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 “蝗虫滋生 — 发展 — 蚕食” 为脉络复盘国企改革历程，将借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损害职工权益的既得利益者喻为“改革蝗虫”。文章剖析：价值认同滑坡为蝗虫滋生提供思想温床；脱离群众的顶层设计缺陷打开繁衍通道；厂长经理负责制监督缺位诱发局部蚕食；承包经营制度进一步放大漏洞，促成乱象泛滥；市场化改制阶段治理真空最终演变为国资巨量流失、大批职工下岗的社会性创伤。文章厘清重要边界：改革方向与初衷不容否定，各类乱象属于治理偏差而非改革必然结果。文章提出，应当打破历史追责惯性，依托现行终身追责制度深挖彻查历史遗留腐败，追缴流失资产、化解职工民生积怨，健全权责对等、监督有效的国企治理体系，铲除 “蝗虫式” 乱象赖以生存的土壤，确保国企改革坚守为国利民的根本方向。
蝗虫，是农业领域最具毁灭性的灾害害虫。其特性在于滋生隐蔽、蔓延迅猛、啃噬彻底，一旦成灾，便会遮天蔽野、过境寸草不留，彻底摧毁农牧业根基，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失。回望我国国企改革数十年历程，一批堪比特大天灾的“利益蝗虫”，在社会肌理与经济体系中悄然滋生、顺势蔓延、疯狂肆虐。这批借改革之机攫取私利的既得利益者，完美复刻蝗虫群居抱团、贪婪无度、竭泽而渔的恶劣本性：从思想异化中悄然萌芽，借制度漏洞发展壮大，靠权力失控肆意横行，系统性蚕食国有资产、毁灭性践踏民生根基，酿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人祸。
这类“人祸蝗虫”的破坏力，远超任何自然蝗灾。自然天灾仅损毁一方水土、一季庄稼，而改革衍生的利益蝗虫，大肆侵吞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掏空几代国企人积淀的产业根基，直接导致千万产业职工下岗失业，衍生出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留下久治不愈的民生创伤与社会裂痕。倘若对国企改革领域残存的“蝗虫势力”不彻底清剿、从严根除，既愧对一代代艰苦奋斗、默默牺牲的国企职工，更是对党纪国法的公然漠视与肆意践踏。
本文严格遵循滋生—发展—蚕食的递进逻辑，系统复盘国企改革全程，完整还原“改革蝗虫”从萌芽孵化、抱团壮大、全域泛滥到掏空根基的演变轨迹，深度剖析乱象滋生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与治理漏洞，全面肃清历史积弊、找准治理病灶，为筑牢国资风控防线、守住民生底线提供深刻镜鉴。
一、价值认同弱化：“改革蝗虫”悄然滋生的思想温床
虫害泛滥，必先有适宜滋生的沃土；乱象丛生，必先有集体信仰的失守。一个国家的发展前行，离不开稳固的精神引领；一个民族的团结凝聚，离不开统一的价值根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支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行稳致远的核心魂魄。一旦这一精神根基松动滑坡，社会必然陷入价值混乱、思想涣散、秩序失范的被动局面，为逐利忘义、损公肥私的投机分子提供绝佳的孵化条件，让私欲滋生、让贪念蔓延。
毛主席逝世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伺机泛滥，成为改革乱象滋生的思想导火索。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假借“反思历史”的名义，刻意放大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偏差，肆意歪曲、抹黑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作为我党长期坚守的指导根基、作为凝聚全社会共识的思想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被刻意消解、刻意矮化。这种错误思潮，直接动摇了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造成部分群众思想迷茫、精神空虚，让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出现致命裂痕。
在主流价值引领缺位、理想信念教育弱化的时代背景下，部分人断章取义、片面曲解“黑猫白猫”理论，将原本务实求真的改革方法论，异化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单一价值标尺，彻底摒弃公义理念、荣辱观念，让拜金主义冲破约束、肆意蔓延。精神滋养的长期缺失、理想追求的持续缺位，让部分社会群体陷入精神空洞，只能依靠物质享乐填补内心虚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就此在社会中大面积快速滋生、扩散蔓延。
《论语》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精准界定了不同价值取向的行为边界与人格底色。西方亦有论断：“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扬善抑恶、扶正祛邪。当坚守道义、奉公守法、甘于奉献的“天使之举”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回报，反而吃亏受限；当投机钻营、突破底线、逐利妄为的“野兽之行”不受约束、不受惩处，反而名利双收、步步高升，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便会彻底扭曲。古训有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崇德向善的社会自觉持续弱化，逐利无度的个人私欲无限膨胀，逐私弃公、损公肥私，逐步成为部分群体的常态选择。
价值引导全面失衡、道德约束持续失效、社会奖惩机制错位，三重因素叠加，批量孵化出大批伺机而动、唯利是图的“利益蝗虫”。这些初期蛰伏的投机者，遍布各行各业、各个层级，暗藏肌理、伺机发力。我国国企改革，正是在这一思想涣散、信仰滑坡、价值失序的复杂时代背景下启动推进，从源头上埋下了“蝗虫滋生、成灾泛滥”的重大隐患。
二、顶层设计漏洞：“改革蝗虫”顺势发展的制度缺口
初生虫害若不及时阻隔、果断消杀，必然借势繁衍、聚合成灾。国企改革初期，脱离群众的技术本位思维、脱离实际的精英决策模式、脱离基层的官僚主义倾向，直接造成改革顶层设计的先天缺陷，撤除了权力约束的制度屏障、斩断了基层监督的防控链条，让原本零星蛰伏的个体“蝗虫”快速抱团集结、借势发展、聚势成势。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虽历经曲折、走过弯路，但始终以毛泽东思想为根本理论指引，发展方向坚定、价值立场鲜明、偏差纠偏及时。而在改革启动前后，历史虚无主义持续消解主流思想的指导力，我党长期坚守、代代传承的群众路线被严重弱化。“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被片面的精英思维稀释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发展立场，被窄化为单一的企业效益导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调研决策机制，被简化为只听取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的片面意见。
只要翻开当年的报纸就可看到，国企改革政策谋划全程，调研范围狭窄、调研对象单一，座谈问询的主体多为领导干部、经济学者、企业负责人，深入工矿一线、扎根生产车间、贴近基层职工、倾听群众心声的务实调研极度稀缺。受自身身份与立场局限，企业经营者的建言始终围绕放权松绑、弱化监管、扩大自主空间，为个人牟利扫清制度障碍；部分经济学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理论、脱离中国本土产业实际，设计出一套悬浮基层、脱离现实、水土不服的改革方案。
这种自上而下、精英主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决策模式，滋生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弊病。多数智库专家毫无一线工矿企业实操经验，不熟悉国企治理内在逻辑、不掌握产业运行真实痛点、不了解基层权力潜在风险，无法预判放权松绑背后潜藏的廉政隐患与民生冲击，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片面功利、脱离实际、漏洞百出。
改革初期的顶层设计，一味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简化行业管控机制，却未同步搭建配套的监督体系、约束机制、追责制度、制衡体系，形成了“放权无边界、权力无约束、失责无追责”的绝对制度真空。这一原生性制度漏洞，让蛰伏已久的逐利者彻底看清监管短板、摸清治理漏洞，开始相互勾结、抱团取暖、协同牟利，“改革蝗虫”势力从零星个体快速发展为抱团群体，权力寻租、侵吞公利的行为从个别现象逐步蔓延为局部常态。
当时笔者还在县级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亲身经历、亲眼见证改革进程中“重精英、轻群众”“重理论、轻实践”的突出弊端。为此，专门撰写文稿呼吁坚守群众路线、吸纳一线职工合理诉求，稿件先后投递四级新闻媒体，最终全部石沉大海、毫无反馈。这一经历足以印证，当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风气已然固化，制度防线全面松弛，为“改革蝗虫”持续繁衍壮大、后续全域蚕食国资埋下了致命隐患。
三、监督机制缺位：“改革蝗虫”肆意蚕食的初始爆发
蝗虫势力一旦成型、天敌尽失，必然开启大规模、无差别的啃食蚕食。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推行，本是优化企业经营、激活市场活力的有益改革尝试，但配套监督机制的全面缺位、制衡体系的彻底空白，彻底撤除了约束权力、防控腐败的“防虫屏障”，让已然成势的“改革蝗虫”彻底挣脱制度束缚，国有资产、企业资源、职工权益遭受系统性蚕食，国企改革乱象就此进入集中爆发、多点泛滥的关键阶段。
国企改革顺应时代转型大势、契合经济发展需求，具备充分的客观必要性，但其推进全程必须坚守公有制根本底色、守住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原则。然而在精英本位、脱离群众的改革思路主导下，全面推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无视当时社会价值失序、逐利风气蔓延、私欲泛滥成灾的现实环境，背离了社会主义国企治理的本质要求，催生了难以逆转的权力失控风险。
改革推行前，我国国营企业依托“鞍钢宪法”，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集体民主决策、职工全程监督的成熟治理体系。企业重大战略决策、核心人事任免、大额项目投资、专项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过党委集体研讨审议，重大事项还需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这套体系虽有优化提升空间，但核心优势十分鲜明：以集体决策杜绝个人独断，以党组织领导夯实公有制属性，以职工民主管理落实群众主体地位。而片面的“企业本位论”，彻底弱化、层层架空了这套成熟的治理体系。从1981年试点探索，到1984年全国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单方面强化企业经营者的绝对经营管理权，完全虚化、闲置监督制衡机制，只给权力松绑赋能、不为权力上锁设防，彻底放开了“改革蝗虫”的觅食疆域与作恶空间。
自此，国企层层把关、集体商议、民主制衡的决策流程被大幅简化、形同虚设，厂长经理手握企业经营、人事、财务的绝对话语权与支配权。企业党委的监督职能沦为摆设，职工民主监督渠道彻底堵塞、完全失效，上级行业监管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失之于宽。顶层设计的先天短板叠加基层执行的全面偏差，彻底扫清了权力作恶的制度障碍，让“改革蝗虫”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开启蚕食掠夺之路。
手握绝对权力的国企经营者，开始疯狂聚拢利益附庸、编织人情关系网络、搭建利益共生链条，形成抱团啃食、集体牟利的腐败利益集团。但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实名举报问题，必然遭到集体排挤、刻意打压、严厉追责。多地真实案例深刻印证了彼时乱象的残酷性：江苏泗阳国企副经理实名举报总经理贪腐侵国资，举报线索惨遭泄露，举报人反被构陷定罪、开除公职、牵连亲属；深圳、广西、河南等地多名国企干部、一线职工实名举报管理层巨额贪腐、违规牟利，举报问题均被搁置核查、敷衍了事，举报人反倒遭受诬告追责、人身限制、长期打压。
一次次正义维权落空、一轮轮监督者惨遭迫害，彻底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监督积极性，基层群众彻底丧失制衡强势“蝗虫势力”的底气与勇气。1986年劳动合同制正式落地，计划经济时期国企职工全覆盖的医疗、养老、兜底保障体系逐步瓦解，产业工人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与身份认同，彻底丧失了制约企业管理层的能力与话语权。监督体系全面失效、公共权力彻底失控、基层群众无力制衡，让权力寻租、蚕食公利、侵占国资成为行业常态，“改革蝗虫”的作恶行径，从零星个案乱象彻底升级为普遍性、局部性治理危机。
四、承包经营落地：“改革蝗虫”全域泛滥的疯狂蚕食
监督机制缺位，让蝗虫势力局部成灾、零星啃食；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则彻底击穿了国企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让“改革蝗虫”进入全域泛滥、无度掠夺、竭泽而渔的疯狂蚕食阶段。制度漏洞被无限放大，权力失控达到顶峰，国有资产遭遇规模化、持续性、毁灭性的掏空侵蚀。
但决策层并未深刻复盘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监督短板，并未正视权力失控的深层危害，反而片面将企业活力不足、经营效率不高的问题，简单归咎为经营权限下放不足。基于这一片面判断，1987年起，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国企领域全面推开，确立“包死基数、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运行规则，全面下放经营权限、彻底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改革初衷本为盘活企业资源、激活经营活力，却因监管体系全面滞后、制衡机制彻底空白，最终沦为“改革蝗虫”疯狂牟利、肆意掠夺的核心工具。
承包制彻底放大了企业经营者的自主处置权限，形成“一把手独断专行、上级监管无力、职工监督无效”的绝对失控格局。逐利成性的经营者精准拿捏制度漏洞与监管软肋：人情关系可以冲淡制度刚性、消解规则约束；改革容错机制可以豁免履职过错、淡化贪腐追责；日常行业监管大幅弱化、形同虚设；基层职工的监督制约彻底失效、毫无作用。基于此，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原厂厂长、经理接续成为企业承包主体，全面垄断企业资源、掌控经营命脉，化身啃食国有资产的核心力量。
在广大职工眼中，承包经营者就是“抱着公家不哭的孩子”，企业盈亏、产业兴衰与自身切身利益彻底解绑、毫无关联。群众监督的意愿、动力、能力全面消退，基层制衡力量彻底缺位，彻底丧失了遏制乱象、约束权力的最后屏障。失去一切制度约束与群众监督的经营者，如同漫天蝗虫席卷千里良田，开启无底线、无差别、毁灭性的疯狂掠夺。
承包考核以短期账面利润为核心导向，硬性的指标压力倒逼承包者开启掠夺式、透支式经营。为完成年度承包基数、攫取超额奖励收益，经营者大幅压缩设备维保、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产业升级等关乎企业长远发展的长效投入，持续透支企业发展根基；财务管理乱象全面爆发，虚报营收、隐匿利润、私设账外、套现挪用、暗箱操作成为普遍现象；人事管理唯亲是举、拉帮结派、抱团腐败，党组织监管、职代会民主管理职能被彻底架空；为压缩经营成本、抬高账面利润，肆意克扣职工薪酬、削减劳保福利、延长劳动工时、随意裁员减负，严重侵害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批根基雄厚、产能稳定的老牌国企，在持续掠夺中逐步衰败、产能大幅萎缩、债务层层高企，最终陷入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绝境。
比企业内部经营乱象更致命、更具破坏力的，是官商勾连、政企勾结形成的系统性腐败黑洞。大批国企经营者与地方党政干部、行业监管人员结成牢固的利益同盟，背弃国资监管职责、放弃公共治理使命，通过暗箱操作、转移优质资产、剥离核心资源、虚增经营亏损等恶劣手段，规模化、系统化掏空几代国企人艰苦奋斗积累的全民财富。此时民间流传的“厂长经理想开谁就开谁，想睡谁就睡谁”，直白揭露了蝗虫势力垄断权力、肆意妄为、横行霸道、败坏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的恶劣生态。
权威调研数据直观印证了这场空前的国资浩劫：1980至1988年，全国国企累计少提折旧2248.8亿元，年均折旧缺口高达250亿元；1988至1997年承包改制过渡期，市县乡镇基层国企国有资产流失超6000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县乡中小企业流失占比超65%；1993年全国抽样调查显示，62.6%的国企存在潜亏问题，潜亏总额达108.3亿元，县域中小企业虚盈潜亏比例高达75%。海量国有资产被肆意蚕食、中饱私囊，全民积淀的产业根基遭受毁灭性打击。
五、市场化改制：“改革蝗虫”终极啃食引发全域性民生浩劫
历经承包制多年的繁衍肆虐、野蛮生长，“改革蝗虫”的利益链条、关系网络、牟利模式、腐败生态彻底固化成型。1992年南方谈话后，国企市场化改制全面落地，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破产重组全面推开，这一政策窗口期，成为蝗虫势力最后的掠夺盛宴与终极啃食契机，直接引发国有资产巨量流失、千万职工失业下岗、千家万户陷入困境的全域性社会浩劫。
市场化改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举措，初衷是盘活存量国资、激活企业内生活力、优化产业发展格局。但本轮改革承接了数十年权力失控、监督虚化、官商勾连、治理失序的沉疴积弊，且适配产权改革的审计体系、监管制度、追责机制、民生保障机制完全空白，形成巨大的治理真空。原本局部性、阶段性的经营乱象，彻底升级为系统性、全域性、颠覆性的治理灾害，从单一的企业经营腐败，演变为产权、资产、人事、民生全方位的恶性掠夺。
彻底失去约束的企业经营者与部分监管人员深度勾连、利益捆绑，借产权变更、企业清算、资产剥离、改制重组的政策契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压榨职工权益、攫取非法暴利。资产评估环节，优质土地、标准化厂房、成套进口设备等核心资产，仅按市场真实价值的10%—30%低价评估，商标、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普遍零评估、无偿划转，仅此一项就造成全国超12亿元国资流失；产权转让环节，通过虚增负债、隐匿营收、剥离优质资产制造账面亏损，再以零资产转让、一元转让、杠杆收购等违规方式低价掠夺国有产权，完成个人野蛮资本积累；中外合资环节乱象尤为突出，全国8550家合资国企中超5000家未规范评估即完成合资，中方资产大幅折价入股、外方虚假出资抽资，累计造成国有权益损失约460亿元。
民生领域同样沦为“改革蝗虫”肆意啃食的重点区域，千万职工的切身福祉成为权力寻租的牺牲品。改制主体通过虚报安置人数套取财政专项补贴，肆意克扣、截留、挪用职工工龄补偿金与安置专项资金，同时强制职工下岗裁员、恶意断缴社保、大幅缩水福利待遇，数千万国企职工的合法权益惨遭践踏、毕生付出付诸东流。
本轮改制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创伤触目惊心、影响深远。1994年国家国资局专项核查21省5800家企业，查实当期国资流失360亿元；90年代中期全国国企年均国资流失高达800至1000亿元；1992至2003年全域改制周期内，人为违规、权力寻租造成的国有资产累计流失超6000亿元。相较于有形的资产损失，无形的社会性创伤更为持久、更难愈合：本轮改制累计造成超2800万国企职工、近4000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失业，连带1.5亿至2亿家庭成员陷入生活困境，留下了难以抹平的时代伤疤。而大批“改革蝗虫”借制度漏洞、治理真空完成野蛮资本积累、实现一夜暴富，彻底扭曲了社会分配格局，加剧了两极分化的失衡态势。
六、从严清剿彻查：彻底根除“改革蝗虫”，抚平历史民生创伤
纵观数十年国企改革乱象全程，完完全全复刻了自然蝗灾滋生—发展—蚕食的递进逻辑与演变规律：价值信仰滑坡失守，催生了蝗虫萌芽；顶层制度漏洞百出，助力了势力繁衍；监督体系全面缺位，引发了局部蚕食；承包经营放权失序，推动了全域泛滥；市场化改制治理真空，酿成了终极浩劫。这群借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改革蝗虫”，是精英决策脱离群众、监督体系系统性失效、公共权力运行异化催生的历史毒瘤。他们掏空了国家数十年积淀的产业根基，击碎了千万产业工人的生计希望，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其造成的滔天危害、深重灾难，绝非一句轻飘飘的“改革代价”可以搪塞、可以掩盖。
长期以来，“年代久远、人走账消、既往不咎”的宽松追责惯性，形成了包容腐败、纵容作恶的不良风气，让大批肆意掠夺、违规牟利、贪腐渎职的“改革蝗虫”侥幸逃脱、免于追责。违规获利无法追缴、流失国资难以挽回、职工历史诉求悬而未决、民生积怨长期沉淀，成为制约社会公平正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短板。新时代从严管党、依规治企，必须彻底打破历史惯性、破除宽松惯例，以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的态度深挖彻查历史乱象，全面清剿残余蝗虫势力，彻底斩断固化利益链条、根除乱象滋生土壤。
现行《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等刚性制度规范，彻底打破了“离岗免责、退休脱责”的陈旧陋习，构建起全域覆盖、终身追责、全程追溯的现代化问责体系。必须聚焦国企改制过程中低价贱卖国资、内外勾结掏空企业、套取挪用安置资金、克扣职工合法权益、打压报复举报群众等核心乱象，精准锁定手握决策、审批、监管实权的关键少数，严厉打击政企勾连、权力寻租、侵吞公利的核心责任人，坚决破除固化利益壁垒、彻底肃清改革遗留的腐败毒瘤。
从严追责、彻底清剿的核心要义，是正本清源、纠偏治乱，是还历史以公道、还百姓以正义。一方面，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追、有赃必缴，全面清查隐匿转移、违规流失的国有资产，最大限度挽回国家经济损失，净化政治生态与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梳理数千万下岗职工的历史遗留问题，逐一核查工龄核算、社保缴纳、补偿兑付、权益保障等短板漏洞，分类施策补齐民生缺口、化解历史积怨。让为国奉献、艰苦奋斗的老国企职工感受到制度温度与社会公平，让肆意妄为、损公肥私的“改革蝗虫”付出沉重代价、受到应有惩处。
总之，国企改革的初心使命、发展方向与历史价值不容否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强国建设的必经之路。改革进程中爆发的“蝗虫之患”，从来不是改革本身的固有弊端，而是改革推进过程中背离群众路线、弱化制度约束、纵容权力逐利的人为治理偏差，是思想失守、制度失位、监督失效、权力失控叠加形成的恶性恶果。
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彻底清剿国企改革遗留的“蝗虫式”利益蛀虫、斩断固化利益链条、完善国资监管体系、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是新时代深化国企改革、夯实公有制经济根基、筑牢共同富裕底线的必然举措。唯有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恪守群众路线，搭建起权责对等、监督闭环、制衡有效、追责有力的现代化国企治理体系，严守国资流失零放任、权力腐败零容忍、民生漠视零包容的刚性底线，才能彻底铲除“改革蝗虫”滋生蔓延的生存土壤，牢牢守住国有资产安全底线、守护好广大职工的切身福祉，推动国企改革彻底回归为国利民、惠民富民的初心本源，最终实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彰显、民生福祉持续提质增效的良性发展格局。
2026年7月21日完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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