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治理，是自我造血的治理模式。
彼时的乡村治理，不仅不消耗国家财政，反而源源不断为国家财政贡献农业税和定购粮、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此外，农民还是农村及国家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建设的主力军。
四十多年过去了，乡村治理与财政支出的逻辑彻底颠倒。
到2025年，乡村治理基本不产生财政收益了，完全转变为纯消耗、刚性支出。全国涉农各类补贴、乡村建设、乡村运转、养老教育水利等三农净支出每年竟高达4.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21.6万亿的20%。更要命的是：乡村治理支出只增不减、只扩不缩、刚性极强。
一边是财政收支缺口日益扩大；一边是乡村治理成本越来越高。
现行这套“基层不造血、中央财政无限兜底”的治理模式，似乎走入了死胡同，走到了尽头。
今天乡村治理最大的问题，不是基层干部不作为，而是基层治理体制决定基层只消耗财政，不创造财政收入，乡村基本丧失了内生造血功能，只能完全依附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三保”。
治国理政，必须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财政状况彻底变了，乡村治理模式必须系统性重构。
出路不在继续为乡村治理源源不断的输血，而在恢复乡村自我造血、自我治理、自我循环的能力。必须借鉴周家庄乡等共同体自治的成功实践：推进产权、财权、事权、治权四权统一，依托“一社N部”组织体系深化三变改革，盘活集体土地、闲置资产、山林水系等沉睡资源，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共同体经济体系。
只有让乡村从财政负担变回经济增量，从“输血维持治理”变回“造血支撑治理”，我们的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才能长期可持续、真正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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