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乔润松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攻击和歪曲（二）
郝贵生
【笔者按】朋友近日给我发来一篇署名“乔润松”在公众号《砚边论史》中谈马克思辩证法的文章《马恩的辩证法是如何被改造成斗争哲学的》（见附录，简称乔文），要求笔者写一篇评论文章。因笔者在职时，专门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较为熟悉，就欣然答应了。笔者批判文章较长，今分为两部分：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何错之有？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现实意义。今发表第二部分。
乔润松等人以及一切敌对和反动势力攻击、否定毛主席的“斗争哲学”，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进步势力、对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乔文这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本身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历史一切反动、落后、敌对势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革命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目的是取消和压制进步势力和革命人民对反动邪恶势力的斗争。乔文的目的就是反对和压制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斗争，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猖獗泛滥大开绿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所肯定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纠正和批判对“矛盾斗争性”含义及属性的错误理解
当今思想理论界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受到质疑和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原理更是首当其冲。乔文只是否定、攻击“斗争哲学”的表现之一。其他主要表现是：
其一，认为同一性也是绝对的，斗争性也是相对的，毛泽东的结论不对。任何哲学范畴都是绝对的，但任何绝对都存在于相对之中，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性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斗争性也是相对与绝对性的统一。但辩证法认为，任何相对绝对本身都是相对的。同一性、斗争性就自身而言，是相对绝对的统一是正确的。但毛泽东讲到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不是指同一性、斗争性自身，而是斗争性与同一性相对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把不同意义上的相对绝对混为一谈。
其二，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讲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2002年后的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北京某大学著名哲学教授2005年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提出，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是为党内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提供哲学依据的。今天我们讲和谐社会，就应该讲同一性的绝对性和斗争性的相对性。这完全是谬论。毛泽东的结论是对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的哲学概括，它绝不以历史、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同时，社会“和谐”从哲学角度是矛盾双方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依赖的同一性的表现。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这种斗争性仍然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今天讲和谐社会也改变不了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科学结论。而且官方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但否定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对立斗争的客观的无条件性的事实和主线索。
其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讲条件、范围、场合，胡斗乱斗。他们认为“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哲学依据就是“斗争哲学”。指责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讲条件、范围、场合，甚至也根本否定毛泽东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思想。笔者曾经多次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听到个别学者常拿毛主席这句话开涮玩。意思是说，毛主席一生就是胡斗乱斗，就是穷折腾。这是对毛主席“斗争哲学”思想的污蔑和歪曲。毛泽东讲的“斗争哲学”思想中的“斗争”二字是矛盾同一性中的斗争。矛盾的同一性本身就是讲矛盾的条件性、范围性、具体性。因此“斗争性”不是离开同一性的主观任意的“斗争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就是说，共产党人一讲到“斗争”二字，一定是讲一定范围、场所、条件的斗争，是包含肯定的辩证否定的斗争，是讲斗争的客观内容、方式方法、政策策略的斗争。如毛主席抗战时期谈到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种“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毛主席还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注意。由于否定和歪曲毛主席的“斗争哲学”思想，导致现实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斗”、“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转变为贬义词。谁讲“斗争”就给你扣上个“文革”和“四人帮”的大帽子。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共产党人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斗争”精神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的斗争性也是普遍的、绝对的，自然界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就必须讲斗争精神、“斗争哲学”。
1、共产党员在阶级社会里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里的普遍现象。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镇压本身就是斗争。他们一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剥削压迫就一定会有反抗斗争。“造反有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早年在《英国个人阶级状况》中就讲到，当资产阶级把绳索套在工人阶级的脖子上时，只有起来反抗斗争，才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否则就真的沦为牲口了。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二战之后，世界局部性的战争始终没有停止。当今的俄乌战争本质是当年美苏冷战的延续。美伊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中国国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更加尖锐激烈。《宣言》中讲的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要“斗争”一生。如马克思那样“斗争是生命的基本要素”。
2、共产党人要同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险阻、阻力作斗争。
做任何工作都一定会遇到险阻、困难和阻力。依据矛盾的斗争性原理，必须迎难而上，敢于和善于斗争。古人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愚公移山”的寓言，《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唱词“越是艰险越向前”，“红军不怕远征难”，2013年非典时期广州叶欣护士长的“这里危险，让我来”等等，都是“斗争”精神具体而形象的写照。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在这种迎难而上、愚公移山的“斗争”精神下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艰巨的历史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继续发扬这种“斗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伟大成就。抗美援朝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前”，敢于同强权势力斗争典型的精神体现。习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黑云压城城欲摧，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极其严重的困难、险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发扬这种“斗争哲学”的精神，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是否敢于同其斗争，是衡量当今时代是否真假共产党人的唯一和根本标准。
3、坚决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潮和势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和斗争。
真理总是在同错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当今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说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极其严重，从当今思想理论界、文艺界、教育界等领域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说明了整个社会是非、美丑、善恶观念极其混乱。甚至连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初心使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原则等问题都搞不清楚。如此如何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呢？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呢？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波涛汹涌的错误思想泛滥和猖獗。共产党人必须拿起“斗争哲学”的武器，给予坚决的抵御、揭露、批判和斗争。
4、坚持我们党的和的三大作风之一。
社会生活中各种错误思潮、观念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党内和革命队伍中来。正如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解决党内的思想斗争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斗争哲学”在党内的应用。毛主席把它看作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看作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党在百年实践中形成的最优良的作风之一由于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丢弃的差不多了。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干部队伍内部毛主席批评过的一团和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听了错误议论也不争辩，听之任之，任其泛滥，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老百姓等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极其严重。某些权力者竭力压制民主，对批评者用多种方式打击报复，只许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不许提尖锐的批评意见。解决这些现象的根本措施就是在党内大兴和推广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认为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5、坚持“斗私批修”，自觉地不断加强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改造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反复多次指出，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1957年他又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阶级需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世界，同时也就改造自己。”“改造”从辩证法角度讲就是“斗争”，就是承认每一个人的头脑中不同程度必然存在真理与谬误、先进与落后、善于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对立，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必然发生“斗争”。许多人走上腐败、堕落、投降、叛变的错误道路内在的根源就是放松了内在的自身的“斗争”。毛主席在他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六条中，强调防止领导干部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的内在的根本措施就是“斗私批修”。就是把“斗争哲学”自觉地应用到每个共产党员自身当中，要解决自身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自身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当今社会包括党内生活中基本或很少讲主观世界改造，讲“斗私批修”，讲同自身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观念作坚决的“斗争”。笔者大声疾呼，应该恢复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思想了。
6、树立“斗争”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
这里所讲的“斗争”性是个哲学概念。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暴力、争吵等表现为外部激烈对抗的形式是斗争，不表现为外部激烈对抗的讨论、谈判、讲话、讲课、辩论、与、批判、思想交流、努力、拼搏、劳动、做事、实践活动等等也是斗争。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手段实现一种目的。但这些活动本身也是人生的基本内容和追求目标。因此有远大理想有事业心有所作为的人们也把“斗争”本身当作一种生活享受的方式和追求内容。马克思在世时他的女儿问他，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斗争”。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显著特点是“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毛泽东所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国第一个兵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中国女排的精神是“拼搏”也完全是相同的道理。
如何坚持和做到坚持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斗争精神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斗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其它一些基本原理联系起来，辨别、认清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新旧势力的对立、是非美丑善恶的对立。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好斗争的策略、方法。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敢于和善于斗争等等。
欢迎乔润松先生批评指正，也欢迎所有的红色网友批评指正！
2026年7月31日
附录：
马恩的辩证法是如何被改造成斗争哲学的
此前，笔者发表《对立统一绝非斗争统一》一文，引发广大读者关注，同时也出现了部分不同理解与争议。很多读者困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不是斗争哲学？如果不是，那后世完整的“斗争哲学”思维，又是如何一步步从马恩原生辩证法改造、演变、固化而来的？
本文以实事求是态度，还原马恩辩证法原汁原味的本来面貌，再逐层剖析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接续改造、时代适配与历史偏移，完整还原马克思客观运动辩证法，如何被后世层层加工，最终演变为大众认知中的斗争哲学的全过程。
一、马恩对辩证法的本源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从纯学者身份，依托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客观地构建了均衡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自然辩证法》是阐释这套理论最权威的著作。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马恩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绝对的。在马恩的哲学体系当中，始终强调运动具备绝对性，从来没有提出过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将斗争界定为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事物发展常态是对立双方相互渗透、协同共存，长期处在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量变不断积累，抵达临界点才会迎来质变，而斗争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关键节点出现，属于阶段性、有条件的特殊运动形态，并不能代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正本清源，必须厘清后世误读最深的四组核心概念，这是所有理论偏差的总源头。
第一，运动不等于斗争。绝对运动涵盖渐变、平衡、渗透、依存、转化、扬弃等万千形态，斗争只是运动当中极少数、极端化的冲突形态。
第二，对立不等于斗争。德文原著中，对立与斗争是词根、内涵完全独立的两个概念。对立仅指代事物天然的两极差异、属性相反、彼此依存，是万物共生制衡的普遍常态，。
第三，斗争只是特例。斗争只产生于矛盾极端激化、统一体濒临破裂的特殊时刻，是有条件、局部、短暂的，绝非宇宙万物的普遍常态。
第四，差异不是斗争，差异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犹如正负两极，男女婚姻。
逐条审视三大规律的本源本义：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核心是差异共存、彼此相依、相互制衡、共生稳定，重在交融互补，不含对抗厮杀；量变质变规律，以长期平稳的量变积累为主体，剧烈质变只是偶发节点，事物发展不靠斗争推动；否定之否定规律，本质是扬弃革新、继承上升，是自我完善的良性发展，绝非斗争式毁灭割裂。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生辩证法，是阐释万物动态平衡、有序演化的客观运动哲学，自始至终不是斗争哲学。后世所有偏差，归根结底是两次概念偷换：将万物普遍的绝对运动，偷换为绝对斗争；将事物客观的对立差异，偷换为对抗冲突。
二、列宁将辩证法改造为斗争哲学的原委与局限
马恩兼顾平衡、包容共生的本源辩证法，到列宁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向，成为辩证法走向斗争化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列宁与马恩纯学者身份不同，他作为政治家，为了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驳斥妥协思潮、凝聚革命力量，对马恩辩证法做了针对性的颠覆性改造，核心是把万物普遍的运动等同于斗争，把事物天然的对立等同于斗争，把事物正常的差异等同于斗争，彻底颠覆了马恩辩证思维的底层逻辑。
他打破马恩三大规律平行均衡的结构，将对立统一确立为唯一核心，弱化另外两大规律的价值；同时提出标志性论断：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直接将马恩“运动绝对”的科学内核，替换为“斗争绝对”的政治论断。在列宁的阐释体系中，万物差异即是对立，对立必然产生斗争，斗争贯穿事物发展始终，彻底把特殊的冲突形态，变成了世界运行的根本法则。
从革命实践维度看，列宁的改造具备鲜明的历史合理性。在阶级压迫残酷、革命生死存亡的特殊阶段，高扬斗争绝对性、破除调和思想，唤醒了无产阶级革命斗志，为十月革命胜利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撑，实践价值不可否认。
但从纯粹哲学维度审视，其理论局限十分突出。为适配革命刚需，单方面放大斗争性、压制同一性，打破了马恩辩证法均衡完整的科学体系。更关键的是，将阶级对抗这一特殊社会矛盾形态，泛化为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混淆了普遍运动与特殊斗争的边界，为后续斗争理论的绝对化、极端化埋下了深层隐患。
三、斯大林对列宁斗争哲学的继承和极端化绝对化发展
如果说列宁只是对辩证法做了偏向性、服务革命的改造，斯大林则在此基础上，将斗争哲学彻底推向绝对化、教条化、全域化，固化为国际共运的官方正统理论，完成了斗争哲学的体系定型。
作为列宁思想的继承者，斯大林必须延续革命斗争的理论路线，稳固苏维埃政权的正统性。加之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封锁包围中，外部风险持续存在，强化阶级斗争、凝聚内部共识，成为其稳固政权的必然选择。
在理论构建上，斯大林全盘承袭列宁“斗争绝对、统一相对”的核心框架，通过官方教科书将其定为唯一标准答案。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片面认定社会主义建设越推进，阶级对抗就越激烈、斗争就越尖锐，彻底否定了和平时期矛盾调和、转化、共生的客观可能，强行将战争对抗逻辑套用到和平建设全过程。
与此同时，斯大林无限放大斗争的适用边界，彻底模糊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区别。党内思想分歧、工作争议、学术探讨、社会认知差异，全部被划归为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范畴。自此，“差异即对立、对立即斗争、斗争即对抗”的错误认知全面定型，斗争从特殊社会现象，彻底沦为覆盖一切领域的绝对常态。
这一极端化改造，带来了深远的理论偏差与实践危害。既彻底背离了马恩辩证法平衡演化、扬弃共生的本源内核，让科学的运动哲学沦为僵化的斗争教条；也引发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等严重失误，破坏了党内民主与社会稳定，更通过理论输出，让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普遍陷入“唯斗争论”的认知误区。
四、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斗争哲学的中国化解释
国人之所以根深蒂固将马克思辩证法等同于斗争哲学，核心推手源自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斗争学说的系统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改造，其核心载体就是《矛盾论》。
《矛盾论》在理论根脉上，完整承袭列宁、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全盘接纳“斗争绝对、统一相对”的核心论断，延续了列宁、斯大林偏重斗争的理论偏向，并未回归马恩均衡共生、扬弃运动的本源辩证法，是对国际斗争哲学最系统、最贴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阐释。
为适配中国大众的认知水平、服务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完成了极具创造性的理论通俗化转化。他摒弃西方哲学晦涩的学术表述，借用中国古典典故，提炼出“矛盾”这一具象通俗的核心概念，统摄所有对立统一关系；同时以“一分为二”的极简概括，解读辩证对立规律。这套本土化改造，实现了双重效果：一是彻底降低了哲学门槛，让高深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走出书斋、普及全民、深入人心；二是借助“矛盾”一词自带的对峙、冲突、互不相容的语义特质，从概念根源上进一步放大了对立的绝对性、斗争的唯一性，弱化、遮蔽了对立双方依存、融合、统一、共生的完整辩证关系。
需要正本清源厘清关键理论差异：马恩、列宁、斯大林的所有原著语境中，从未出现过中文“矛盾”这一专属概念。经典原著始终使用“运动、对立、差异、相互作用”等中性词汇，客观描述事物的客观状态与动态平衡，不附加任何对抗争斗的主观倾向。“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翻译与创造性阐释的独有话语，是纯粹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并非经典本源范畴。
依托《矛盾论》的理论框架，毛泽东延伸出“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以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经典论述。这些通俗直白、朗朗上口的表达，与矛盾理论一脉相承，将列斯体系中抽象的斗争绝对性，转化为普通民众可感知、可认同的日常思维，彻底完成了斗争哲学在中国的全民普及与认知固化。
立足历史客观评判，这套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具备充分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在山河破碎、敌我矛盾尖锐、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高扬斗争精神、分清敌我界限、破除妥协思想，凝聚了革命斗志，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重大历史功绩必须充分肯定。
但从哲学本源与和平建设实践来看，其结构性局限十分鲜明。这套中国化阐释，没有修正列斯斗争哲学的理论偏差，反而通过全民通俗化传播，将革命时期的特殊斗争逻辑，升格为普适一切时空、一切事物的绝对规律。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阶段，其固有缺陷全面暴露，我们脱离和平发展的客观规律，延续斗争绝对化思维，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无限泛化阶级斗争范围，最终造成了深刻的历史曲折。
梳理完整的理论演变脉络，真相已然清晰透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本源辩证法，是阐释万物绝对运动、平衡演化、扬弃发展的科学哲学，对立只是事物的客观差异，斗争只是矛盾激化的特殊特例，马克思主义本源哲学，绝对不是斗争哲学。
所谓根深蒂固的“斗争哲学”认知，并非经典本意，而是后世层层改造、步步偏移的结果。列宁立足俄国革命刚需，混淆运动、对立、差异与斗争的概念，将运动的绝对性置换为斗争的绝对性，完成了辩证法的斗争化转向；斯大林出于政权稳固的需要，将斗争逻辑无限扩大、彻底绝对化、全面教条化；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完成了斗争哲学的通俗化、本土化、全民化普及，最终固化了全社会的斗争思维定式。
三代理论家基于各自的时代使命与政治需求，对马恩均衡完整的原生辩证法进行了偏向性改造，每一次调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正当性与实践价值，不能简单否定、全盘推翻。但层层叠加的理论偏移，最终让对立统一的完整辩证智慧被片面窄化，形成了背离经典本源的斗争教条。
正本清源，意在求真求是。我们既要尊重历代革命理论的历史功绩，更要回归经典本义，厘清运动、对立、斗争的核心边界，兼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平衡性与变革性，跳出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真正读懂唯物辩证法兼容共生、渐变扬弃、动态平衡的完整科学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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