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
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在汨罗江畔徘徊。国破家亡，壮志难酬，他怀抱石头纵身一跃，将生命献给了他所深爱的土地。两千年后，一位革命家在湘江岸边沉思。他领导着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从废墟中站起来，改写了古老中国的命运。一位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位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他们相隔二十二个世纪，却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这场对话的见证者，是一卷楚辞，一首七绝，一句“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一卷《离骚》开启的对话
1913年，二十岁的毛主席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在课堂上，他工工整整地将《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在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在天头写下对各章节的理解与概括。那些娟秀的小楷里，跳动着一个青年学子对先贤的敬意与追慕。
湖南是屈原行吟与殉难之地。屈原生前“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最后怀沙沉江，以身殉国。毛主席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少年时代从韶山到湘乡、长沙，走过的正是屈子泽畔行吟的旧地。这种地缘上的联结，让毛主席天然地亲近屈原。他曾对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
青年毛主席与友人罗章龙第一次见面时，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离骚》，主张对这部作品进行新的评价。1918年春，他写诗送罗章龙赴日留学，开篇便是“年少峥嵘屈贾才”——将屈原与贾谊并称，作为那一代热血青年的榜样。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在心中与那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人，结下了精神的盟约。
革命家笔下的诗人
1961年秋，已是68岁的毛主席写下一首七绝，题名《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千百年间，咏屈原的诗篇何其之多。或叹其才高命蹇，或悲其忠而见疑，或赞其志洁行廉。但毛主席的这首二十八字，却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这不是普通的刀，而是投向黑暗社会的批判之匕。1959年，毛主席在批注枚乘《七发》时写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在毛主席看来，屈原不是无病呻吟的文人，不是孤芳自赏的隐士，而是一位战士。他的《离骚》《天问》不是哀怨之作，而是战斗檄文。一个革命家这样读一位诗人，是因为他自己手中也握着这样一把刀——一把刺向旧制度、旧思想的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臭草当道，香草寥寥。屈原生活的楚国正是如此，小人得势，贤臣遭逐。“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这种孤独的清醒，这种不肯同流合污的傲骨，毛主席深有体会。革命的道路上，他同样经历过无数次的孤立、排挤与误解。他能读懂屈原的孤独，正因他自己也曾走过类似的险途。
“一跃冲向万里涛”——最妙的是一个“冲”字。不是被动的坠落，不是绝望的沉沦，而是主动的、甚至带着决绝的英勇的奔赴。毛主席用“万里涛”取代了汨罗江，将屈原的投江升华为一种震撼天地的英雄行为。这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从井冈山到延安，从长征到建国，哪一步不是“冲”向惊涛骇浪?哪一步不是明知艰险却义无反顾?
这首诗与其说是毛主席在评价屈原，不如说是一个革命家借诗人屈原在抒发自己的战斗精神。这就是对话——隔着两千年，一个人写的诗句，另一个人用生命去呼应。
两个灵魂的共鸣
毛主席对屈原的推崇，从未止于文学欣赏。1949年12月，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他对费德林说了这样一段话：
“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这句话的分量极重。毛主席把自己和同时代的中国人，视为屈原生命的延续。这不是普通的追慕，而是精神的认同与承续。
他们的确有着惊人的精神共鸣：
为民。屈原贵族出身，身居高位，却能在流放途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毛主席终其一生高呼“为人民服务”，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从“哀民生”到“为人民”，从行吟泽畔到延安窑洞，那条心系苍生的红线从未断裂。
抗争。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国势日蹙的绝境中依然不肯放弃。毛主席则在旧中国内外交困的黑暗中，率领中国人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在毛主席身上化作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
不屈。屈原“举世混浊唯我独清”，宁折不弯，不同流合污。毛主席一生坚持原则，在逆境中从不低头。两人都懂得“独醒”的代价，也都甘愿承担这份代价。
毛主席手中的“杀人刀”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不仅读屈原、评屈原，更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战斗精神。
屈原的《离骚》以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对腐朽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和讲话，同样具有这种批判的锋芒。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提倡干部要讲真话，特别指出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这一评价，与毛主席一贯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实关切高度吻合。
毛主席还曾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这句话既有对屈原遭遇的深刻同情，也透露出革命者对苦难与创作关系的独特体悟。在毛主席看来，屈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天才，更在于他经历了磨难、接近了人民。
这条精神链条还可以继续延伸，鲁迅曾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明志，典出《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而鲁迅是毛主席最推崇的现代文化巨人。从屈原到鲁迅，再到毛主席，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坚贞不屈，舍己为民的精神感召下前赴后继。
走向世界的屈原
毛主席不仅自己崇敬屈原，更将屈原推向了世界。
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赠送了屈原画像。同年，屈原与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雷、古巴的马蒂一起被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离京前夕，毛主席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并向尼赫鲁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两个东方古国的领导人，以一位两千年前的诗人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将一部线装《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中国历史上所有人物中，获此国际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毛主席把屈原当作中华民族的文化名片，一次次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是革命家对诗人最高的礼敬，也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最动人的篇章。
我们吃粽子，赛龙舟，家家门前挂艾草。这些传承两千多年的习俗，都是百姓纪念屈原的方式。民间不拜孔子而祭屈原，不是因为屈原的官位更高，而是因为他的心离百姓更近。
毛主席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崇敬屈原而疏远孔子，绝非个人好恶，而是立场的必然。孔子的思想为维护等级秩序而生，屈原的精神则为民而存。
从“哀民生之多艰”到“为人民服务”，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到“而今迈步从头越”，从“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用各自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命题：一个人应当怎样活着，一个民族应当怎样前行。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在这个端午节，剥开一个粽子，望着江上竞渡的龙舟，我们都是这场跨越两千年对话的见证者，也都是这份精神薪火的传递者。
【文/付欣宇，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红旗守卫者”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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