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某期刊的文章：《为什么首先是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的再思考》（简称《为什么》），引发了同行争议：“立场先行，何以科学”；“不管是自科还是社科，不存在中性，都有立场”；“不是立场先行，而是方法，更准确的说是马克思方法论起着决定作用”；“有立场不一定就不科学吧”；“立场先行和有立场还不一样”……基于上述分歧，《赵磊：立场先行？我不信！》提出了以下质疑：“如果有人说，‘站在劳动阶级立场，就一定会得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一定能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立场先行’，我是不信的。”下面，是三位青年学者对于“立场先行”的看法，以及赵磊老师的点评，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张国毅：立场决定方法
我们讨论的是立场和方法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间是相互作用的。但二者总会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立场决定方法。
什么是立场？从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会看来，立场不是一个抽象的情感倾向或模糊的道德站位，而是我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代表的根本利益在思维中的集中反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里的“抽象力”本身并非中性，它从一开始就带着阶级的烙印。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其立场往往直接体现为特定的阶级归属。是站在劳动的一边，还是站在资本的一边，决定了你对社会现象的最初判断和最终判断。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看似面对的是客观自然规律，但“为谁搞科研”、“科研成果服务于谁”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立场问题。而且波函数塌缩也告诉我们，针对同一个物理研究对象，不同的人或工具，测量的结果是不同的。
什么是方法？方法就是我们为了研究一个东西或者达成一个目标所运用的手段和工具。方法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历史性”。所谓工具性，是指它是我们主体达及客体的中介；所谓历史性，是指方法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演进。但无论如何演变，有一个关键点必须明确，方法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却从来不具有自主性。它总是被某种更深层的力量所驱动和形塑。如果我们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去谈方法的“普适性”，就容易将工具本身当作了目的。
最后是立场和方法的关系。立场从根本上决定着方法的选用和性质，而方法对立场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能够巩固、深化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说“立场决定方法”？这里的“决定”不是机械因果决定，而是“定向”与“统摄”意义上的决定。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立场决定了问题的提出方式。站在资本增殖的立场，经济学家会问：“如何通过降低工资来提高利润率？”而站在劳动者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会问：“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能否因生产力提高而缩短？”问题提法不同，后续所运用的数学模型、统计口径和历史参照系就截然不同。其二，立场决定了材料的选择视角。面对同样的中国近现代史材料，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的人会刻意放大晚清的愚昧，站在人民史观立场的人则会聚焦于底层民众的抗争与创造。史料的运用本身就渗透着立场的价值取向。其三，立场决定了方法运用的最终归宿。如果立场偏了，即使能熟练运用方法，也只能为错误的目标服务。
当然，方法对立场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果我自称站在劳动的立场，但运用的方法却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那么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只会暴露出我的“劳动的立场”仅仅停留在口头，并未深入劳动本身。而且，当运用方法的结果与预期立场相悖时，它会倒逼我们调整并深化原来的立场。我们在学党史的时候知道，我们党一开始革命的时候，是想效仿十月革命，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党知道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党选择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我们党从一成立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一点没有问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城市包围农村和农村包围城市是方法，是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法。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城市包围农村这个方法错了，没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是它深化了我们党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立场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党更好地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在我看来，立场和方法更像是“体”与“用”的关系。立场是“体”，决定了方法的价值属性；方法是“用”，承载并实现着立场的现实效能。在这一矛盾统一体中，立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是不是不属于原本立场的方法就不能用呢？比如站在劳动的立场，理性经济人假设、边际效用递减等等，就不能用了呢？答案肯定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改造这些方法，使之符合劳动立场的需要。（我记得赵老师之前发过一篇文章讲过这个问题。如果马克思身处我们的时代，面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可以一键搞定，那么马克思也一定会采用现在的研究方法。最后这一段话，是我自己已经写完了，检查错别字的时候想到的，还不是很成熟。请赵老师和同门批评指导。）
二、赵磊点评：只有理论清醒，才能站稳立场
张国毅坚持“立场决定方法”，或者说坚持“立场先行”的观点，他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论证，很好。但是，我有这么六点想法，提出来跟他商榷。
第一点，关于“非中性”。不管自科还是社科，其理论观点都是非中性的，或者说都有各自的立场，这是事实。但是，理论非中性与“立场先行”并不是一回事，仅仅用理论非中性证明不了“立场先行”命题的正确性。为什么证明不了？拙文《赵磊：立场先行？我不信！》，已经做了分析，不展开了。
第二点，国毅给出了“方法”的定义，强调方法的工具性、历史性等等。OK！但是我要提醒，你的关注点是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我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的这个“方法”，并不是指具体方法，而是指方法论。很多人把方法与方法论混为一谈，结果以讹传讹，流弊甚远。
第三点，国毅主张“立场决定方法”。什么是“决定”？我们经常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的含义，比如A决定B，意为A是B的根本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我认为，“立场决定方法”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了。如果说“立场制约方法”，这个没问题。但是，说“立场决定方法”，我就会提出质疑。对此，我在《赵磊：立场先行？我不信！》中做了分析，不赘述。
第四点，为了说明“立场决定方法”，国毅举了一个例子，以此证明立场是“先在的”，也就是“先行存在”的第一性的事物。他举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武装暴动。然而，这个例子不仅没有证明“立场决定方法”，反而证明方法比立场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不论是喝洋墨水的李德和博古，还是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他们的阶级立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站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的革命家，大家说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李德和博古的主张失败了，而毛主席的主张却取得了胜利？张国毅说，毛泽东的胜利，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德和博古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OK！但是国毅的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不是说只要你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你就一定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主席、博古和李德同志的革命立场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战壕的革命战友，为什么最后会有不一样的革命结果呢？不是说好的，“立场决定方法”吗？不是说好的，只要你有一颗为穷苦大众打天下的初心，只要你站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你就一定会取得革命胜利吗？这个例子说明，“立场决定方法”的结论实在难以服人。
第五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
什么是“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我的理解是，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即理论清醒），政治上（即政治立场）才会坚定不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方法，又何来坚定的政治立场呢？
在我看来，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深刻地阐明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关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乃是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我深以为然。
《为什么》一文的问题导向是：究竟是“立场先行”，还是“观点和方法先行”？毫无疑问，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如果非要在三者中选择谁是“先行者”，那么，我只能选择“方法先行”。
第六点，“立场”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身处无产阶级的人群一般更容易接受反资本主义的意识，或者说天生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和倾向，未必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和倾向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那就需要灌输、学习和教育，哪怕他是工人阶级成员。经典作家对此有过很多提醒和论述。
比如1902年3月，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强调：“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的意思是说，即便你是无产阶级，即便你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也不会自发、天然地产生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
第七点，立场究竟是社会存在还是社会意识？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中，立场（所处位置）当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意识。然而我发现，前面各位的发言，对立场究竟是社会存在还是社会意识，似乎有些分歧。在我看来，这种分歧恰恰是对“立场先行”的质疑。事情很清楚，一旦立场成为人们选择的事物，那么与其说你选择了一种社会存在，不如说你接受了一种社会意识。因为，你是在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之后，才选择这种立场，而不是那种立场的。
我举个例子。不论张国毅博士，还是陈雨森博士，抑或陆茸副教授，一旦你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立场，那就意味着你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才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你们总不能宣称，俺生下来就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了吧？比如张国毅，你在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立场。读博之后，你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于是告诉我说，你从此站到马克思主义阵营一边。请问国毅，你这究竟是“立场先行”呢，还是“观点方法先行”？
三、彭卓：方法论就是立场
立场的产生、确立，确实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对于个体而言，其立场的确立，是在大量的经验观察、各种方法论的比较、各种观点与各种知识的总结，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逐渐形成了他的立场。
但是，我认为，纯粹的中性观察，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时候，会采取具体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一定是在方法论的指导之下的。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应用同一种方法所得到的各种观点，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所采用的方法论，其实就代表了立场。换句话说，人们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已经隐含着对方法论、对立场的选择。
当然，一个人的立场，肯定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的，是在对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对方法、对观点的探究、反思、实践等等之后，逐渐确立的。但是，一个人的立场一旦明确了（这个立场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立场），那么他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就是站在他的立场之上，这个时候立场就成了他分析问题的前提。
那么，具体到我们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这一立场是一个已经形成了的认识论，而且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论，它又成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也就是所谓的“立场先行”。
所以，我认为，从立场形成的逻辑来看，它是历史上生成的，或者说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如果从解决现实问题来看，立场又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也就是“立场先行”。
最后，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是辩证的。我们在分析现实问题时，秉持“立场先行”的原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观点，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本身并没有问题。同时，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强化、巩固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四、赵磊点评：不能把立场与方法混为一谈
彭卓说，方法不是方法论，方法和方法论是有区别的。把方法和方法论区别开来，这是对的。
彭卓还提出一个观点，说“方法论就是立场”，二者可以等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将立场与方法混为一谈的做法，我感觉是在和稀泥。
对于立场与方法的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两者之间肯定是有着内在关联，二者在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从概念或范畴的功能来说，方法论与立场这两个东西肯定是有区别的，否则就用不着使用这两个词语了，干脆合二为一算了。
在马克思主义来看，立场、方法和观点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坚持认为，立场、方法和观点就是一个东西。但是，既然使用了ABC三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这三者之间肯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三者完全等价了，那就不用争论哪一个先行、哪一个后行的问题了。问题是现在大家讨论以及关注的，正是它们之间不同的地方。
当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咬文嚼字的概念之争，但如果不明确概念的含义和它们的区别，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只能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没有学术意义。我感觉，彭卓博士好像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所以，我不同意“方法论就是立场”这个和稀泥的命题。当然，我对“立场先行”这个命题，仍然持怀疑态度。
五、陈雨森：思想史不支持“立场先行”
《为什么》一文说：“立场引领观点、观点支撑方法、方法服务立场”。我认为，这在马克思主义体系成型以后的视角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从不讳言自身的阶级立场，阶级性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鲜明理论特色。
然而，“首先是立场”这个命题，再加上“前提地位、奠基作用”等措辞，容易让人产生马克思先定立场再找证据的误解。问题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并不支持这个说法。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强调了立场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区分“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以及“体系建成后怎么看”的两个层面，这种混淆就容易引起误解。
具体来说，在发生层上，即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相关文本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轨迹：
——1842至1843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有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和对普鲁士专制的不满，可以视为马克思拥有了“朴素立场”。但是，此时马克思使用的方法主要还是黑格尔的“国家理性”框架。因此，面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农民处境的现实冲突，这套方法没法给出合理解释，碰到了“物质利益难题”。正是这一碰壁，而非朴素立场本身，推动了马克思对既有方法论的反省与突破。
——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完成了方法论上的关键突破，把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颠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步方法论突破的动因，恰恰来自《莱茵报》时期现实物质利益冲突的刺激。即朴素立场遭遇现实矛盾，倒逼出方法论的更新。就“科学立场的形成”而言，单有这一步还不够，但它是后续一切科学观点得以产出的必要前提。
——到1843年底至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一表述说明，马克思没有把哲学认识和无产阶级实践处理为一种单向决定关系，而是强调二者结合。
哲学为解放实践提供理论自觉，无产阶级则为哲学的现实化提供物质力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已经从《莱茵报》时期的理性同情上升到了历史判断的层面。他指出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它“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这表明《德法年鉴》时期的立场已处于“朴素立场向科学立场过渡”的阶段，但仍有待唯物史观形成才能完成最终的认证。
——到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基本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由抽象的人和自我意识，转向从事物质生产和现实交往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848年《共产党宣言》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出发，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时回头看，“人民立场”就不再只是《莱茵报》时期的道德同情，而是基于生产力、交往形式的矛盾分析，厘清哪个阶级将成为掘墓人的“科学立场”。
所以，发生层的实际顺序是：朴素立场——方法论突破——科学观点产出——科学立场形成。立场有朴素和科学两个形态，朴素形态可在先，但科学形态的立场必然要经方法突破和观点认证才能成立。换言之，在发生层上，科学立场是方法突破和观点产出的是结果，而非逻辑起点。当然，在现实情境当中，肯定不是这种简单的线性演进过程，立场、观点和方法存在相互作用。
第二层是完成层，即马克思主义体系成型以后三者之间关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之后，立场、观点、方法已经拧成有机统一，此时不存在先后顺序。立场定向，观点明理，方法践行，三者互为支撑、环环相扣。在这个层面上说“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特征”，强调“首先是立场”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立场在功能上起着定向作用，而且这样讲有助于宣传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
简言之，发生层是“三者是怎么形成的”，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完成层则是“体系形成以后怎么看”，不存在先后，是有机统一。《为什么》一文也指出，“价值原点不是抽象的道德选择，而是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决定”。从这一定性来看，明确指向经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认证的科学立场，而非朴素道德同情。
但是，由于《为什么》一文并未区分“朴素立场”与“科学立场”这两个概念层级，因此在论述“优先性”时，把完成层上科学立场的定向作用，压缩成了发生层上立场的逻辑第一，比如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方法的选择，都源于立场的规定，三者的统一必须以立场为轴心”的表述，这就让读者误以为马克思是先定了立场再形成观点、选择方法，而这与马克思思想实际的发展轨迹是不符的。
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或者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如果听到“首先是立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就是先站好队，然后再去经典里找支持这个立场的观点和方法。并且，在日常交流过程中，我也确实遇到过不少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然而，这恰恰是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里专门批判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路子，海因岑就是先喊“废除私有制”的口号，但对废除的条件一无所知。
不区分思想史的两个层面，可能就会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读成“基于立场去找观点找方法”的学说，误以为它的科学性不过是用学术包装道德直觉。而实际上，马克思本人的路径并不是这样，人民立场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同向，而非出于道德同情。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情穷苦民众，但马克思向前一步，“用唯物史观证明‘为什么是无产者’”。这里向前的一步，就是发生层和完成层共同指向的核心，科学立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是朴素道德情感的同情。
需要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类解放”等表述并非只是口号，而是由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揭示出的历史发展趋势。《资本论》序言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是规律推导；“解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这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定向在历史科学内部合一，其内在逻辑是无产阶级利益与历史规律的同向而行。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探析历史规律，并且顺应历史规律，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立场站位。所以，如果“为什么首先是立场”这个标题不加限定，就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六、赵磊点评：令人信服的依据
听完陈雨森的发言，我有两点感受，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感受，陈雨森博士强烈质疑“立场先行”的观点，依据何在呢？陈雨森给出的是思想史的依据，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不支持“立场先行”。我觉得，他给出的依据很有学术分量，也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为此，我给陈雨森博士点个赞。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生层和完成层的考察，陈雨森论证了“立场先行”是站不住脚的。思想史是思想的真实发生历史，这不是理论上随意编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真实的历史总结，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用这样的依据来证伪“立场先行”，得出的结论才是令人信服的，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恕我直言，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成果，其实只是在用力地喊口号，或者使劲玩术语。喊口号当然也需要，但科学的理论研究不能自说自话，不能空对空，更不能以玩术语为皈依。
第二点感受，陈雨森最后的结论说：“如果‘为什么首先是立场’这个标题不加限定，就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限定一下标题，那么“立场先行”（即“首先是立场”）就可以成立？然而我的看法跟陈博士还不完全一样。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标题的问题，而是结论本身。无论如何，“立场先行”都没有说服力。
七、结语：讨论的意义
陈雨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科教材，开篇就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里面就提到“要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中，来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三者的关系说清楚，可以消除本科同学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很多疑问，能让大家更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马原理的教学非常重要。
赵磊：这就说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本科教材上面没有说“立场先行”吧？
陈雨森：没有，教材上说：立场是“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赵磊：一般来说，教科书是学界公认的说法和理论。如果教科书没有这样表述，这至少表明，“立场先行”这个命题尚未成为共识，尚未形成定论，仍是有争议的问题嘛。
（作者：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张国毅、陈雨森、彭卓，均为高校教师，经济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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