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工业化、集约化的养殖是全球肉类出口大国采取的通用模式，即使是将牛视为圣物的印度也位列其中。这种转变看似为印度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但实际上，工业化养殖需要消耗大量的饲料、水和土地，并导致原先依靠牛的多种副产物生活的底层家庭需要额外购买肥料、燃料等。动物养殖已经消耗了世界谷物总产量的近40%，同时每天每头动物要消耗大约190加仑的水，相当于一个普通印度家庭的一天消耗量的10倍。工业化养殖还将牛所具有的多样化功能简化为乳产品或肉产品，并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激素和药物，调节其生长，饲喂其含肉饲料，并由此导致了骇人的疯牛病。如今，高污染的工业养殖正在被推广至全球南方国家，而其生产出来的高风险（乳）肉产品被冠以自由贸易和现代化之名，隐秘地销往人们的餐桌，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和文化。
正如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所指出的，疯牛不仅是一种疾病，更是工业文明的隐喻，其代表着人和自然的边界正在被侵犯和打破，无论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还是有着物种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自然，都被简化为机器，被暴力攫取、改造和抛弃。但作者带给我们的思考远超文化意义，我们需要从构建一种可持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尊重每个物种的内在价值、智慧和自我组织能力。
本文节选自希瓦的《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第四章“疯牛与圣牛”，节选时有删节。
作者 | 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印度著名的生物学家，生态哲学的开拓者，印度的环保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得了有另类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适宜生存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译者 | 唐均
责编 | 净怡、阿大
排版 | 净怡
【书名】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原书名】Stolen Harvest: The Hijacking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作者】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
【译者】唐均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
在印度，牛被视为圣物——就像财富女神吉祥天(Laks himi)，以及众神居住的大宇宙——千百年以来一直如此。从生态角度讲，牛同样是印度文明的核心。无论从物质上和观念上来看，印度农业世界的延续是建立在牛的完整性之上的：印度人认为牛神圣不可侵犯，牛是食物系统繁盛之母。
本地的牛靠庄稼废料和未曾开垦的土地为生，它们并不需要和人争夺食物。非但如此，它们还提供有机肥来肥田，从而提高食物产量。在牛的神圣性背后，存在着类似的生态理性和对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牛是牛粪能量、养分以及皮革之源，它对人类的贡献与妇女饲养奶牛、挤奶、拾牛粪和照顾病牛直到康复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除了一直是畜牧业的主力，妇女还是传统乳品业中的食品生产者：她们制作乳酪、黄油、酥油和酪乳。
参与乳制品生产的女性(Vishaka George/the better India, 2017) | 图片来源：公众号岛屿流
印度的牛为人类提供的食物超过它们消耗的，美国的养牛业情形则与此相反，他们的牛要消耗掉相当于它们提供的食物6倍的饲料。此外，印度的牛每年排出7亿吨可回收的农家肥：其中一半用作燃料，释放的热量相当于2700万吨煤油、3500万吨煤炭、或者6800万吨木柴，而以上燃料在印度都是稀缺资源；剩余的一半则用作肥料。
印度村庄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来自8000万头牛提供的牛粪燃料（其中7000万头牛是雄性头胎牛，生自工业化养殖者称之为“无用的”产奶量低的母牛。）。为了替代农业中的动物性能源，印度每年还得花费大约10亿美元来购买汽油。至于其他产品，只要提到皮革、皮毛和类似产品就足够了，它们的出口每年能换取15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
然而，这个以对牛的全面利用为基础的高效食物系统，却在效率和发展的名头下遭到解体。绿色革命使得农业肥料的基础从可更新的有机摄入物转变为不可更新的化学物质，让牛和妇女对牛的饲养加工在粮食生产中变得无足重轻。白色革命则仿效浪费资源的西方动物饲养业和乳品业，破坏世界上最先进的乳业文化，以机器取代妇女在传统乳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编者注：白色革命是一项由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起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希望通过土地改革、工业化、教育改革等措施，推动伊朗社会现代化，试图削弱封建势力，促进经济发展。】
绿色革命和白色革命是对立的，因为绿色革命制造的高产量作物品种减少了秸秆产量，而且其副产品并不适合牲畜食用，因而也不能用作饲料。而且杂交作物耗尽了土壤的肥力，让草料匮乏，牲畜老生病。针对这个问题，白色革命不是将牲畜视为在生态上与农作物不可分离的对象，反而将奶牛简化为一台牛奶生产机。正如珊迪·乔治观察到的：
问题在于乳品业的人看奶牛时，他们只看到它的乳房，尽管一头牛远不止这一个部位。他们仅仅把牛等同于牛奶，并不考虑其他畜牧产品，比如畜力，提供粪便作肥料和燃料，它的皮、毛、犄角和蹄膀等。
图片来源：网络
在印度，牛乳仅仅是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相互依存而生的诸多副产品之一。牛首先被看作食物系统中的劳动力，其次才被认为是可消费品的提供者。但是白色革命使得人们将乳品生产成为牛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所在，根据皇家委员会和印度农业研究咨询会的报告，如果乳品业推进失当，就会间接影响印度农业的整个基础。
更糟的情形是，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正在导致大量屠宰牛只，供应肉类出口，这就威胁到牛的多样性、具有抗病力种类的生存以及小农的农牧一体化养殖系统，甚至导致它们的灭绝。在英国，“疯牛病”（BSE-牛类海绵状脑病）蔓延，感染了150多万头牛，这使得大型屠宰场和工厂式养殖遭到质疑，也在英国敲响了不可持续的畜牧经济的丧钟。同时，印度的“圣牛”却仍然不断地被送到屠宰场，为的是“赶上”牛肉出口和“先进”国家牛肉消费的发展势头。这种不可持续的危险食物生产系统的全球化态势，正表现出比英国疯牛更加疯癫的症状来。
1、乳品机器升级
由于牛是乳品机器的观念已经造成世界性的麻烦，跨国生物技术行业正在制造基因工程增加牛奶产量的新神话，这就进一步威胁到小生产者的生存。像礼来(Elanco)（伊利礼来的一个子公司）和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公司都在抓紧将由工业化基因工程技术制造的生长激素——牛类生长养分素(bovine somatrophin,BST)投入市场，完全不顾关于其生态影响的广泛争议。
天天给奶牛注射BST，能量就会转化成牛奶产量。能量转变太多，奶牛就会变得羸弱。而且，如同现代农业科学中别的一切“奇迹”那样，牛奶生产的收益必须依赖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比如工业化饲养方式和计算机程序化的饲养过程。最后，妇女在照料奶牛和加工牛奶方面扮演的传统角色也转移到了男人和机器的手里。
机器自动定位，奶牛自觉排队，坐着“旋转木马”
有序挤奶 | 图片来源：公众号农业科技报
使用基因工程处理过的BST，或者牛类生长激素(BGH)，正在招致消费者的抗拒，他们要求给牛奶分类标记，生物技术行业对此则极力反对。欧共体已经投票否决给基因工程产品作标记的行为，而孟山都公司则已起诉美国农户，反对他们给自己的牛奶标上“不含BGH”的字样。民主就这样被“自由贸易”扼杀。
白色革命内在的暴虐性表现在其对小农的需求和保护生物资源的要求置若罔闻，仿佛小农们正在以错误的产量生产错误的产品。同样的全球商品化过程让印度的牛成为“生产能力低下的牛”，（即使从整体来看，这些牛其实具有极强的生产能力），却放过欧洲的牛，因为据说它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丧失多元性的牲畜业摧毁了人们关于如何保护并维持作为生命来源的生物资源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对富人的利润及其对农产品交易的控制的保护。
······
2、集约型牲畜经济
其他国家若要施行欧洲式集约型牲畜经济，需要提供7倍于欧洲面积的土地来生产牛的饲料。这些生产饲料所需的“影子面积”实际上是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虽然这种饲料生产系统并没有为更多的土地提供环境保护，但将动物集中在不适宜居住的空间内倒的确可以节省空间。集约型牲畜业一直在追问有关效率的问题：“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可以塞进去多少头牲畜，投入成本最少，获得利润最大？”【编者注：“影子面积”是指为了支撑欧洲的肉类消费，在国外“借”来种饲料的那块巨大的、看不见的土地。】
在农业互补系统中，牛吃掉了人不能吃的东西：作物提供的秸秆以及草场和田埂上生长的草。然而，在现代畜牧业这样的竞争性模式中，就要从人的谷物消费中分离出一部分来，单独满足牲畜的集中饲养：耗费2千克谷物出产1千克家禽肉，耗费4千克谷物出产1千克猪肉，耗费8千克谷物出产1千克牛肉。
草饲奶牛与谷饲奶牛的区别 | 图片来源：网络
奶牛基本上是草食性的，吃下的食物要在瘤胃中消化。畜牧业为了增加奶牛的产奶量和牛肉的产出，就给它们集中提供高蛋白的精饲料，但由于奶牛需要的是粗饲料，这样的食物并不合适。为了解决奶牛对粗饲料的需求，工业化畜牧养殖采取的一个办法是给它们饲喂塑胶性瘤状摩擦填料，这种摩擦填料会终生留在瘤胃里面。
不让牛吃它们需要的粗饲料不仅仅对它们不道德，也不会缩减用来养牛的土地面积，因为精饲料是从原本应该给人吃的谷物中来的。从协作的整体系统转向竞争的分散系统给稀缺的土地和谷物资源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在考虑系统整体的时候，这反过来会导致不可持续性、虐待动物以及生产力低下等问题。
3、打破界限：
将草食动物转变为肉食动物
随着养殖场里动物的食物逐渐消失，动物饲料愈来愈依靠其他资源，包括死亡动物的尸体，这就是疯牛病蔓延的原因。疯牛病感染在羊身上被称作“羊瘙痒病”，一般作用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疾病症状则要等到受感染动物成年以后才会显现。受感染的牛会变得不安和发抖，很快变成狂乱，然后死亡。解剖被感染的牛会发现它们的脑部已支离破碎并布满小孔。如果发生在人身上，这种病称为克鲁茨费尔德—雅柯布(Creutzfeldt-Jakob)症，这是以两位德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英国的第一宗疯牛病例是在1986年11月确认的。到1988年，已确认2000多例。到1994年8月，已有13.7万例，这个数字比政府的“最糟糕的估计”还要多出6倍。
这种病的蔓延是因为给健康牛饲喂染病牛的尸体而引起的。在1987年，有130万吨动物尸体在“转换工厂”加工成动物饲料。其中最大的来源是死牛，占了45%的比例。猪占了21%，家禽占了19%，羊占了15%。这就创造出35万吨肉骨饲料以及23万吨动物脂肪。感染羊瘙痒病的羊也用来饲喂奶牛，这就引起疯牛病，而患病奶牛的尸体又被用来饲喂其他的牛。到1996年，已有160万头牛成为疯牛病的受害者。
图片来源：网络
4、疯牛病蔓延：跨越物种界限
在疯牛病爆发之时，科学家就开始警告，如果这种疾病从羊转移到牛的话，那也就很有可能从牛转移到人。政府却继续宣称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但在1996年1月，10名患有退化性大脑功能失调的儿童被确定与食用了感染疯牛病的牛肉有关。有1万所学校因此拒绝在餐食中供应牛肉。欧洲的很多国家以及新西兰和新加坡都已停止进口英国牛肉。1998年4月，欧共体宣布它将提供基金帮助大规模宰杀英国的470万头牛。
图片来源：网络
一次次否认疯牛病传播的途径，拒绝给动物饲料作生物学类别标记，并通过其他推诿手法，政府和官方科学家两者沆瀣一气，加速了疯牛病的蔓延。在一个贸易并不受制于道德、生态和健康压力的经济体中，服务于商业的所谓“科学”就会系统性地误导民众。甚至当新的疾病已经威胁到畜牧业动物和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之时，官方的科学机构还一再重复“没有确凿科学证据”的论调。同时，消费者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通过投票决定抵制牛肉，以此来抵制危险的工厂化养殖业。
现在，英国牛肉和牛肉产品在欧洲的消费已经下降了40%，而欧共体也不得不禁止英国牛肉及牛肉产品的出口。
5、新的种族隔离：
染病的牛肉销往南方
1991年，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建议，由于第三世界人民更为贫困、生活费用也更为便宜，向这些地方出口有毒的物品就具有经济学上的重要意义。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记录道：
你知我知，世界银行难道不应该鼓励将更多造成污染的工厂迁往欠发达国家？......将大量有毒废料往工资最低的国家倾销，这背后的经济逻辑毫无瑕疵，我们应当直面其事......人口少的非洲国家污染度也极低，那儿的空气质量相比洛杉矶或者墨西哥城，好得简直太过浪费了......再说这样做无非是将癌症发病率提高百万分之一，这个数字在人们得了前列腺癌也能活下来的国家虽然显得很惊人，但在一个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达20%的国家其实是无所谓的。
在这些有计划的经济种族灭绝中，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发达国家精英们设置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界限，来排斥其他社会阶层获得攸关生命和安全的基本人权。对第三世界民众权利的这种露骨歧视在1996年得以强化：这一年欧共体取消禁令，放开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可能感染BSE的英国牛肉及牛肉产品。
在生态界限和社会人为界限之间是存在区别的。草食者和肉食者之间的区别是一种生态界限，从牛和人的角度考虑，这种区别都需要加以尊重；南北方生命的不同价值不过是出于政治目的构建起来的，从人的尊严角度出发，必须打破这种差异。
6、将素食者转变为吃牛肉的人
在西方国家的肉类消费开始下降的时候，印度的贸易自由化计划却在尝试将一个素食者占绝大多数的社会转变成消费牛肉的社会。该计划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蛋白质的唯一来源是动物蛋白质，而更多的动物制品消费就等同于更高的生活质量。
据泰国某家禽生产者协会主席潘尼亚·乔提亚万博士(Parya Chotiawan)说：“蛋白质......供应能量，决定大脑结构。因此，摄食足够的蛋白质就会拥有一个更为健康的身体，并增强智力。”然而，并非动物蛋白消费愈多，就导致愈良好的生活质量或者是愈高级的智力水平。真实的趋势是，追求真正高级生活质量的人们正在转向素食。在美国，动物蛋白消费正在下降，疯牛病的蔓延也刺激人们转向素食。
印度人大多是素食者，但印度人并非不聪明。我们的蛋白质来源是以植物为基础的，我们的食谱中含有丰富的菜蔬种类，这些物质提供健康的蛋白质供人类消费，也为土壤提供了免费的氮肥。大多数本土养殖系统以复合种植系统为基础，其中就包括了豆类作物。
富裕国家的三种重要疾病——癌症、中风、心脏病——被认为和牛肉以及其他动物产品的消费有关。多项跨国食谱比较研究已经表明，肉类比重高的饮食结构导致更高的肠癌死亡率。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中，摄入高比重肉类的人，患结肠癌的可能性是摄入低比重肉类的日本人的3倍。现代集约型肉类生产系统已经加剧了由肉类消费所引起的健康危险：这样的肉类脂肪含量是非工业化生产的肉类的七倍，同时还有药物和抗生素的残留。
7、屠宰印度的牛群供应出口
为了创造一个新的肉食文化，支撑印度广大区域内素食传统的文化态度被视为有待克服的阻力。根据印度的“新畜牧政策”：
印度的牛肉生产纯粹是牛奶和畜力供给的附带产物。用于屠宰的动物都是衰老的、不结实的和没有养分的，因此都是缺少营养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市场行为，也没有牛肉的分级制度，牛肉价格一直很低，以致饲养牛成为很不经济的行为。印度没有专门用来种植饲料的地皮，甚至没有一种专门养来食用的动物。仍然存在多种宗教感情（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和西部）反对宰牛，甚至反对宰杀野生水牛，这阻碍了对数量巨大的公牛犊的合理利用。
农业部提供了百分之百的优惠和税收刺激鼓励建立屠宰场。根据1996年联邦环境部的报告，至少有3.2万家非法屠宰场在此前5年间自行建立。到1995年，肉类出口的总量已经上升了20多倍，达到13万7334吨。整体肉类出口，包括牛肉、小牛肉和水牛肉，在1990年到199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但在1991年到1996年间，黄牛、水牛以及其他牲畜的数量仅仅增长了一半。换句话说，印度出口的肉类超过了国内肉类的实际供应量。
肉类出口不仅仅导致牲畜数量的下降趋势，而且造成了印度牛种类的减少，而印度牛向来以壮实、产奶量高和提供畜力而闻名于世的。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宣称，“家禽家畜所繁育后代的种类正在迅速萎缩。每消失一个品种，都会带走一些无可替代的基因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就是牛提高抗病力或高产以及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的关键。”要是现在还不采取什么措施来挽救这种颓势的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在有生之年目睹牲畜的灭绝，随之而来的就是可持续发展农业基础的最终消失。
2000-2018年实际全球五大牛肉出口国数据与2019年后预测数据（由上至下分别是：其余世界、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 图表来源：美国农业部官网
另一个关系到牛的衰减的原因就是饲料的短缺，这主要源于为获得高产量而对谷物生产的强调，非饲料物种的单一耕作模式（例如桉树）以及由于圈围公共地造成的牧场不断减少。
动物资源的下降正在破坏乡村的经济和居民的生计。这将给失地者、低种姓者和妇女带来负面影响。牲畜管理中将近90%的劳动力由妇女提供。在700万个依靠牲畜维持生计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二是小农、边缘农户以及失地的劳动者，因为牛类出口激增，牲畜的价格上扬，他们也就愈来愈难以获得牲畜粪便用作肥料和炊事燃料了。为了代替牛群原先给乡村提供的免费能源和肥力，（农民）需要进口更多的化肥、化石燃料、拖拉机和卡车。这样，一方面牲畜出口为国家换取几千万卢比，另一方面动物资源的破坏却耗费了国家多达1.5亿卢比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导向型屠宰场之一，安得拉邦的卡比尔。卡比尔每年屠宰18万2400头水牛，这些牛的粪便本来可以供应印度9万多户一般家庭5年的燃料需求。政府运送煤油来取代这种燃料，需要花费数以百万计的卢比，同时意味着贫困人口要支付更为高昂的燃料花销。在1987至1988年间，印度进口了55亿卢比的煤油。到了1992至1993年间，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4倍。
如果安得拉邦的牲畜不被宰杀的话，累积的农家肥可以滋润384公顷土地，产出53万吨粮食。现在安得拉邦却必须花费91亿卢比来进口氮肥、磷肥以及钾肥，这就意味着，与通过卡比尔屠宰场获得2亿卢比额外收入的预期相反，如果不杀这些牛，该邦实际上可以节余91亿卢比的外汇储备。
卡比尔只提供了正好300个工作机会。与此对照，服务于当地消费的小规模屠宰则创造了多种谋生方式，而且一头牛的各个部分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兽皮用来制革，骨头和犄角为工艺和肥料提供原料。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屠宰场，所有的这些副产品都被当作废料和污染之源。卡比尔周围的整个地区都被屠宰的牛血、皮和骨头污染了。为此，卡比尔专门设立了一个“榨油”工厂，把这些动物肥料制作成动物饲料，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疯牛病的蔓延。
在一项针对卡比尔公司的诉讼中，法庭判决它缩减50%的生产规模，以便保护牛类资源和安得拉邦的乡村经济。在另一宗涉及屠宰场的案件中，法官下令禁止出口肉类，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应当向国外输出关于同情的观念。法庭判决写道：
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是对一切生灵具有同情心，这就决定了印度国民和动物在印度国土上的法律权利，毋论其大小......它们在国家宪法中的这种地位是关于动物保护的一切法律条款的源头，我们提供的保护不仅是反对虐待它们，而且要保证其中派生出的与人类和谐一致的生命权利(right of life)。如果邦法院的这一强制性规定获得理解，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结果。首先，印度政府就不能出口活体动物用于屠宰；其次，不能将屠宰后的动物装箱和制成罐头，也不准许其出口。这样可以保存印度的文化遗产......印度只能出口对世界上一切生灵的同情心，作为保护生态的典范，这对于一切文明而言都是普遍实在的律法。
但是印度宪法对动物和乡村生计的保护正在受到国际贸易协定的挑战。1998年3月，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启动欧共体抗议印度限制出口生皮和绒毛的辩论。欧共体宣称，阻止绒毛和皮张自由贸易的决策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第六条。根据该条协定，任何有关进出口的限制都是非法的，即便这类限制是出于保护文化、生态以及经济的需要。
出口生皮和绒毛将会威胁到印度的牛类资源以及手工艺人、制鞋师、补鞋匠、农民以及其他小生产者的生计来源。1993年，当印度被迫取消对棉花的出口限制时，有200万工人因此丧失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8、麦当劳化
全球化已经使世界食品麦当劳化，导致可持续食物系统的崩溃。麦当劳企图打造一种单一的汉堡包饮食文化，疯牛病的蔓延则告诉我们，这种食品文化和食品经济背后隐藏着高昂的成本。
1994年，百事食品有限公司获准在印度开设60家店面，其中一半是肯德基(KFC)，一半是必胜客比萨店(Pizza Hut)。这些饭店出售的肉和鸡都已被美国参议院确认可能引发癌症。鸡出自印度一家名为“文基氏”的养鸡工厂，喂养的饲料都含有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包括砷化物、磺胺药物、荷尔蒙、染料以及硝基呋喃。很多鸡都感染了各种疾病，特别是鸡的癌症禽白血病(leukosis)。这些鸡还可能携带沙门氏病菌，这种病菌在通常的烹饪条件下是不能被杀灭的。
工业化养殖鸡场 | 图片来源：网络
肯德基和必胜客曾经保证它们会提供雇工机会，不过，环境部对其他肉类工厂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卡比尔已经从工作岗位上裁掉了30万人，仅仅雇佣了300人，工资水平从每月500卢比到2000卢比不等。文基氏鸡肉自从拿到肯德基和必胜客的鸡肉供应合同之后，还未多雇佣一个员工。事实上，该公司正在积极进行进一步的机械化，而不是使用更多的劳动力。
垃圾食品连锁店，包括肯德基和必胜客，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因其负面的环境影响而受到主要环保组织的攻讦。为它们供货而集中饲养畜禽的服务已经导致植被破坏、土地退化以及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污染。每生产1磅这样的鲜肉、禽类、蛋类和乳品，养殖场地就要损失约5磅不可再生的表层土壤。为了满足肉类生产的需要，每头动物每天要消耗的水量大约是190加仑，这就10倍于一个普通印度家庭的一天消耗量，这还是在随处可以取水的条件下。
肯德基和必胜客坚持说它们的鸡是用玉米和大豆饲喂的。消耗2.8千克玉米生产出一磅鸡肉，2.6磅玉米和大豆培育一只蛋禽，需要7磅玉米和大豆生产一磅猪肉。总的来看，动物养殖耗掉了世界谷物总产量的将近40%。在美国，将近70%的谷物产量是用来饲喂牲畜的。
玉米虽然不是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但从传统上来说，也还是用于人的食物消费。现在，土地的生产却不再是为了让人类获得食物，反而转为生产玉米来喂鸡。在印度，37%的可耕地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根据农业科学技术理事会的说法，要是所有生产出来的谷物都用来供应人类消费的话，养活的人数将会比转化为肉、奶、蛋之后养活的人数多出5倍。
印度的饮食文化和生态系统以及人口构成一样丰富多样，印度人食用各种各样的谷类、豆类以及蔬菜，此外尚有多种烹饪方法适应各种需要和各样条件。然而，广告已经对印度的饮食模式产生了负面影响：人们已经不再用家里制作的点心和酸橙汁或酪乳来招待客人，相反，提供的只有薯片和汽水。
9、生态文化和工业文化的隐喻
疯牛是工业化农业中“跨越边界”的产物，是草食者和肉食者之间的界限被越过的产物，是符合伦理地对待其他生物和暴力摧残动物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满足人类贪欲的界限被越过的产物。
杂交繁育的方案意味着用“优势的”欧洲物种来“改良”印度的物种，前者仅仅被看作产奶机器的杂交牛。在印度的收益感恩节(MattuPongal)期间，村民们将自己的家养牲畜打扮好，用尊奉的态度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聚在一起，但就我所见，这里面不包括他们的杂交牛。肉类出口方案正在把圣牛转变成产肉机器，从而导致存栏数的下降和牛种多样性的丧失。
人和牛之间的物种界限正在被逾越，为了制造可以用在厂房养殖动物的乳品中的药物。这种“哺乳类生物反应堆”正是将奶牛简化为机器的最终步骤。
这些跨界行为都是大公司的精英上层为了追求利润而推动的，而部分学者所持的后现代立场则为其提供了合理化的论证。技术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写道：
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多数人而言，转基因跨界行为都意味着向“生命的尊严”提出严峻的挑战，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文化是囿于种族纯粹观念的，这种观念认为分类是由大自然决定的，是由边界明晰的“自我”确立的......在反对生产转基因有机物的时候，尤其是反对专利和私人商业开发的时候，自以为有担当的行动者错误地将自己的主张付诸这样一些观念，如自然种类和自然类型的完整性，或者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自身性质所决定的目标，等等。
这种学术理念对环境保护和第三世界维护其食物和生存的种种运动而言不啻一种攻击，它建立在许多错误的假设之上。其中之一就是认为“生命的尊严”只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但事实上，不同文化背景、动物权益的积极倡议者以及生态学家们都相信我们有必要尊重一切生命体，生命的尊严是全世界所有区域文化的共同特征。正如杰瑞·曼德尔(JerryMander)指出的那样，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神圣性的缺失。
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是将“生命的尊严”与种族主义以及囿于种族纯粹观念等同。事实上，种族主义和生命的尊严是相互排斥的。种族主义者困扰于“种族纯粹”，从而热衷于“种族清洗”并践踏生命的尊严。尊重多样性和差异的存在本身并不会导致种族主义。只是在多样性以“优越性”为基础并划分等级之时，我们才会陷入种族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并不意味着要去掉黑人的黑色或者棕人的棕色，需要的是摈弃认为黑人和棕人视为比白人劣等的观念。其实，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体下，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界限跨越”并未解放黑人，它创造的是新的压迫。
尽管养殖工厂坚持这样认为，但牛绝不仅仅是产奶机器或者产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对牛的工厂化养殖让牛受到了伤害：在被迫成为肉食者而非草食者之时，它们就感染了疯牛病；在被注射了生长激素之后，它们就变得赢弱。通过否定牛和其他动物的主体性，把牛仅仅视为肉和乳品的提供者，这其实就走到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路上去了。
圣牛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透过牛看到整个宇宙，因而保护牛就是保护多种生态关系，仿佛牛本身具有神性，有自己的精神，也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关于动物和其他有机生命体自我组织的能力，歌德曾说过：
因而我们认为一只动物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有其存在的用意，有其存在的方式。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活的缘由。它的各部分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的，相互之间有关系，从而不断更新生命循环圈。
疯牛则象征着另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机器和生物之间、在草食者和肉食者之间看不到任何差异。圣牛是生态文明的隐喻，疯牛则是与生态文明相悖的工业文明的隐喻。
在进入第三个千禧年时，自由解放策略必须确保人类的自由并非建立在其他物种付出的代价之上，确保一个种族或性别的自由并非建立在压制别的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之上。每一次为自由而进行的抗争都应该包括对他者的考虑。
两个多世纪以来，父权制、欧洲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科学话语已经把妇女、其他地区文化和其他物种置于客体的位置，专家被视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知识掌握者。但是，近二十多年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第三世界和原住民运动以及生态和动物权益保护运动已经在质疑这种物化的过程，同时质疑对这些群体主动性的否认。
生态女性主义认识到所有物种内在的价值、一切生命都具有的智慧以及生命的自我组织能力，他们也认识到知识和实践、理论和行动、学术思考和日常生活并无任何等级差别，所有的等级划分都并无认识论的基础，都建立在现实政治基础上。在这种视野中，并非只有西方的工业化养殖专家才有知识，他们的知识也不应当取代其他任何一种知识，无论这一种知识来自当地的养牛者、农户、妇女，还是来自动物。
10、扭转世界麦当劳化的趋势
“行于生命之网者，行于己。”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将会决定第三个千禧年是成为疾病和荒芜、隔阂和暴力的时代，还是成为一个基于和平和非暴力、健康和祥和、包容和怜悯之上的新时代。
不可持续发展必然会加深父权统治，压制其他所谓“劣等物种”，包括妇女在内的知识系统。但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可以创造真正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生态女性主义。它相信，任何一个物种的自由都与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即便是最为细小的生命形式，也具有内在价值、完整性和自主性。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妇女，我们必须决定，究竟是保护我们祖母传下来的关于生命延续的知识和智慧，还是允许全球化大公司将大多数物种推向绝灭，允许它们残害和压榨那些被认为有利可图的物种，允许它们破坏地球和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
作为跨越界限的产物，疯牛就是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女性主义”(cyborg feminism)中的“赛博格”(生化人，cyborg)。据哈拉维说，“我宁愿做赛博格而非女神。”但在印度，奶牛被视为财富女神吉样天，人们珍视牛粪若吉祥天，因为它能够借助有机沤肥成为更新地球肥沃性的源泉。奶牛神圣因为它是农耕文明可持续性的核心。作为女神和宇宙的标志，奶牛象征着庇护、怜悯、可持续性和平等。
印度锡金邦南奇查尔达姆圣牛雕像
图片来源：paha1205 / shutterstock
无论从牛的角度还是人的角度，我更愿意成为一头圣牛，而非一头疯牛。
—END—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