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当舆论将焦点集中于年轻人时，我们亟需穿透话语迷雾，追问隐藏在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根源，这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资本的系统性支配。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度嵌合的背景下，资本不仅主宰了生产与分配体系，更悄然渗透进私人生活领域，重构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价值判断与人生规划。生育，作为人类再生产的核心行为，正被资本逻辑彻底异化：它不再被视为生命传承与社会责任，而被转化为一项需评估成本收益的“人生投资项目”。在这种机制下，年轻人并非“主动放弃”生育，而是在资本构建的生存网络中，被迫做出的一种“理性规避”。
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末全国人口较上年末再减少208万人。这一历史性转折不仅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更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社会对代际延续危机的警报。当舆论将焦点集中于年轻人“不愿生”的表层现象时，我们亟需穿透话语迷雾，追问更深层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让曾经信奉“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瓦解？是什么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延续，演变为一场需要精密计算的风险决策？
答案并非简单归因于个体选择的转变，而应指向一个更为隐蔽却无处不在的力量——资本逻辑的系统性扩张。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度嵌合的背景下，资本不仅主宰了生产与分配体系，更悄然渗透进私人生活领域，重构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价值判断与人生规划。生育，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核心行为，正被资本逻辑彻底异化：它不再被视为生命传承与社会责任，而被转化为一项需要评估成本收益的“人生投资项目”。在这种机制下，年轻人并非“主动放弃”生育，而是在资本构建的生存网络中，被迫做出的一种“理性规避”。
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中，资本通过房地产、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地抬高了生育的综合成本，压缩了生育的时间与空间，并重塑了个体对家庭与责任的认知。年轻人在“996”、“007”工作制中耗尽精力，在高昂房价面前望而却步，在育儿消费链中陷入负债循环，在职场歧视中权衡利弊。每一个环节，都是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
更为深层的是，资本不仅改变了生育的外部条件，也重塑了主体意识。在所谓“效率至上”、“个体竞争”、“消费升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年轻一代逐渐内化了资本所推崇的价值标准：个人成就优先于家庭、乃至社会责任，即时满足优于长期投入，自由选择压倒传统义务。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使得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对社会的应尽之责，而沦为一种可选项目，甚至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牺牲。
因此，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育困境时，不能停留在表面的“不愿生”，而必须追问：是谁制造了这种“不愿”？是谁将生育变成了一场高风险、低回报的博弈？答案指向了那个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即资本的系统性支配。唯有揭示这一结构性压迫机制，才能揭示出年轻人“不愿生”的真实原因，为破解人口危机提供真正合理的政策出路。
一、资本对劳动力的异化使生育变成了“职业发展的绊脚石”
1、996与职场内卷使生育时间被挤压
在资本主导的劳动关系中，“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报酬”成为企业的核心准则，由此劳动者则被沦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当代职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与劳动过程相分离，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最终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1]91-97
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或利润。
众所周知，在我国现在普遍通行的是“996”与“007” 的工作模式，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更盛。在那里，年轻人被迫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个人生活空间被严重挤压。据《2023年中国职场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近60%的职场人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其中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达到60小时以上。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誉为“时间剥削”。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年轻人连基本的休息与社交时间都难以保障，哪还能顾得上恋爱、婚姻与生育？
这种“时间剥夺”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侵占。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在这一过程中，生育所需的时间——备孕、产假、育儿——被视为对劳动连续性的破坏，因而被系统性予以排斥。企业热衷于于招聘“零负担”劳动者，排斥那些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女性。据人民日报网（2025-5-18）提供的信息，在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闫女士因先兆性流产，医生建议休假两周。对此，公司明确回答：批不了，要不来上班，要不办离职。另外，在有的企业，女职工上午查出怀孕，下午就要求走人，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事情，不是个别，也不是极少数，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对年轻人生育权事实上的制度性破坏。
此外，远程办公与数字监控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对劳动者时间控制。即使员工下班回家，仍需随时响应工作要求，处于“永远在线”与“待机劳动”的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使得年轻人难得真正拥有属于个人与家庭生活的时间，生育因此不得不被推迟甚至放弃。
对于女性而言，生育更是意味着对职业发展的牺牲。许多企业在招聘时隐性歧视已婚未育女性，有些即使顺利入职，其怀孕与哺乳期也往往成为职场晋升的“天花板”。某互联网公司的HR曾坦言：“我们更愿意招聘男性或已育女性，因为已婚未育女性随时可能怀孕，会影响团队的工作进度。”这种赤裸裸的歧视，使得女性在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陷入两难境地。当生育成为“职业发展的绊脚石”时，年轻人理所当然地会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这样的选择确实属于一种无奈，也却在情理之中，令人痛惜！
2、灵活就业的陷阱使年轻人陷入不稳定的生存状态
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然而，这种看似自由的就业模式，实则是资本规避劳动保障责任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的操控下，灵活就业者在在业期间虽工作极为辛苦，但收入很不稳定，并且工作也极不稳定，随时都有遭受失业的威胁。至于政府政策规定的“五险一金”、带薪年假等福利则更是不敢奢求，只不过是他们心中的水中月、镜中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 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829
平台企业正是通过灵活就业模式，将一切风险和损失推给劳动者，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明面上看似很自由，背后却通过平台算法将他们控制得牢牢的，一点也不自由。为了完成订单量，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奔波在大街小巷，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与安全风险。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要遭到老板的惩罚，不是扣工资，就是罚款，成天提心吊胆。
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年轻人怎能还会想到生儿育女？某外卖骑手曾表示：“我每天都在拼命跑单，就是为了多赚点钱。我不敢结婚，更不敢生孩子，因为我怕自己给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甚至还有人叹道：不愿生孩子是“不想让孩子重复我的苦”。还有的说：“没把握给他好的人生，就不要把他带来人间来”。灵活就业的陷阱，就这样让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彻底击毁。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灵活就业者不可能有长期职业规划与社会保障预期，他们的生活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而生育本质上是一个长期承诺，需要稳定的收入、可预期的未来与基本的社会支持。当这些前提条件缺失时，生育便成了一种“不可能”。资本通过制造这种极低廉的报酬与不稳定劳动关系，实际上切断了年轻人通往家庭生活的制度路径。
二、资本对消费的操控使生育成本无限攀升
1、高房价压垮了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资本的推动下，房价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高房价不仅让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更成为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象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3]693
在当代中国，房地产资本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通过炒高房价，攫取了巨额利润。在今日中国，那些财富大亨大都是房地产开发商、炒地炒房的炒家以及被他们绑定的政府官员。这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
对于年轻人而言，购房耗尽了他们全家几代人的积蓄没完，还背上了沉重的房贷压力。据《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购房压力报告》显示，全国重点城市的房价与居民收入比达到15倍以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超过20倍。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每月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偿还房贷，可支配收入则所剩无几，根本无力承担起生育孩子的支出。
此外，高房价还导致了生活成本的全面上涨。为了靠近工作地点，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在城市中心租房，而房租也随着房价的上涨而水涨船高。同时，孩子的教育、医疗等费用也在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当生育成本超过了年轻人的承受能力时，他们自然会放弃生育。这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痛彻心扉的选择。人生在世，谁不想人丁兴旺，儿孙绕膝？有年轻人说道：不是不想生，而是真的“扛不住”！
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婚姻与生育的前置条件。在当前主流婚育文化中，“有房”被视为成家立业的基础。资本通过垄断住房资源，实际上掌握了年轻人成家的“准入权”。当这一道门槛被无限抬高时，年轻人便只能停留在“单身漂泊”状态，无法进入婚姻与生育的大门。
2、消费主义使传统的“养儿防老”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
资本不仅通过高房价榨取年轻人的财富，还通过消费主义洗脑，改变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与消费习惯。在资本构建的消费主义话语体系中，追求“精致生活”、“及时行乐”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而生育则被视为“拖累生活质量的负担”，孩子被当做“碎钞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消费资料的资本主义生产，既要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也要受不同阶级的分配关系的制约。”[4]48
资本通过广告、社交媒体等渠道，不断向年轻人灌输消费主义观念，让他们陷入“消费—购买—再消费”的恶性循环。例如，奢侈品品牌通过打造“高端、时尚”的形象，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促使他们不停地买买买，买买买！
这种不断的刺激，使一些年轻人的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摆谱，显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颗“虚荣心”。越是这样，他们的消费欲望也就越高，高得不可遏制。对于这些人，钱总是不够花，也总是赚不够，完全成了赚钱与花钱的机器。所以，就顾不上、也不愿意生孩子了。某90后曾表示：“我觉得生孩子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现在一个人过得很潇洒，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有了孩子，我就不能再这样自由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生活观念，使得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只顾当下而放弃未来。
资本通过制造“欲望社会”，成功将个体从“生产者—家庭成员”转化为“消费者—单身汉”。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生育被去道德化、去责任化，变成了一种“降低生活品质”的选择。而资本则通过儿童用品、早教课程、亲子旅游等“育儿消费链”，进一步将育儿本身也纳入消费体系，使其成为自己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资本对社会福利的侵蚀使生育保障体系缺失
1、托育服务的短缺使“带娃难”成了普遍困境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社会福利体系往往被视为“利润的阻碍”，因此资本会千方百计地侵蚀社会福利，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托育服务的短缺，就是资本侵蚀社会福利的典型表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5]444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而托育服务的短缺则让女性成为“带娃”的“牺牲品”。
据《2023年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报告》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水平。托育服务的短缺，使得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这不仅减少了家庭的收入来源，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某年轻妈妈曾表示：“我本来想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托育机构，只能辞职在家带娃。现在全家就靠我老公一个人赚钱，压力很大，我们根本不敢生二胎。”
更深层的问题是，托育服务的市场化与资本化使其价格高昂，叫人难以接受。事实告诉我们，资本投资托育事业，不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利润场，以攫取更多的利润。这自然会导致优质托育机构集中在高收入社区，让普通家庭望而却步。
2、教育与医疗资源的资本化使“养娃”成了沉重的家庭负担
除了托育服务昂贵，教育与医疗资源的资本化也让年轻人的生育成本大幅攀升。在资本的操控下，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成为稀缺品，只有通过高额支出才能获得。
在教育领域，“学区房”、“补习班”等现象屡见不鲜，且屡禁不绝。尤其是“补习班”像蟑螂一样狡猾，藏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隐蔽。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学区房，或者报名参加各种补习班。据《2023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仅这一项就占去了家庭总收入的20%以上，其中一些大城市甚至超过30%。在医疗领域，“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普遍问题，孩子一旦生病，往往也会拖垮一个家庭，是一个“中产”立马消失殆尽。
教育与医疗资源的资本化，使得“养娃”成为年轻人无法承受之重。许多年轻人表示，自己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哪能承担起孩子昂贵的教育与医疗费用！这种情况下，生育自然成了一种奢望。
四、资本对家庭观念的解构使“个人主义”代替了传统的“集体主义”
1、家庭功能的弱化使家庭从“生产单位”变成了单纯的“消费单位”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不仅是生活的场所，更是生产的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生产任务，维持家庭的生计。然而，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消费功能则不断强化。
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被异化。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他们不再依赖家庭进行生产，而是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以实现自身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凝聚力逐渐下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松散。另外，家庭作为新的人口或新的生命生产的功能也日渐弱化。在以往，家庭是新生人口生产的唯一领地，新生人口的到来，不仅给家庭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更给家庭带来了希望与幸福。然而，资本通过消费主义洗脑，将家庭打造成了一种“消费单位”。广告中常常出现的所谓“幸福家庭”形象，暗示人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获得幸福。这种观念使得家庭的意义被异化，家庭不再是亲情的寄托，而是成为一种展示消费能力的舞台。当家庭的功能被解构，生育的意义也随之被淡化，年轻人自然就会对生育失去兴趣。
2、个人主义的兴起使人们“为家庭而活”变为“为自己而活”
资本的扩张不仅解构了家庭的功能，还催生了个人主义的抬头。在资本构建的市场经济中，个人的价值被等同于其创造利润的能力，而家庭、社会等集体则被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
马克思在《资本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变成了商品，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他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还指出：“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193、194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与享受，他们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被家庭、婚姻等传统关系束缚。某00后年轻人曾表示：“我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开心，我不想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生活。生孩子会让我失去自由，我才不要做那种傻事。”
个人主义的抬头，使得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当生育不再是为家庭、为社会尽责任与作贡献，而是作为“个人选择的自由”牺牲时，他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作出选择。在资本构建的生存环境中，选择不生育往往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最优。
五、超越资本逻辑，重构生育友好型社会
1、完善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与生育权
要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当下最迫切的是必须打破资本对劳动力的异化，完善劳动保障制度。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严格执行《劳动法》，禁止996、007等违法的工作模式，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与休息权。同时，应完善女性就业保护制度，严厉打击职场性别歧视，保障女性的生育权与职业发展权。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灵活就业者的保障力度，推动平台企业为灵活就业者缴纳“五险一金”，建立健全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当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他们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考虑生育问题。
2、遏制资本对房地产的炒作，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
高房价是压垮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在现实条件下，必须遏制资本对房地产的炒作，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通过限购、限贷、增加土地供应等方式，稳定房价。同时，尤其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与更优的住房选择。
此外，政府还应出台相关政策，减轻年轻人的房贷压力。例如，可以推出房贷利息补贴、延长房贷还款期限等措施，让年轻人能够轻松购房压力，从而把有限的资金节约下来用于生育与抚养孩子的事务中去。
3、加大社会福利投入，构建完善的生育保障体系
政府应加大社会福利投入，构建完善的生育保障体系，解决年轻人“带娃难”、“养娃贵”的问题。首先，应大力发展托育服务，增加托育机构的数量，提高托育服务的质量。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与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的建设。
其次，应推进教育与医疗资源的均衡化，遏制教育与医疗资源的资本化。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与医疗的投入，提高公立学校与公立医院的服务水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与医疗资源。同时，应加强对教育与医疗市场的监管，打击乱收费、过度医疗等违法行为。
4、重塑家庭观念，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除了完善制度与政策，还需要重塑家庭观念，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政府应通过宣传教育、文化引导等方式，让年轻人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理解生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家庭与社会的一种圣神责任。如果所有年轻人都选择不生孩子，我们的中华民族如何延续，我们数千年的优秀文化谁来传承？
同时，应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相互支持。例如，可以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宣传优秀家庭的事迹，让年轻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幸福。只有当传统的科学的家庭观念得到重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才能真正提高。
六、简短的结论
当我们深入剖析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原因时，我们发现资本的疯狂是背后的终极推手。资本对劳动力的异化、对消费的操控、对社会福利的侵蚀以及对家庭观念的解构，共同构建了一个抑制生育的生存网络，让年轻人在生育面前望而却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当代年轻人的生育困境，正是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超越资本逻辑，重构生育友好型社会。从长远看，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与社会制度，还劳动者主人公地位，把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劳动者；同时，也要完善社会主义劳动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还教育、就业、医疗保健的公益性本质，切实解除年轻人的后顾之忧；此外，还要加强对年轻人思想教育，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塑家庭观念，帮助他们切实承担起生儿育女的社会责任。
生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基础。当年轻人能够在一个公平、正义、有保障的社会中生活，当生育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幸福的选择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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