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笔者前期研究表明，古今中外历代杰出改革家的核心共性，均是通过约束规范强势群体的不当利益与隐性特权，重塑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普惠基层民众，进而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平稳有序运行（详见张黎平《张黎平｜古》，昆仑策研究院，2026年6月5日）。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内需消费持续偏弱，各类社会民生矛盾逐步凸显，迫切需要推进此类利国利民的正向改革。2014年实施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与养老金制度改革，十余年来，该项制度设计未能有效缩小行业待遇差距。本文借鉴中外历史经验教训，呼吁优化薪酬制度与养老分配规则，让国家发展红利真正平等惠及一代代国家建设者，夯实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杜绝重蹈前苏联的历史覆辙。
2014年10月，我国正式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终结了延续数十年的养老双轨制，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制度模式、缴费规则、计发框架的全面并轨，打破了体制内“免缴费、高保障”的身份特权。改革的初衷似乎想打破身份壁垒、统一养老保障制度、缩小行业待遇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历经十余年落地实践，改革成效与顶层初衷明显背离。不仅未能化解长期存在的薪酬与养老待遇分配失衡问题，反而借助公务员十年过渡期特殊计发规则、职级待遇兜底、退休前突击晋升职级等配套安排，形成对在职公务员群体的系统性薪酬倾斜，催生出全新的结构性、制度性待遇鸿沟。这场由体制内精英群体主导推进的制度调整，逐步形成体制内特定群体独享发展收益、广大普通劳动者承担利益损耗的失衡格局，持续拉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侵蚀社会公平底线、透支民心民意，亟需开展系统性纠偏与彻底整改。
纵观改革实施十余年来的现状，两类结构性、制度性分配不公问题持续凸显，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广泛诟病的突出民生痛点。
第一，行业身份壁垒持续固化，体制内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14 年薪酬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落地后，党政机关、部分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依托财政保障，完整独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配套建立的职级薪酬体系、职业年金制度、每两年常态化薪酬调整机制，让其薪酬水平稳步提升、各类福利待遇持续完善。部分公务员还可享有退休前突击晋升职级、破格提升待遇的制度套利政策，如科级干部按调研员待遇、县级干部按巡视员标准核定养老待遇。反观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地方中小国有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普通劳动者，在职期间无法享受公共财政增收带来的发展红利；退休后由于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普遍较低，即便国家每年统一上调养老金标准，待遇提升幅度也微乎其微，原本存在的待遇差距持续扩大。
国家发展红利是全社会共同奋斗创造的公共财富，理应由全社会来共享、均衡普惠。广大农民、产业工人、早期集体企业职工是社会财富的核心创造者：老一辈农民长期缴纳公粮、默默奉献，支撑起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基础；一代代产业工人坚守生产一线、深耕实业，筑牢国民经济发展的底座；基层干部扎根城乡一线、履职尽责，夯实国家基层治理体系。所有投身国家建设的从业者，无论岗位、身份、所处时代存在何等差异，均有权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与时代进步收益。他们以数十年辛勤劳作扛起国家发展重任，理应在晚年优先享受社会发展的这种红利，但现实却是养老保障水平最为薄弱。如笔者所在市，同样终身在岗、工龄相近、岗位层级相当的地方企业退休职工，每月退休金普遍比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低四五千元甚至更多；农村老年居民每月仅可领取两百元左右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与体制内人员近万元的月退休金形成天壤之别。这种本应全体国民共享的财政增收成果，逐步异化为部分体制内群体专属保障福利，严重违背了发展红利全民共建共享、均衡普惠的制度内核。
第二，同岗薪酬标准不一、同级待遇落差较大，退休时间成为划分养老待遇的关键分界点。本次改革设置十年政策过渡期，区分“老人”“中人”“新人”制定差异化养老金计发办法，制度规则明显向晚退休人员倾斜，形成“早奉献、低待遇，晚退休、高红利”的畸形分配态势。以如笔者所在市2014 年后退休的公务员为例，一名任职十余年、累计工龄四十余年的正县级退休干部，与后续退休、任职不足五年、工龄三十余年的正县级干部相比，每月养老金差额高达四千至五千元，后者较前者高出50%左右；层级更高的干部群体或经济发达地区，待遇差距估计更高。而同样为机关公务员系列的退休干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退休者，受退休前工资基数偏低或缴费基数限制，养老待遇却不足 2014 年后退休人员的一半。即便每年参与养老金小幅上调，也因基数过低，整体待遇提升效果十分有限。
薪酬和养老领域的制度性分配不公，已经远远超越单纯民生保障范畴，衍生出一系列连锁社会问题，引发普遍的社会心理失衡，对社会公平秩序、基层和谐稳定提出巨大挑战。
其一，奉献与待遇严重错配，早退休、多奉献者反而低保障。老一辈公职人员奋斗于物资匮乏、薪酬微薄的艰苦年代，全程参与国家基础体系搭建，为国民经济奠基、长远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这类老同志退休后年事渐高、身体机能衰退、患病概率增加，养老就医、生活照料的刚性支出持续上涨，本应享受更完善、更优厚的养老保障，实际待遇却远不及后期退休人员。一名二十多年前退休的县级领导，退休金不及同级别退休的昔日下属的一半，如此悬殊的待遇差距，难免让老一辈奉献者心生落差、难以释怀。
其二，劳动价值与回报背离，工农群体负重奉献却保障薄弱。毋庸置疑，工人、农民的劳作强度与付出远高于机关公职人员，有许多学历、能力等综合素质远高于机关事业单位大多数公职人员。依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核心原则，这两大群体在职时理应获得更高薪酬回报，退休后更应享有安稳无忧的晚年保障。但现实却是社会财富与优质公共保障资源持续单向流向体制内优势群体，地方企业退休职工、灵活就业群体、农村老年居民长期处于收入偏低、保障薄弱的弱势处境，劳动付出与收益回报严重失衡，极易引发基层群众的心理失衡与认知偏差。
其三，待遇差距加剧弱势群体压力，抬高底层群众生活成本。体制内优势群体长期稳定的高收入、高保障水平，抬升了区域整体消费基准，带动衣食住行等基础民生消费品价格持续上行。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乏力、购买力持续缩水，晚年生活负担逐年加重，最终形成“优势群体独享制度红利、底层群众承担民生成本”的失衡格局，进一步拉大阶层差距、加剧民生困境。
而造成这一系列失衡乱象的核心根源，就在于制度性“权力自肥”！
所谓“权力自肥”，是指权力执掌者依托自身职务话语权，通过主导体制搭建、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与规则细化，为自身及所属群体谋取法定权益之外的专属私利。
机关事业单位薪酬标准、养老保障体系、退休待遇核算等具体规则，均由公务员序列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制定、落地执行。制度设计者本身即为在职公务员群体，天然存在利益关联，导致政策规则持续向在职公务员倾斜。通过量身定制的制度条款，为所属群体构筑起专属待遇壁垒，形成程序合法外衣下的差异化分配特权。
但公共财政资源总量有限，社会保障蛋糕恒定不变，一部分群体超额占有，必然导致其他群体权益受损。这种制度设计，不仅造成公务员系统内部早退休、多奉献者待遇偏低，更让奉献年限相近、岗位层级对等、社会贡献相当的其他身份的退休人员无法共享发展红利，农村老年居民的保障权益更是难以覆盖。
如果任由这种“权力自肥”乱象蔓延泛滥，引发各行业、各部门效仿跟风，必将动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固根基。前苏联的兴衰历程为此提供了极其深刻的历史镜鉴，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戒惧，严防重蹈覆辙。
前苏联后期出现的阶层固化、制度性权力自肥乱象，与我国当前薪资、养老领域的分配不公问题高度契合。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逐步形成固化的权贵阶层与专属特权体系，各级领导干部可享受免税“红包津贴”，这类补贴不纳入公开工资台账、无需缴纳税费，以“专项工作补贴”的名义由财政专项列支，仅面向小众特权群体发放，补贴金额可达基本工资的2至5倍。除此之外，苏联末期权贵阶层还借助立法改制、物资统筹调拨等合规制度外衣，变相掠夺、瓜分国有资产，倒卖国家公共资源、大肆谋取私利，最终形成权贵阶层垄断发展红利、普通民众长期利益受损的失衡格局，彻底割裂党群干群关系、瓦解社会共识，成为苏联解体的深层核心诱因。
历史映照现实、启迪未来，制度性分配不公、群体性权力自肥，表面是民生待遇失衡问题，本质是关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民心向背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必须坚决纠治、彻底根除。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稳定之石、公平之本，薪酬与养老金分配公平是覆盖面最广、群众感知最直接、最基础的社会公平。新中国数十年发展成就，凝聚着一代代建设者的接续奋斗、接力奉献，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笔者虽然退休前为正县级公务员，属于现行政策的相对受益者，但作为一名长期深耕基层一线的老纪检干部，日常直面广大底层群众，清晰洞悉该项制度的利弊得失，更不愿看到群众因分配不公问题对党和政府产生误解与怨言。出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担当，现郑重呼吁相关职能部门能正视养老领域现存的制度性分配失衡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顺应民生期盼，全面推进相关政策纠偏整改，重塑公平均衡、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运行体系。
一、清理废除各类群体专属特殊政策，统一待遇核算标准
全面叫停、整改退休前突击晋升职级、职级兜底保障、十年过渡期差异化倾斜等不合理政策条款，统一同等身份、同等工龄、同等层级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核算标准；彻底消除体制内外、不同退休时段人为制造的待遇差距，回归按劳分配、权益对等的制度本源。待配套机制成熟完善后，逐步推行养老金主要与累计工龄挂钩、剥离岗位职级影响的公平计发机制，从根源上破除职级特权带来的养老分配差异。
二、优化社保资源配置，构建普惠均衡的养老分配体系
彻底打破体制内福利壁垒，优化公共财政资金、社会保障基金配置结构，将财政保障资源重点向地方企业退休职工、农村老年居民等低收入基层建设者倾斜。适度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补齐老一辈普通劳动者的养老保障短板，推动国家发展红利全面覆盖全体国民、均衡惠及社会各阶层。
三、严查制度性谋私乱象，筑牢政策公正底线
对造成薪酬、养老金系统性分配失衡的政策主导与执行主体严肃追责问责，防范局部民生问题演变为系统性、制度性不公，从制度层面杜绝政策设计者依托规则制定权自我倾斜、谋取群体私利的乱象。坚持公共政策编制、修订、落地全过程公开透明、公平中立，确保各类公共制度服务全体人民、各类规则约束全部社会主体，从根源上铲除阶层利益固化、依托制度规则套利的生存空间。
四、建立动态调节机制，常态化均衡养老待遇差距
健全跨行业、跨群体、代际之间的养老保障动态调整机制，持续缩小各类群体的保障待遇差距，坚守按劳分配、共建共享、普惠公平的核心准则，保障每一位奉献国家的建设者享有体面、安稳、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以制度公平夯实社会公平根基，凝聚全社会同心奋进、协同发展的民心合力；同时通过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升普通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充分释放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能，实现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2026年6月28日定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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