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资料 网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反思前三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树木都砍伐殆尽，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前三十年确实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既包括塞罕坝这样的经验，也包括大炼钢铁这样的教训。
然而，把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甚至归咎于毛泽东时代，这是只看到现象，未看到本质，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我们评价历史的科学方法论。
二、农业社会的能源
在农业占比重很大的社会，在水能、电能、太阳能、核能尚未得到广泛运用的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所耗费的能源来自于哪里呢？难道来自于光伏发电、宁德电池、三峡大坝、大亚湾核电站吗？
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农业社会的能源若不依赖于土地长出来的植物和煤炭，又能靠什么呢？前辈们若不砍伐树木柴草，他们靠什么生存，靠什么来做饭取暖？靠空气吗？
我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常常感到不解：为什么照片里面的中国山野，几乎都是光秃秃的？
更令我惊讶的是，但凡有人聚集的地方，为什么就很难看见树木？比如晚清时期老外拍摄的都江堰安澜桥，岷江对岸的玉垒山上树木稀疏，山头光秃秃的。
后来我才明白，农业社会的能源除了煤炭，主要来自于柴火。
人丁不多的古代，砍伐有限，尚能留有大片树林。到了近代，随着人口繁衍增长，为了做饭取暖，为了生存，别说树木，就连灌木草丛都被砍伐光了。
这不是先辈们愚昧无知，不是他们不懂“可持续发展”，而是不砍不伐，就活不下去。
三、难以避免的现象
新中国承接的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学过经济史的人都知道，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人口及产值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高达80%以上。
值得骄傲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工业化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完成了高速积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在10%-12.5%之间，远超同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
尽管到了1978年，中国工业占GDP比重从21%上升至48%左右，但是，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然接近30%，农村人口（户籍/常住口径）比重仍高达82.1%，农业就业人口（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达到70.5%。
在一个农村人口超过80%、农业就业人口超过70%的社会，如果没有科技进步的支撑，没有工业化普及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清洁能源，人们生产生活的能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依赖土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和煤炭。
为了获取生存所需能源，于是乎，砍伐树木草丛，甚至出现乱砍滥伐，就成为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现象。
四、存在决定意识
对于当时砍伐树木草丛的缘由，年纪大一些的人，以及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恐怕都不难理解。
或许是因为时过境迁，砍伐树木草丛的生存状态已经远去，逐渐成为久远的历史。在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很难理解，前辈们为什么非要砍伐树木草丛？
于是把原因归咎于愚昧无知。
与今人相比，前人的环保理念确实比较薄弱，甚至淡漠。然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前人淡漠的环保意识，是当时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在他们头脑中的客观反映而已。
成都龙泉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石经寺。每年大年初一凌晨，人们都会争先恐后赶到寺庙，排队等候烧头柱香，祈求来年的福气。
我注意到，石经寺门口立有清代官府石碑，其明文规定：一是禁止带刀游荡之徒进庙寻衅滋事，二是禁止在寺庙周围砍伐树木柴草。
由于农业社会的乱砍滥伐非常严重，以至于官府不得不严加禁止。
五、习近平总书记的回忆
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延安梁家河当农民时的亲身经历，习近平说：“那时的梁家河，大风起时黄沙飞扬，暴雨过后满目泥泞。很多村民对此印象深刻，‘山头就像黄馍馍一样光，除了黄土啥也没有，只要一下雨，泥糊子流得到处都是’。” （注1）
习近平注意到，由于交通不便，梁家河村民不方便拉煤，烧火做饭只能大量砍伐树木，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在1974年7月，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此举轰动了整个延川县，困扰梁家河多年的烧柴问题由此得到解决。（注2）
多年后回忆这段在黄土地上成长的经历，习近平同志说：“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注3）
这段实事求是的感人回忆，值得我们深思。
六、科技是生态保护的基础
工业化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凭借着水电、石油和风力等能源的广泛开发利用，我们才具备了逐步退耕还林，推行天保工程的物质条件。
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新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初期，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水平十分有限。出于生存需要，难免过度开发生态环境。
新时代以来，不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伴随着科技进步，绿色发展的物质条件也越来越雄厚。
这里补充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迈入了更高阶段，其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是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并非后三十年凭空出现的暴涨。
比如中国的水电开发，当今世界往往关注的是三峡水电等大型工程。然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各地新建的小水电站就已经达到7万座以上，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小水电站的总和，三亿农村人口因此受益。（注4）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是在一穷二白的背景下打基础，其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份。这个话题很大，这里就不展开了。
七、结 语
最近看到这样一句话：“穷，是前三十年要战胜的困难，而不是前三十年的过错。”
然也。
————
注1：《人民领袖｜黄土地上的生态守望》，载《光明网》2026-04-23。
注2：《人民领袖｜黄土地上的生态守望》，载《光明网》2026-04-23。
注3：《人民领袖｜黄土地上的生态守望》，载《光明网》2026-04-23。
注4：郭旭光：《三峡大坝建成20年后，西方人终于看清了中国水电的真相》，《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2026年第36期。原载于国际学术期刊《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
【文/赵磊，西南财经⼤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