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教授的质疑
在《赵磊点评｜谁是“先行者”？》一文中，我的学生陈雨森博士说：
“问题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并不支持这个说法（即“立场先行”——赵注）。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强调了立场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区分‘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以及‘体系建成后怎么看’的两个层面，这种混淆就容易引起误解。”
针对陈博士这段话，刘教授对我提出了如下质疑：
“赵老师，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是价值中立吗？这个再清楚不过了，没有两个转变，即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赵老师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立场先行，一个是立场的可变性。立场的可变性不能否定立场先行。另外，赵老师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止有一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为啥根本不同？这算不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阶级立场先行？供赵老师批评参考。”
刘教授的质疑，包含三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是价值中立吗？第二，赵老师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立场先行，一个是立场的可变性。立场可变不能否定立场先行。第三，赵老师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止有一种。
谢谢刘教授的批评指正。
这三个问题是否有共性，我不知道。然窃以为，这或许也是某些同志的疑问吧？
于是我不揣冒昧，未征得刘教授同意，对质疑做出公开回答。如有得罪，伏请海涵。
二、澄清误解
刘教授提出的第一个质疑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是价值中立吗？”
这是一个反问句。言外之意，或是质疑我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看做是“价值中立”的过程。
刘教授的这个质疑从何而来，我不知道。
我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澄清。我不仅过去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不仅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摆脱不了立场纠缠，而且自然科学同样也是非中性的。
至于我对科学非中性的论证，展开讲就太占时间和篇幅了。为了节省刘教授和读者的宝贵时间，我推荐两篇拙文供参考：
第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在该文中，我讨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是“价值中立”的原因。
第二篇文章：《马克思的实证何以如此特别——计量分析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比较》，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4期。
——在该文中，我论证了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根本就不中性的原因（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之前的国内学者还没有做过这个工作）。
这两篇拙文的论证是否正确，请刘教授和读者赐教。
三、我们的分歧
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价值中立，我和刘教授并没有分歧。既然如此，为什么刘教授会提出“价值是否中立”的反问呢？
回顾争论的脉络，我和刘教授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价值中立”，而是在于：从立场非中性这个前提，能否推出“立场先行”这个结论？
重要的事情应当说三遍：我和刘教授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相互制约，是否相辅相成。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我们的分歧在于：观点和方法是不是由立场决定的？
何谓“决定”？A决定B的含义是：A的存在或变化，必然导致 B 的产生或相应变化。用逻辑蕴含公式表示：A→B。
立场决定方法的简要说法是“立场先行”，其含义是：立场是观点、方法的前提和先导。在三者的逻辑关系中，立场A决定了观点B和方法C。没有A，就没有B和C。
聚焦“立场先行”的问题导向，我和刘教授的分歧在于：站在劳动阶级立场，是否一定会得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吗？
刘教授的看法是肯定的，我的看法则是未必。“肯定”与“未必”，这才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天然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意识，但由无产阶级立场决定的这种倾向和意识，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进一步的讨论应该围绕这个分歧展开。否则的话，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
接下来，我聚焦这个分歧（即“站在劳动阶级立场，是否一定会得出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其中或有啰嗦重复，伏请刘教授和读者见谅。
四、立场与科学含金量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承诺，不是道德情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与宗教的区别，我就不赘言了。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我的话题，就从科学与立场的关系开始。
人们的认识总是摆脱不了立场纠缠（即非中性），不仅被讥为“软科学”的社会科学如此，即便是被称为“硬科学”的自然科学，也已经被证明其观测和结论是非中性的。
尽管科学是非中性的，尽管科学有立场，但不同观点的科学含金量，却是不同的，甚至有着天壤之别。理论的非中性，并不等于理论不科学。比如，马克思有立场，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不科学；费尔巴哈有立场，不等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全是谬误。
为什么不同理论的“科学含金量”会不同呢？难道是因为它们的“立场”不同吗？难道是因为他们的立场站位不中立吗？
不同的理论观点，之所以会有不同程度的科学含金量，这与研究者的立场站位有关系。但是，决定立场站位的根源，并不是立场本身，而是研究者的观点方法不同，尤其是方法论不同。很遗憾，方法和方法论对观点的决定作用，进而对立场的决定作用，往往被看热闹的外行忽视了。
行文至此，您先别急着吐槽，容我说完，好吗？
我以自然科学为例。比如在量子理论中，爱因斯坦主张“定域实在论”（即著名的“爱波罗佯谬”、“EPR佯谬”），而哥本哈根诠释却主张“非定域论”。
在今天，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论”已被科学实验所证伪，而哥本哈根诠释的“非定域论”却得到了科学证实。
问题来了，都是科学家，都站在探索真理的立场上，为什么得出的理论观点却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而且有对有错呢？
难道，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立场不同吗？抑或“非定域论”是由立场决定出来的，而“定域实在论”却没有让“立场先行”吗？
当然不是啦。
五、爱因斯坦栽在哪儿
我们先来看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论”。
所谓量子“定域实在论”，是由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于1935年提出的理论假设。
简单说，“定域实在论”这个符合宏观物理现象的理论，在微观量子世界却遇到了挑战（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这样一来，微观量子世界是否遵循“定域实在论”，就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这里插一句，之前俺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也深感困惑，还撰文参加了讨论（参：赵磊等：《“不确定性原理”何以被误导？》，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5期）。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上帝不执骰子”。为了将“定域实在论”贯彻到量子世界，爱因斯坦等人通过纯粹的思想实验，推导出了反驳哥本哈根诠释的“量子纠缠”假说，亦即“爱波罗佯谬”。
我提醒读者注意：由于受到当时实验方法和科学仪器的限制，即便如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只能通过思想实验来推导自认为正确，却未必正确的观点。
我相信，如果爱因斯坦当时掌握了更科学的方法（比如量子卫星等当代科学观测仪器），抑或能活到今天，他老人家是不会认可“定域实在论”的，也会毅然站在反对“定域实在论”的立场上。
换言之，即使之前用思想实验推导出的“定域实在论”，也会因为新方法的出现和运用，而被爱因斯坦无情抛弃。
请问“立场先行”论者们：究竟是爱因斯坦的非中性立场决定了“定域实在论”呢，还是爱因斯坦掌握的方法决定了“定域实在论”呢？是立场决定观点，还是方法决定观点？
问题很清楚：决定观点是否正确的，并不是什么“非中性”的立场，而是方法，亦即有没有更科学的观测、推导和验证的方法。当然，所谓更科学的方法，必须包括方法论的迭代。
爱因斯坦栽了，不是栽在立场上，而是栽在方法上。
在这里，不是“立场先行”，而是“方法先行”。
六、量子纠缠为何胜出
我们再来看量子力学的“非定域论”。
在爱因斯坦逝世以后，物理学家通过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发现，量子力学理论并不支持定域性原理，例如波函数坍缩或全同粒子对称化，都是典型的非定域性行为。
随着更为科学的方法和仪器出现，自1972 年克劳瑟完成首个实验起，历经阿斯佩（1980 年代初）和塞林格（1990 年代后）的系列改进实验，最终确证了贝尔不等式在量子世界不成立，从而否定了局域隐变量理论（说明不存在关于局域隐变量的物理理论可以复制量子力学的每一个预测——即贝尔定理）。
尤其是2017年墨子号量子卫星，实现并完成了1200公里级的实验观测，以大于99.9%的置信度，证伪了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论。
我提醒读者注意：上述科学实验确证了量子力学违背“定域实在论”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被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予了认可。
总之，有关检验贝尔定理的科学实验证实，量子纠缠违背了定域性原理——当然，量子力学理论并没有违背因果性，对此笔者也撰文参加了讨论（参：赵磊等《否定因果关系为什么是错误的》，载《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有意思的是，量子纠缠，这个由爱因斯坦首次提出来的幽灵假设，原本是爱因斯坦同志用来吓唬哥本哈根诠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后呢，却成了杀死定域实在论的科学工具和先进武器。
上述专业知识，不懂量子力学的读者或许难以理解。这没关系，您记住一点就行了：量子纠缠的胜出，不是胜在立场，而是胜在方法。
在这里，不是“立场先行“，而是“方法先行”。
七、旗手和随从
接下来，我要回答刘教授提出的第二个质疑，以及第三个质疑。
第二个质疑是：“赵老师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立场先行，一个是立场的可变性。立场可变不能否定立场先行”。
为什么“立场可变不能否定立场先行”？坦率讲，我对这个命题里面的逻辑一头雾水，云里雾里。故不敢随意置评。
至于是否应当把“立场先行”从“立场变化”中摘出来，当然还有讨论的余地。
我不妨望文生义地演义一下。刘教授指责我“混淆了两个概念”，是不是在暗示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昂首阔步走在前面的旗手立场，另一个是跟在后面紧赶慢赶的随从立场？
窃以为，既然“立场先行”不成立，那么即便把立场一刀两段，一段是藐视观点方法的先知先觉，一段是滞后可变的被动跟班，也依然支撑不了“立场先行”的结论。
我不解的是，倘若“可变立场”不能不看方法的眼色站位，何以“先行立场”就可以不把方法放在眼里了耶？我的比喻或有不当，我的不解或有误读，请刘教授斧正。
刘教授的第三个质疑是：“赵老师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止有一种”。
呜呼！“不止有一种”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有专门研究，诚恳接受刘教授的批评。
我期望能得到进一步教诲和启发，于是将问题转给了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陈雨森博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陈博士分解。
八、为啥是爱因斯坦
或问：“社会科学有着强烈的阶级性，你赵某人咋不拿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理论举例，却非要拿爱因斯坦说事呢？看把你能的……”
我猜，有人一定指责我混淆了自然科学的无阶级性和社会科学的阶级性。
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案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理论，我之前的讨论有过不少唠叨（参：《赵磊：立场先行？我不信》，以及《赵磊点评：谁是“先行者”？》等）。
这些案例，指责我的人是否看过，以及认不认可？在下愚钝，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知道，谁愿意听车轱辘的重复话呢？总得讲一点新鲜事儿吧？于是，我只好班门弄斧，给大家谝一谝爱因斯坦了。
我拿爱因斯坦说事，其中的问题导向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诠释，他们各自的立场站位都不中立。然而，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诠释之所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难道根源于立场不中立吗？
NO！他们之所以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不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的观点和方法不同。
不能因为爱因斯坦的定域理论不科学，您就归因于老爱同志的立场和态度不端正；也不能因为哥本哈根诠释被证明是科学的，您就断言这是哥本哈根诠释的立场决定的。
总之，不能因为观察和结论是非中性的，是有立场的，您就理直气壮地发出宣言：“只要站在劳动阶级立场，就一定会得出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
然而，面对生活中大量的反例，“只要……就一定……”的宣言，难免漏洞百出。哪怕只有一个反例，也会被证伪，何况一堆的反例。这样的宣言，能有说服力吗？
九、马恩列如是说
从“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来讲，阶级立场决定了劳动阶级天然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意识。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底层劳动者信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别急着给我上纲上线，您若不信，不妨亲自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好了，最好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原因何在？有人回答：“这是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宣传教育的结果”。
OK！问题在于，说好的“立场先行”呢，人间蒸发了么？
既然剥削阶级的宣传教育（即观点方法）可以决定劳动阶级的立场站位，那么劳动阶级的阶级立场又在哪里去了呢？又哪里来的“立场先行”呢？
这究竟是“立场先行”，还是“观点先行”，抑或“方法先行”？
这里我划一个重点。针对底层劳动者信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冷酷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是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认可的主流思想。
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就是社会大多数成员都信奉的主流精神。
那么，谁是人数占比例最多的社会成员呢？当然不是少数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而是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
这就说明，由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立场。
所以列宁不断提醒：“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认真品味这段话，足见观点和方法之于立场的决定意义，在列宁同志心目中的地位。
最后我提一个问题，向刘教授请教：“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个论断是否违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否符合“立场先行”的命题？是否有悖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十、结语
重申一下，我赞成“立场、观点和方法相辅相成”的命题，我反对的是“立场先行”这个命题。
上了年纪，敲字很累，唯恐误读刘教授的意思，回复质疑就更耗精力。
问题多多，力所不逮，言犹未尽，就此打住。
再次感谢刘教授的赐教！
2026年8月15日于成都
【文/赵磊，西南财经⼤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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