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合集“意大利工人主义”中
摘要
本文是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家费鲁乔·甘比诺的一次历史回顾与政治反思。文章从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出发，批判传统经济学和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活劳动及劳动者主体性的忽视，强调工人阶级斗争才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甘比诺追溯了从奴隶贸易、殖民扩张到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全球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压迫与被遮蔽的状态，而国际团结的建立则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
在此基础上，文章向初次了解到意大利工人主义的读者梳理了战后意大利工业重建、劳工迁移以及1960—7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工人力量”“持续斗争”“工人自治”等组织的实践经验及其与女权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甘比诺呼吁在全球化时代重建国际主义视野，将全人类共同的解放事业置于政治实践的核心，以超越民族、地域与身份界限的团结来回应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
作者
费鲁乔·甘比诺（Ferruccio Gambino），意大利资深左翼活动家，“工人力量”成员，《altre ragioni》期刊联合编辑，帕多瓦大学国际移民课程讲师。
资本的统治与劳工的隐形
金钱是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工具，其网络既占据统治地位又具有排他性。它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它掌控着生产和分配资料；它之所以具有排他性，是因为它不允许任何替代性的生活模式发展壮大。那些在资本积累的约束下为谋生而工作的人，必须完成任务以换取工资，而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则靠利润生活。分离（Separation）是那些赚取利润的人统治大多数人（即雇佣工人及其家庭）的模式。靠工资生活的大多数和靠利润生活的少数的扩张，已经作为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过程蔓延至全球。
描述资本主义体系的作者们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探讨董事会的历史、企业投资、金融及其统治圈子的动态，但却将有酬和无酬劳动扫到了他们叙事的边缘。为什么资本积累能够抢尽风头，成为社会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生产中的活劳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马克思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但并非全部——对活劳动力的剥削问题态度冷淡。后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关于现实状况的表述感到不安。其中一位——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直接处理了这个问题，并在他1966年的第一本书中写道：
“新论述的起点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工人阶级目前特殊的政治处境既引导又强加了资本发展的某种特定类型。根据这一首要原则，我们需要对全球范围内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
（马里奥·特隆蒂，《工人与资本》[Operai e capitale]，都灵，Einaudi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英文版《Workers and Capital》，Verso出版社，伦敦，2019年，David Broder译，第120页）
资本的命令同时具有统治性和排他性，而庞大的在职工人群众改变了社会的重要动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资本掌握了主动权。如果非要说的话，是资本在占有主动权的机会出现时，挪用了主动权。自15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少数绑架非洲奴隶的欧洲船员既不需要大量军队，也不需要军事天才，就能俘获数百万非洲人并在美洲剥削他们。除了强迫数十万美洲原住民、亚洲人和欧洲人沦为农奴外，欧洲人还用铁链锁住了大约1400万非洲人。具有非洲、亚洲和欧洲血统的男女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和尊严，而那些在欧洲和美洲公共权力机构中拥有广泛人脉的奴隶主和掠夺者团伙，则享受着所谓“殖民地商品”利润带来的特权。自15世纪末以来，欧洲资本主义暴力入侵了美洲。后来，来自种植园、矿山和掠夺的利润流入了欧洲和美洲的精英圈子，而残羹冷炙则落入他们的走狗手中。欧洲资本主义也占领了亚洲的关键港口和领土，并窃取了土地和“殖民地商品”。
奴隶制与国际团结的漫长征途
在现代早期，侵略者眼中能看到多少强迫劳动的景象？对欧洲入侵者而言，这种可见度介于微乎其微到零之间，因为奴隶制和强迫劳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在国际上几乎不为人所知。不自由劳动的间接可见度仅限于奴隶市场和他们被出售的劳动成果，即被俘虏的工人被迫与世隔绝地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商品。在国际舞台上，奴隶制在现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几乎无法被察觉。在美洲东海岸和欧洲、亚洲及非洲的主要港口都可以买到异国情调的商品，无论是糖、烟草、大米，还是后来的茶和棉花，此外还有毒品和麻醉剂。
这些商品的最终买家是社会性失明的消费者，他们无法也不去关注生产者的处境：也就是奴隶和一般的强迫劳动者。官方教会和团体几乎没有提出过抗议，只有宗派团体——特别是贵格会教徒，以及少数天主教神职人员——提出了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问题：“……在1660年到1780年间，大西洋殖民世界稳步地‘非洲化’了”（大卫·麦克内利，《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一部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3页）。简而言之，自15世纪末以来，被绑架到美洲的西非奴隶必须在社会孤立中独自奋斗，一直持续到美国内战和巴西废除奴隶制。亚洲劳工在种植园里的处境会好一点吗？完全没有，无论是在暴力、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种族歧视、身心疲惫还是早逝方面。
从横跨现代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序列中，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
第一，建立国际团结极为艰难： 即使在现代，在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建立国际团结并扩大这种团结，也长期需要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经济史学家通常将注意力转向看似温和的题材（如投资、利率），却对活劳动力的悲惨处境无动于衷。
第二，工人阶级问题曾被全球性掩盖： 早期现代时期，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问题（包括有酬和无酬的）都被掩盖了。海地奴隶的胜利（1803年）开始打破魔咒，随后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和美国内战。直到1888年，奴隶制才在其美洲的最后堡垒（巴西）被废除。
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后，反奴隶制立法却表现为一种习惯性的种族主义反扑。在1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敌意甚嚣尘上。只有在一战前南方农业发生的隐性危机，才使得少数南方黑人移民得以迁移到种族主义相对较轻的北方。在那里，他们只能从事临时和卑微的工作，并且几乎无法进入工业就业领域。自美国独立（1776年）以来，北欧移民开始从事制造业工作，而其他欧洲人直到美国内战（1861-65年）后的几十年里才大量涌入美国。他们较晚的到来迫使种族主义者针对非洲人和亚洲人加速推行白人偏见的“速成课程”。
战后重建、工会化与劳动力流动
如果不考虑二战结束时破败的意大利工业在冷战背景下的复兴，就不可能简要描述战后的意大利。自1944年以来美国在西欧建立的新霸权，使得意大利在二战后能够重建其工业。1943年法西斯主义的战败，不仅带来了法西斯机构的崩溃，也带来了法西斯在1920-1943年间镇压的反法西斯政党和工会的重组。
在美国，二战的生产需求扩大了工厂规模，为一般失业男女，特别是非裔美国人提供了工业薪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获得的一些可见度推动了被长期推迟的社会变革：它削弱了种族主义，并壮大了工业工会。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得益于基层工人的决心和政府允许工业工会与大企业谈判的决定，美国的工业工会化进程再次加速。1936年，汽车工人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组建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并以此带动了其他重工业的工会化。
北美大型工业中大规模工会化的过程，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河（即所谓的底特律自动化）。到了1950年代初，在底特律自动化和耐用品需求高涨的新时代，制造商们迅速加快生产节奏以谋取利益，并要求产业工人提供更高的生产率。
在意大利，二战后的重建遵循了美国提高工业生产率和节省劳动力的原则。左倾的意大利工会很快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战后最初几年，关于工作危险和事故预防的规定被严重忽视。1948年意大利选举中保守派获胜后，成千上万的前法西斯分子回到了他们作为公共和私人官僚的老岗位上，特别是重新出现在人力选择和管理等战略服务部门。
在意大利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人们的选择要么是秘密移居国外，要么是无证流动到意大利的大城市。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主要跨越大洋的意大利移民潮，现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了西欧内部的流动（如根据1955年的协议前往西德工业城市）。直到1970年代初，从意大利进入中欧的蓝领移民才开始减少。
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意大利国内的劳动力流动在工业区得到了当局的容忍。但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1946-1961），国内地理流动是在违反法律且没有适当立法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的。雇佣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如果你罢工，你就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如果你不罢工，厂门之外就没有人会关心你，除了那些把你贴上工贼标签的工友们。”
意大利的“漫长五月”：
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
到了1960年代中期，工人们的普遍情绪转向了不可逆转的内省。为什么在1950年代意大利工业年增长率超过5%的情况下，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仍在每周44到48小时以上？三大主流工会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强硬的谈判，没有看清基层工人深切的不满。然而，持续一个月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帮助扭转了局势。在意大利，从1968年7月由“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发起的威尼斯-马尔盖拉罢工开始，法国的五月演变成了意大利的运动，并持续了十年以上（1969-1980）。
这十个月（从68年8月罢工到69年5月至12月间爆发巨大罢工浪潮）里，临时组织起来的鼓动者（主要是年轻工人和学生）在意大利和中欧各地狂热奔走，宣布蓝领阶层与当权者之间的对抗已经开始：必须组织起来进行长期而持久的动员。
自195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实业家可大致分为三个阵营：
工业领域的自由派企业家。
天主教公众人物（跨越企业高管与国有企业管理者）。
少数幸存的法西斯右翼分子，他们在地下网络中交替密谋建立独裁政权。
在1960年代末，天主教企业家担心权力流失给左翼时，少数法西斯右翼分子在内政部某分支机构的纵容下组织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旨在摧毁左翼议会外团体。直到最近，这些以“清洗意大利”为名的极右翼袭击才部分浮出水面。
议会外左翼与社会运动
到了1970年代初，意大利议会外左翼的两个主要团体是“持续斗争”（Lotta Continua）和“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
工人力量 (PO) 对其武装分子要求极高，要求新成员阅读、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文本，并训练公开演讲和撰写传单的能力。
持续斗争 (LC) 吸引了更年轻的人群，主张任何人只要想成为革命者，就可以立即加入并投身社会变革活动。
同时，在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女权主义斗争”（Lotta Femminista）等阵营不断壮大，围绕“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970年代初以后，随着“红色旅”（Red Brigades）等武装团体组织起来进行流血斗争，“工人力量”和“持续斗争”开展组织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在1975年至1985年间，“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PO后期的分支）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法西斯右翼分子炮制的最恶劣刑事指控（甚至包括谋杀前总理）。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些右翼捏造的指控才烟消云散，而内政部却从未被追究任何责任。
因此，“工人力量”的领导人和部分武装分子承受了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指控，这些指控是由那些操纵媒体以镇压、流放和监禁左翼分子的右翼团体一手策划的。当逮捕浪潮平息，一些流亡者回国时，政治舞台上已充满了维护现有右倾结构的保守戒律。一些激进分子转而成为生态活动家、女权主义和LGBT+群体成员，或积极参与自主劳工组织和出版事业。几乎所有人都围绕在非正式的本地团体周围，为一个更体面的现在和未来而努力。
结语：国际主义的视野
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人类群体能够意识到并接触到人类其他成员及所有生物的处境。不可见不再是借口。我们现在审视这个世界的有利位置，应该使我们成为国际主义者，准备将人类的境况作为我们最高事业的普通人，使我们不至于变得内向孤立。
在现代，那个半夜到达某所房子、被问及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旅行者的古老故事，可能会得到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答案。能够概括我们过去和未来的唯一答案可能是：我们从远方来，又向远方去。人类背负着漫长、刺耳和暴力的几千年的重担，但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人类能够思考并采取行动，以比过去更体面的方式生活：这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正如年轻一代决定纠正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错误与罪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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