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曾表示，与民主党比，他更愿意同美国共和党打交道。毛主席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希思首相也是右倾。”也就是说，毛主席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右派”、“右倾”政党都比较“喜欢”，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右派”都是赤裸裸反共、反华的，比较直截了当。在19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危机，帝国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他们又比较快地采取实用主义，与新中国谋求关系正常化。美国的尼克松、英国的希思，都是这样。所以毛主席说，更愿意跟美国共和党打交道，虽然共和党更反动。
国内有些人总是以为美国民主党要比共和党温和，但共和党是真小人，民主党是伪君子。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史，共和党虽然公开强硬反共，中美外交的突破却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即使双方有磨擦，共和党政府却是公开跟你对抗，有什么坏心眼让人一目了然；而民主党虽然相对温和，使起坏来却让你防不胜防。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在民主党政府任期内打起来的，《与台湾关系法》也是民主党总统签署的。民主党的克林顿看起来比共和党的小布什对华友善多了吧，任内还发生“炸馆”这样极其严重的事件呢。
1970年，毛主席在会见美国朋友斯诺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是西欧、北欧各国早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由于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大泛滥，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其中有些进入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成为执政党，但是它们都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招牌，推行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打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实，因此对各国人民更具欺骗性。
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大觉醒、使中国人民奋起革命，然后接着就谈到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在东南亚各国到处侵略、越陷越深，客观上发动了东南亚各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所以毛主席说“尼克松好”，接着就说了上述那段话。
这使得我们联想到日本资产阶级右翼近些年来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甚至企图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其实在不断提醒着中国人民，时刻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复活的野心。有些人经常称赞西德社会党党魁、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一事。其实，勃兰特这个所谓的“惊世一跪”，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不仅淡化了德国法西斯当年残害犹太人的罪行，更通过渲染对犹太人的忏悔，掩盖了“二战”之后美帝国主义及其西方盟国插手中东事务、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残害阿拉伯人的新罪行。
所以说，伪君子往往要比真小人更难对付。因为真小人是明目张胆地跟你玩阴的，而伪君子是表面一套背地里又一套，常常口是心非。就像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左冷禅和岳不群一样，两个谁更坏一些？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岳不群这个伪君子要比左冷禅那个真小人阴险毒辣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毛主席当年才会说喜欢跟共和党这样的“右派”打交道。
（二）
在统治阶级内部，表面上趋于温和、口头上站在中小资产阶级一边的谓之“左”；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谓之“右”。在对立的阶级之间，革命、进步势力谓之“左”，反动、保守势力谓之“右”。毛主席说“喜欢右派”，主要说的是面对帝国主义、面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他喜欢同明火执仗的敌人作斗争。实际上在革命阵营内部，往往也存在着“左”和“右”。毛主席一生，不仅同明火执仗的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同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的敌人斗争了一辈子。
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以廖仲恺、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左派”都是“左”；邹鲁、林森、胡汉民等西山会议派都是“右”，他们明确反苏、反共，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先则伪装“中”、“左”，后来则露出庐山真面目——穷凶极恶的右派。但是蒋介石总是打着孙中山继承人的旗号，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嘴脸。
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谈到自己不仅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也不喜欢修正主义，说修正主义有欺骗性。修正主义就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推翻了“三座大山”，其中就不乏对蒋介石打着孙中山旗号、打着“国民革命”旗号行骗于天下的无情揭露。第二件事就是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揭露。要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要指明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正在一步步复辟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分子整天高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刻高举列宁主义的大旗作为他们的伪装，当时的苏联在公开场合都是把列宁的巨幅画像高悬厅堂的。再加上，苏联当时只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丑化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还没有在经济领域里大搞私有化，表面上还是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为主。这就给人一个假象，既然苏联的经济基础还是延续斯大林时期的两种公有制形式，怎么能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呢？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国际上一些共产党人和国际友人，都不肯承认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苏联修正主义执政时期，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是渴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苏联解体前的“公投”中，大多数苏联人民不愿意苏联解体，可是当权派却不顾人民意愿，硬是使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后的激进私有化过程中，狂吞国有财产的都是原先那些各级当权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业主，因此美国学者大卫·科茨说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意即根据苏联上层特权阶层的意愿而实行的社会变革，这就用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当年判断的正确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遇到的另一个对手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些走资派，无论是当年的刘邓，还是改开之后，嘴上都是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从来不承认他们要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与毛主席为代表的继续革命派的分歧，只是一些具体工作方法上的分歧，或者说在探索道路中的不同认识、不同主张，好像大家的目标都是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更快地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当然，经过四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人民正在不断认识这一问题：改开之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与毛主席革命路线之间，到底是认识差异、探索差异，还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中国人民必将通过实践彻底弄清楚这一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尽管说，经过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人民一定会认识修正主义这一挂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招牌的货色，但是我们从历史过程中，也深深认识到，要认清伪装的货色，也有着巨大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毛主席说“喜欢右派”，表示明火执仗的敌人好对付，同时又表示“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修正主义”，说修正主义“有欺骗性”，说当时在西德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有欺骗性”，其实重点意在提醒我们提防这些潜在的敌人，识破其欺骗性。尽管假的、冒牌的东西终将被人民识破，尽管反面教员的作用不可轻视，但是要尽早识破冒牌货色、使人民的事业尽可能避免潜在的危险、使历史少走弯路，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这样，如何学会识别真假、及时剥开画皮，就作为一个理论课题和历史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三）
毛主席说“喜欢右派”、喜欢同明火执仗的敌人作斗争，绝不是懒汉思想，绝不是主观幻想所有的敌人都是明火执仗的，绝不是说潜在的敌人不存在。恰恰相反，毛主席早就阐明：“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意即从世界上有矛盾存在那一天起，就有“精生白骨”这种潜在的敌人存在，这是毛主席指出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喜欢右派”，换句话说，就是“痛恨假左”。毛主席“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修正主义”，也“不喜欢”打着孙中山旗号的蒋介石反动派，更“不喜欢”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用说，也不会喜欢号称与毛主席一脉相承的“特色社会主义”。毛主席生前就曾预言，他百年之后，右派有可能利用他的一些话得势于一时，这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对“假左”的高度警惕。
“假左”——潜在的敌人，像白骨精一样表里不一、善于伪装、千变万化。这种潜在的敌人，就是打着人民名义、进步名义、革命名义的各种错误思潮、各种机会主义。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经过斗争。这里说的斗争，就是指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资产阶级思潮，以及封建贵族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与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在这种区别之上才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
在1840年代，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洲国际工人运动中非常流行，形成了所谓“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幻想通过改良的方法，保存资本主义“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一切政党和政府，鼓吹通过互助主义建立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小私有制社会，逐步实现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权力、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蒲鲁东主义”也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自称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理论武器，在当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盛极一时。马克思主义必须打败这个假“兄弟”，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政党，引导工人运动走向革命道路。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花费精力写成《哲学的贫困》一书，对蒲鲁东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及其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欧洲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社会沙文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列宁当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要好”。
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茅于轼、李锐等赤裸裸的反共、反毛分子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肯定毛主席干的第一件大事，却彻底否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干的第二件大事。
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容易被人识破，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邪说谬论，则必须及时揭批。2007年《炎黄春秋》刊登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行骗于天下，胡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再主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而是主张通过改良和选举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谢韬的文章一经出笼，就遭到各地左派同志的迎头痛击，及时矫正了视听，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场斗争，在当时是非常又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撕破了谢韬等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嘴脸，戳穿了他的欺骗性。
打着毛主席旗号的邪说谬论，同样需要及时揭批。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有一种人，打着“毛派”旗号，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甚至拥护文化大革命，却要“保”、要“挺”所谓“健康力量”，幻想不经过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斗争，自动实现所谓“左转”。这里所谓的“健康力量”和“左转”都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主观想象和臆造，是同毛主席历来倡导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相违背的，也是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相违背的，因为根据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要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要打倒修正主义，即使存在健康力量，也要和社会阶级斗争相结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奋起为主力。
（四）
总之，毛主席说“喜欢右派”，愿意跟明火执仗的敌人打交道，这表现了毛主席藐视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同时，表示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修正主义，认为他们有欺骗性，这又表现了毛主席的政治洞察力，这就提醒我们要重点防范具有欺骗性的伪装的敌人。而这个伪装的敌人，不仅仅存在于帝国主义集团中、不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集团中，而且也往往出现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是说，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侵蚀着无产阶级队伍、侵蚀着左派队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断把马列毛主义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反对各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潮的任务。
为了超越我们自身的小资产阶级视野，在左派队伍中，我们应该兴起一股风气，就是提倡谦虚谨慎之风、反对主观主义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纠正我们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
当今“左派”队伍里某些人，他们明里暗里宣传政治幻想思想，不仅仅是因为思想认识上产生偏差，而且是出于个人私心或者小集团利益，搞宗派主义，想当“核心”。过去，他们标新立异地提出各种离奇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当核心。当他们的错误观点遭到各地左派群众广泛批评之后，他们又夹起尾巴，高喊“团结”、“不争论”，同时又大搞宗派主义。
什么是宗派主义呢？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宗派主义的表现包括“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主席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左派”队伍里搞宗派主义的人，表面上都是伪装得很“左”、很“革命”的，都非常“拥护文革”，因此这种人也非常具有欺骗性。我们判断一个人、一些人是否真正的“左派”、“毛派”，不仅仅要看其口头上是否“拥毛”、“拥护文革”，还要看他（他们）实际行动上是否贯彻毛主席的教导。正如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的那样：“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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