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时节，淞沪会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上海这座已经沦陷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租界内外的铁网将城市割裂成碎片，日军铁蹄掠过的街道上，报摊的报纸标题触目惊心。然而，就在这座“孤岛”的某个角落，一本从伦敦越洋而来的英文书，正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即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一
那个人叫胡愈之，那本英文书是Red Star Over China。胡愈之拿到这本书时，上海刚刚经历三个月的血火淬炼。战火遮蔽了天空，也遮蔽了真相，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和陕北苏区的舆论封锁，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让很多人对黄土高坡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那时的国人渴望着，哪怕只是一线明媚的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那道光。
《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版
据胡愈之晚年回忆，1937年11月的一天，斯诺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样书递给他时，带着一种近乎孩子般的激动与兴奋：“这是第一本，只有这一本，看完后马上还我。”胡愈之接过这本真实记录陕北苏区的书，封面上，红星在暗红色的书皮上静静闪耀，挑动着他的心绪和神经。胡愈之翻开第一页后，就再也无法合上，他心想，即便面临再大的风险，也要尽快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迅速出版。
要理解《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翻译出版的“风险”，就要先了解胡愈之这个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佘太君”（周扬语）。1896年，新闻出版界一代巨擘胡愈之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丰惠镇。这个设治千年的江南古镇，氤氲着浓郁的书卷气，也孕育了诸多名人士子。1914年，刚满18周岁的胡愈之从浙江上虞来到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担任实习编辑。置身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出版机构，胡愈之不知餍足地汲取着知识养分，无论是语言、文学、历史，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他都广泛涉猎，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1920年，胡愈之与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共同发起创建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愈之牵头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撰写《五卅运动记实》，以笔为枪，直刺黑暗。1928年3月，迫于国民党的追捕和镇压，胡愈之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其间，他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观念逐渐发生深刻变化，由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者。1931年，胡愈之经苏联回国，在上海担任《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的主编，面向社会大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胡愈之学养深厚、博洽多闻、思维敏捷、眼界宏阔，对社会主流趋向能保持机敏而深邃的洞察和判断。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界，像他这样在采写、编校、创作、翻译、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游刃有余、融会贯通的人才极为少见，因此，胡愈之被誉为新闻出版界的“全才”与“通才”。
二
阅罢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内心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必须抓紧把这本书译出来，必须让这本书尽快出版，必须尽早让国人读到这本书。他立即前往彼时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处求证。刘少文刚从延安来到上海，对斯诺陕北之行的情况了然于心。他向胡愈之介绍和透露：斯诺书中采写的内容，已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审阅并核定，内容真实，信息准确，可靠可信。这番话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胡愈之彻底安下心来。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似山如海，第一道难关就是国民党政府对书号的严厉管制。
胡愈之
在那个新闻舆论备受钳制的年代，任何出版物都要经过国民党“新闻总署”的审查和批准。《红星照耀中国》单凭封面上那颗红星就难以通过审查，绝无可能拿到出版许可。那时，淞沪战事刚刚落下帷幕，举国上下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背景下，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一条妙计：组建一个文化社团，打着印发“抗日读物”的旗号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于是，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悄然诞生，复社虽无明确的宗旨和立场，却有着坚定而明确的目标。该社的成立仅仅是第一步，第二道难关随之横亘在眼前：如何组建一支堪当重任的翻译团队？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不仅要求译者具备过硬的外语功底，还需要对国家命运有深切的关怀。胡愈之召集了由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的“星二座谈会”成员，提出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计划和想法，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这支翻译队伍的领导核心是胡愈之和胡仲持，队伍中还包括两位中共党员——梅益和林淡秋，新闻界的骨干力量有《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及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出版界的精英、《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此外，几位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也踊跃投身其中。这12个人几乎代表了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最精锐的力量。12个人，12支笔，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样书只有一本英文原著，胡愈之情急之下只能把书拆分开来，每人领取一章，各自回家分头翻译。
整个翻译过程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首先是倪文宙和冯宾符分别遇到惊扰与麻烦。倪文宙遭他人诬告，特务闯进他家搜查禁书，翻了半天，把那份没头没尾的译稿找了出来。倪文宙从容镇定，谎称是翻译论文用的资料，从而涉险过关。冯宾符对译稿格外珍视和谨慎，回家后将其锁进保险箱。谁知半夜来了“梁上君子”，不仅撬开箱子偷走了钱财，而且连同译稿也一并卷走。译稿意外丢失，冯宾符心急如焚，只好到租界咨询打听，最终从一位英国侨民手里找到英文原版，化解了心头困扰。
其次是译稿风格不尽一致。按照约定，20天后，分散在不同译者手中的稿件陆续汇总到胡愈之那里，胡愈之按捺不住内心的急切，立即阅读了每份译稿，最后竟叫苦不迭。各自为战的翻译方式暴露出致命缺陷——整部译稿前后文脉不畅、文气不通，回忆与倒叙的段落衔接不上，更严重的是，译者缺乏对陕北政局和风土人情的深入了解，遇到人名、地名，只能连蒙带猜地进行音译，整部译稿破绽百出，仿佛一件打满补丁的“百衲衣”。面对这种情形，胡愈之别无选择，只得把自己关进一位亲属家的阁楼里，那间狭小安静的阁楼，成了他的临时工作室。在那个方寸之地，胡愈之从清晨到深夜，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一处一处地认真校订，耗时13个日夜，硬生生将这件“百衲衣”缝补成型。
胡愈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为了把译稿校订得通顺妥帖，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连续苦撑13天，整个人足足瘦了5斤。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刻骨铭心的13个日夜——阁楼里四周昏暗压抑，只有一盏煤油灯孤零零地亮着，胡愈之伏在案前，笔尖在稿纸上不停画过，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响；窗外是沦陷的上海，窗内是一个人的奋战。他要把12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个声音，要把散落的珠子串成一条完整的项链。当胡愈之走出阁楼，身体瘦了一圈，眼睛却亮得惊人。
三
译稿校完，又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书名怎么定？有人主张沿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磅礴大气，忠实于原著。但胡愈之连连摇头——在那个敌伪对进步书刊严格盘查的特殊年代，“红星”二字太醒目太扎眼，采用原名，等于主动把书送到书报审查官的刀下。胡愈之突然想起范长江所写的《中国的西北角》，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范长江只能以“西北”暗指共产党所在地。这本书在当时闻名遐迩，“西”或“西北”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指代。“这本书就叫‘西行漫记’！”胡愈之果断坚决地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一本风情游记，像一本探险笔记，平淡无奇，但知情人懂得“西行”二字蕴含着的秘密和期待。后来胡愈之在解释书名时说，工农红军长征结束后，在众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活动情况的报道中，真正称得上真实、客观的，只有一本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从那以后，“西”或“西北”便成为我党所在地的象征性称谓，而“西行漫记”这个书名，普通人一看便能自然联想到中国共产党。这既是一种翻译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在铁与火相互交融的革命战争年代，文字也要学会穿上隐身衣。
书稿有了，书名定了，最大的问题浮出水面：印书需要资金。印刷两千册，需要两千五百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上海沦陷后民生凋敝，工商业一片萧条，找富豪解囊相助几乎是走不通的路。恰在此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杜元启出现了。他原本打算前往解放区，临走前特意来找胡愈之请教一些事宜。当得知书籍出版因为资金受阻，杜元启便主动去找自己的一位远房叔叔——杜月笙。杜月笙是上海滩帮会中赫赫有名的大亨，当时正担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听侄儿说要出版抗日题材的书籍，他二话不说便掏出一千块。这笔钱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与印制所需的全部经费相比，仍然存在一大半的缺口。杜元启又琢磨出另一个对策，借助《读书》杂志旗下拥有两千多会员的“读友会”，对《西行漫记》实行打折预售。会员只需先支付书款，就可领到一张代金券，待书籍正式出版之后再凭券领取实物。这个办法在今天就是一种普通的预售方式，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大创举。消息一经发出，拥有会员身份的读者竞相购买，几天之内就筹集了一千五百元，加上此前杜月笙提供的款项，印书所需费用基本凑齐。
资金问题解决了，印刷问题又成了拦路虎。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的印刷厂大都迁往内地。留在外国租界的几家，要么被日军控制，要么不敢印刷红色读物。胡愈之四处奔走，总算寻到一家还没撤离的印刷厂，然而企业早已停工，工人也全被遣散。他转而向“上海工人救国会”求助，对方听说是印刷关于中共的书籍，立刻召集了十多名印刷工人。工人们白天在别处做工，晚上悄悄来到印刷厂印书，经过20多个夜晚的紧张劳作，到1938年2月，整整两千册《西行漫记》全部印刷完毕，随后被秘密运送到复社所在地。
胡愈之与大家一起捧起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封面上的书名是绛红色，翻开扉页，斯诺所写的“授权声明”赫然在目：“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胡愈之在“译者附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
四
复社推出的《西行漫记》一经面世，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第一批印制的两千册图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销售一空。1938年4月便推出了第二版，到了10月又增发第三版，11月，第四版也接踵问世。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连续印刷四版，这在时局动荡、敌寇横行的当年，无疑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更令人惊讶的是，《西行漫记》中文版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上海，飞向中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翻印本，香港两家出版社也加入翻印行列。该书还远销至南洋和欧美的一些国家，当地华人华侨争相传阅。面对这股自发的传播热潮，胡愈之深感震撼和欣慰，也由此深刻体会到《西行漫记》在唤醒民众、激励抗战方面的巨大力量。加拿大的白求恩和印度的柯棣华两位医生，正是由于读了《西行漫记》，毅然决然地来到中国，奔赴延安支援中国抗战，成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无数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也怀揣着这本书，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奔向那片代表中国未来的黄土高原。
《西行漫记》1938年上海复社版
这样一部曾经激励整整一代人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出了推出《西行漫记》全新译本的决定。承担翻译工作的是资深翻译家董乐山，他早在青年时期于重庆求学时便已读过复社印行的《西行漫记》，因此对这本书怀有非同寻常的情感。1975年冬天，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向董乐山发出翻译邀请，董乐山爽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新译本正式面世之际，书名依然沿用《西行漫记》这一名称，所不同的只是在封面上以较小的字号标注了“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新译本首印30万册，短时间内便告售罄，两年左右累积发行165万册。
此前，三联书店专门邀请胡愈之为董乐山翻译的新版本写一篇序言。那时胡愈之已83岁高龄，距离他在那间阁楼里度过的倥偬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胡愈之在序言中深情地写道：“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他清楚地记得斯诺在生命垂危之际，拼尽最后的气力，面对中国派来的由马海德带队的医疗小组，深情地吐露了心声：“我热爱中国！”
1940年，胡愈之在香港
今天，当读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展读《西行漫记》的任何一种版本，都很难想象，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曾经历过怎样的艰难与曲折。它曾被拆分给12个人翻译，曾在特务的搜查中幸存，曾在贼人的盗窃中失而复得，也曾在停业的印刷厂里秘密印出；它曾以一个隐晦的名字在黑暗中传播，又在新的时代里重新出版问世。而这一切，都与一个叫胡愈之的人紧密相关。胡愈之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他一生翻译出版了大量著述和作品，其中的《西行漫记》，无疑是其人生的高光时刻，不是因为这本书卖了多少册，而是因为它照亮了众多人前行的路。
1938年2月，那两千册《西行漫记》印出时，上海的冬天还没有结束，黄浦江上的风依然刺骨，租界的铁网依然森严。但那些铅字印成的书页，像一颗颗火种，被秘密地传递着，从一个读者到另一个读者，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40年后，胡愈之为新译本写序时，窗外已经是崭新的中国。从小阁楼里13个日夜的紧张校译，到83岁时纵笔写下的深情序言；从拆成12章的英文原书，到短时间印行165万册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故事，讲述的既是一位革命文化先行者的命运历程，也是一部红色传奇著作的传播过程，但归根结底，是一个伟大民族在沉沉黑夜中追寻曙光的漫漫征程。
（责任编辑：于溟跃）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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