问马克思主义立场从何而来时，就必然指向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从而必然指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没有马克思主义方法，何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何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赵磊点评：请问《为什么首先是立场》的作者，您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不是抽象的道德选择，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决定的”，您这个说法是否符合“立场先行”的逻辑呢？
【注释】
[注1]“马克思学”一般指以马克思的生平、著作、文本和思想发展为主要对象的专门研究。其研究通常强调回到马克思原始文献，通过文本考证和思想史研究重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的真正思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在发展过程中由此形成了“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差异乃至对立”等具有较大争议的观点。（梁树发：《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作者：陈雨森，赵磊；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AI，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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