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国红（1974—），男，湖南宁乡人，法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一轮‘脱钩断链’冲击下中国—东盟产业链主导权重塑机制与路径研究”(25XJY007)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期刊)广西社会科学2026(03)
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王国红
摘要：2025年越南全面启动其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新一轮行政改革。此次改革以整合行政区划、精简政府机构、提升行政效率、优化发展环境为核心，改革举措包括撤并省级行政单位，取消“省—县—乡”三级地方管理体制，全面推行“省—乡”两级管理模式，同步精简中央与地方机构、大幅压缩编制人员；同时，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数字治理建设，搭建全国统一数字政府平台。改革落地后，越南行政效率显著提升，公共预算支出大幅缩减，营商环境与民众满意度持续改善，初步实现治理效能优化、发展活力增强的目标。但改革推进中面临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资源配置与人员安置滞后、法律修订与改革难以同步等问题，以及大国博弈、全球经济波动、外资结构变化等外部挑战，改革落地与成效转化存在多重风险。面对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在经济产业、制度治理、地缘外交层面对中国形成竞争加剧与合作扩容、改革借鉴与制度竞争、区域格局重塑与双边关系调适等潜在影响，我国应坚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不断深化与越南的政策沟通与务实合作，依托产业互补优势拓展协同空间，以合作化解竞争压力，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为周边和平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区域动力。
关键词：越南行政改革；中越合作；中越命运共同体；行政效率；治理效能；地缘外交
2023年12月12—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2025年4月8—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4月14—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第四次访问越南，两国同意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2026年4月14—17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双方共同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越关系已上升为彼此最重要的周边关系之一。在此双边关系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深入推进的关键节点，2025年7月越南启动其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新一轮行政改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必将对中越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与地缘互动产生潜在影响。越南此轮改革以行政区划整合、机构精简、层级扁平化、数字治理升级和营商环境优化为核心，既是越南破解行政冗余、行政效率不高、发展失衡等国内治理难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抢抓全球产业链重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布局。但改革过程中，越南也面临着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资源配置与人员安置滞后、法律修订与改革推进难以同步等挑战，同时受大国博弈、全球经济波动、外资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制约，改革成效与长期走向存在不确定性。
中越山水相连、利益交融，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所引发的经济格局、治理模式与区域关系调整，将从产业竞争、制度借鉴、地缘外交等层面对中国形成双向影响，既带来合作扩容的新机遇，也形成竞争加剧的新挑战。立足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局，科学把握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的内涵、成效与挑战，准确评估其对中国的多重影响，并提出务实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深化中越全方位合作、维护周边稳定、推动中国—东盟关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的基本举措及初步成效
2024年8月，苏林在越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正式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0月起启动中央政府机构精简工作，2025年3月中央机构改革正式落地，2025年7月地方行政架构改革落地实施，标志着越南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新一轮行政改革全面铺开。此轮改革既是对国内长期积弊的回应，也是抢抓全球发展机遇的战略抉择，有着深层次的现实动因与战略考量。
（一）重塑区划格局，夯实执政根基
一是省级行政单位大幅压缩整合。2025年6月12日越南国会表决通过的省级行政单位合并决议，将全国63个省级行政单位精简至34个；越南全境除高平、奠边、河静、莱州、谅山、乂安、广宁、清化、山萝等9省及河内、顺化2市保留以外，剩余52个省市进行合并重组，形成23个新的省级行政单位，着力解决传统“小省小乡”的行政资源分散问题。
二是地方行政管理层级发生根本改变。越南在精简优化省级行政区划的同时，废除了沿用已久的“省—县—乡”三级地方管理体制，自2025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省—乡”两级行政管理模式。此轮改革撤销696个县，将10035个乡级单位精简为3321个，县级职能按照“三分之一上交省级、三分之二下放乡级”的原则重新配置。
三是党政机构与公职人员大幅精简。一方面，越南此前已对国家党政机构进行精简重组。越南中央政府部门从22个（18个部和4个部级机关）精简至17个，撤并了国资委等直属机构，实现职能归并与权责统一；取消各部委直属总局设置，减少201个公立事业单位；地方省级机构严格对标中央改革部署，构建与两级政府治理模式匹配的“扁平化”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实施公职人员编制精简优化。越南共裁减各类编制人员约25万人，包括13万名党政官员、公务员和公共雇员，以及12万名乡级非全日制人员。与此同时，越南重新核定省级、乡级行政单位编制，明确机构权责，推动人力资源向公共服务、经济建设等领域倾斜，并强化公职人员综合能力培训，实现其由“政府管理者”向“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
（二）深化经济改革，提升发展活力
一是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外资吸引力。通过移交国有企业管理权和推进股权多元化，提升国有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同时，清理和重组低效国有资产，推动国有资产运营从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投资动能。2025年8月时任越南总理范明政签署第127/CD-TTg号指令，积极落实《2025—2026年减少和简化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行政程序的计划》所提目标。越南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企业法》《投资法》等，新版第67/2025/QH15号《企业所得税法》已于2025年10月1日生效，《投资法（修正案）》也于2025年12月11日获越南国会通过。同时，推进行政程序数字化信息系统升级，确保数据准确、程序公开透明，以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三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结构，推动民生关键领域发展。在本轮行政改革重组的过程中，大量闲置办公房屋和土地资产需重新处置。截至2025年11月10日，越南全国已处置18589处房屋和土地设施，其中近5000处被统筹配置给教育领域，1059处分配给医疗领域，1383处用于文化及体育事业。这种向民生领域倾斜的资源配置导向，体现了越南政府对人力资本培育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三）深化数字治理，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一是推进数字治理建设。数字治理是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的重要支撑，也是适配扁平化行政架构、提升全域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其核心在于构建全国统一、标准规范的数字政府框架，依托数字化手段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政务资源，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政务服务的协同高效运转。为规范各级政府数字化建设、保障全国改革步调统一，越南专门印发了《数字政府机构框架（4.0版）》，为中央及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统一技术标准、业务流程与建设规范。在数字治理赋能下，越南政务服务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治理理念与行政效能同步跃升。时任越南总理范明政将这一变革精准概括为从“申请—审批”状态转变为“主动向人民提供服务”状态。2025年越南公安部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本轮数字政务改革落地后，全国行政服务公众满意度达96.37%，数字治理改革成效切实转化为民众获得感与满意度的显著提升。
二是搭建全国统一数字政务服务平台。为夯实数字治理基础、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越南以本轮行政改革为契机，全力搭建“国家统一门户”，将全部行政手续整合纳入国家公共政务服务平台，构建一体化、全覆盖的线上政务服务体系。该平台遵循“一次录入、多次复用”的核心原则，打破户籍、社保、税务等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系统可自动调取关联数据库信息完成表单填报，从根源上解决民众与企业重复提交材料的痛点问题。越南政府第66/7号决议明确规定，可通过政务数据替代的材料包括：身份证、居住信息、出生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医保卡、社会保险手册、驾驶证、企业登记证等。自2025年10月1日起，越南公民可全程在线办理多项核心行政手续，全面实现“无纸质材料、无现场办理、无中介介入”的数字化政务愿景。河内市试点监测数据显示，通过数字化方式办理驾照续期，人均可节省1.5个工作日，同时减少约25万越南盾（约合67元人民币）的交通及打印费用，真正实现由“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的转变，大幅降低社会办事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总的来看，越南省级以上行政机构的大幅精简，推动了区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深度整合。实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模式减少了县级中转环节，省级决策可直达乡级执行；再配合数字化政务基础设施升级，审批流程大幅简化，民众与企业办事效率已明显提升，“主动服务”的政务理念也更加亲民，民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据越南内务部预计，2026—2030年得益于编制精简和行政支出削减，公共财政预算将节省190万亿越南盾（约合523亿元人民币），机构与人员精简还从源头上遏制了官僚主义与资源浪费。行政区域整合打破了碎片化行政壁垒，提升了区域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水平；行政效率提升优化了营商环境，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综上，越南此轮行政改革取得了显著的初步成效。
二、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
越南在推进新一轮行政改革过程中，各项改革措施面临落地顺畅性和实施实效性的双重考验，同时面临大国战略博弈叠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等外部挑战。
（一）地方政府两级管理模式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是管理效能和治理能力不足。一方面，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后，管理幅度大幅拓宽与基层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共同构成了两级政府运行模式的首要障碍。合并后的省级行政单位管辖范围扩大，如清化省辖区达1.1万平方公里，却仅设9个厅局，需直管众多乡一级基层单位，管理负荷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乡一级基层单位又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挑战，原有县一级职能难以被乡一级相关人员有效承接；以胡志明市吉莱坊为例，该坊由原吉莱与盛美利合并而成，被赋予打造港口经济和物流中心的重任，但新到位干部存在专业能力与岗位需求脱节问题，原科技科的会计被安排负责数字化转型工作，档案管理员需处理复杂内务工作，而在城市规划、经济投资等领域则普遍无人具备专业背景，直接影响了基层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治理理念滞后也制约着管理效能提升。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强调，“基层政府要从行政思维转向服务思维”，但长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人民”的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仍然根深蒂固。如胡志明市试点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价公务员履职效率，将办证时长、民众满意度等作为量化考核依据，但在基层政府中往往流于形式，考核机制并未真正倒逼服务效率和治理质量提升。
二是资源配置与人员安置滞后。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后，大量涉改资产需要同步处置。截至2025年11月，全国仍有9000多处闲置资产没有及时处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资源分配过程中，基层单位还面临诸多实操困难。如林同省在行政区划合并后，很多基层单位需重新审核所有工程和新农村建设档案，接收来自合并单位的工程、项目和资金划转事项，这些步骤烦琐且需履行完整法定程序，导致资源调配实际进展缓慢。人员安置方面，涉及近25万公职人员的去留与待遇保障。2025年6月，地方政府已裁撤约2万人，到7月，按照2024年第178号和2025年第67号决议要求，改革补贴人数为85447人，离职人数为77278人（包括退休和主动辞职人数），申请补贴人数为74248人，实际完成补贴发放的仅41031人，仍有大量离职人员相关待遇未能及时兑现。人员安置滞后还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如2025年6月乂安省有2600名公职人员离岗，仅当年就需要约3万亿越南盾（约合9.6亿元人民币）用于安置补偿，而该省2024年财政预算收入仅为25万亿越南盾（约合68.6亿元人民币），财政压力极为突出。此外，改革期内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撤并、人员分流，已导致部分偏远地区出现办事窗口缩减、服务响应滞后等现象，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面临重大考验。
三是法律修订与改革推进难以同步。截至2025年11月，《土地法》《国家储备法》《司法鉴定法》等关键领域法律仍处于修订推进阶段，导致一些改革举措在基层落地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越南法律体系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效力层级关系尚未完全厘清，此轮改革导致法律条文冲突问题频发。2025年3月修订并生效的《政府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与大量现行下位法之间存在制度衔接缺口，如新修订的《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省级政府可直接管理乡级财政，但现行《国家预算法》仍要求县级财政作为独立核算单位，这一法律冲突使得部分合并后的省份无法编制、审议新的年度经费预算。越南国会在通过《地方政府组织法（修正案）》时，未同步出台全国统一的配套执行细则，导致各地改革执行标准不一、“各自为政”，形成改革落地口径不一、推进节奏失衡的碎片化局面。此外，执法权限下放与基层人员专业能力之间存在明显错配，如某乡镇一级环保部门在执行《环境保护法》过程中，因缺乏专业检测设备和持证执法人员，导致辖区内37家企业违规排污却未被及时发现和依法查处。
（二）大国多重博弈下的平衡策略产生协调难题
一是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使越南产生双向两难效应。从经贸结构看，越南对美出口依赖度持续上升，2024年对美出口达114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8%，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9.2%；同期自中国进口1476.4亿美元，同比增长24.6%，中国仍是越南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国。这种“对美出口、自华进口”的双重依赖结构，使越南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时陷入对外经贸与地缘政治的两难境地。在地缘政治层面，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使越南行政改革中的跨境治理与海洋区域管理面临考验。越南计划通过省级行政区划调整，提升边境与沿海地区治理效能，但南海岛礁争议可能导致其对外地缘协调成本大幅上升，进而分散改革精力，制约改革推进步伐。
二是欧盟市场准入标准抬高行政成本。越南加速开拓欧盟市场，近五年越欧贸易额达2980亿美元，占30年累计总额（8150亿美元）的近40%。越南与欧盟签订的《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要求越南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对接欧盟标准。如该协定“可持续发展条款”明确要求越南建立更严格的环保执法监管体系，但越南省级行政区划合并后，新组建的地方政府可能面临环保监管经验不足、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行政负担。
三是多元区域合作格局加大政策整合难度。截至2025年11月，越南已签署和正在谈判的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共计20项，其中17项已生效实施。越南积极发展与日本、韩国及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关系，2024年越南对东盟其他国家出口额接近369亿美元。作为东盟成员国，越南还同时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同贸易协定的规则差异增加了行政改革的政策整合难度。越南省级行政单位合并后，改革进程涉及大量国有企业重组与整合，如何在满足多个贸易协定要求的同时，坚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更好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是此轮行政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全球经济波动与外资依赖叠加形成改革约束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结构变化的挑战。2025年1—10月，越南注册外资总额达315.2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其中，通过资本参股和股权购买方式的投资共发生2918笔交易，总额达53.4亿美元，同比激增45.1%。这种投资结构的转变，要求越南行政体系必须快速适配新型投资模式，系统性改革外资企业监管和跨国并购审查机制。尤其是日本、韩国和欧洲各国投资者在越南跨境投资最为活跃，这种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的特点，使得越南行政改革需优先适配这些国家的制度诉求。与此同时，外资正加速进入越南高科技产业领域，三星、英特尔、英伟达和富士康等全球头部电子制造企业已在越南投资数十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如果越南行政体系不能全面提升治理专业化水平、着力增强高科技产业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其外资吸引力势必会大幅下降。
二是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的挑战。越南凭借低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节点，但全球经济波动引发的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可能削弱其全球产业链竞争优势。如美国推动的“近岸外包”战略，要求跨国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美洲地区，可能导致部分存量外资从越南撤离。与此同时，全球不少跨国企业出于地缘政治、供应链安全等考量实施“中国+1”策略，越南因与中国山水相连，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与产业网络联系紧密，成为跨国资本的重要投资目的地。这就要求越南行政体系提高全球供应链协同治理水平，增强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跨国协调能力。未来，越南若无法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实现提质升级，就极易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发展困境，进而影响此轮改革的长期实施成效。
三是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变迁的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发展与低碳治理标准要求持续提升，时任越南总理范明政也多次明确强调，经济绿色转型是越南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和重中之重。这就要求越南行政体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改革投资环境评估和重大项目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推行“对等关税”政策的背景下，越南不得不主动适应更加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步推进关税管理制度和贸易救济机制改革。此外，2024年越南对华贸易逆差达907.3亿美元，同比扩大84.5%，贸易失衡问题可能引发越南国内保护主义情绪，从而促使其采取更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最终推高国内行政运行成本。
三、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及应对建议
在全球经济存量博弈加剧、产业链重构提速的背景下，越南这场“自我革命”并非孤立的内部治理调整，而是其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优化发展环境的战略布局。中越山水相连，同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互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越南的改革举措必然通过产业流动、贸易竞争、地缘关系等多重渠道对中国产生潜在影响。
（一）经济与产业维度：竞争加剧与合作扩容的双向变化
一是越南通过新一轮行政改革加快承接低端产业，分流了投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本。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通过整合行政资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规模化产业集群，意图吸引大量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低端制造业转移，成为全球低端制造业转移的核心目的地。如越南北宁省与北江省合并后，辖区面积从822平方公里拓宽至4718平方公里，形成了电子装配产业集聚区，成为三星等跨国巨头的核心供应链基地；胡志明市整合巴地头顿省、平阳省后，拥有99个港口物流网络，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形成了占越南GDP总量23.5%的超级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组合优势，不仅吸引中国低端制造产能外迁，还分流了原本计划投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资本。据越南纺织服装协会统计，2025年1—9月，越南纺织服装出口总额达348亿美元，同比增长7.7%。按照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及越南政府的部署，2025年越南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为8%以上，并在提交越南共产党十四大政治报告草案中确定了力争2026年至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经济快速增长必将带动越南国内消费市场大幅扩容，越南年轻人口占比超50%，中位数年龄34.4岁，跨境电商市场年增长率近50%，对美妆、服装、手机配件、家电等中国优势产品需求旺盛。中国企业应通过直接出口、在越设厂本地化生产等方式，积极分享越南经济增长红利。此外，越南南北高铁、港口升级、电力建设、市政管网等领域的基础建设项目急需推进，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技术与成本优势，应加大与越南的合作力度，全面参与相关基础建设项目的承接。
二是越南通过新一轮行政改革发力提升中端制造业竞争力，使中国在中端制造领域面临直接竞争。越南并未满足于承接低端制造业，而是通过行政改革整合资源，力图向中端制造业突破，其核心策略是依托行政整合后的超级经济区，吸引外资布局中端制造业，同时通过15年免费教育培养技术人才，为产业升级储备人力资源。2025年1—9月，越南吸引外资总额达2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加工制造业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占外资实际总额的82.8%，且中端制造业投资比例快速上升。这些举措使中国在中端制造领域面临直接竞争。同时，越南推动产业链向中上游攀升，也离不开中国产业的支持。目前，越南制造业仍以组装加工为主，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其中40%以上从中国进口，如越南北宁省、北江省电子产业集群生产的三星手机，其芯片、显示屏、电池等核心零部件均从中国进口。因此，中国需不断强化并巩固在中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首先要巩固全产业链优势，中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可实现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高效协同，这是越南短期内难以复制和超越的；其次要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大中端制造领域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最后要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守住中端制造业的关键环节。
三是越南通过新一轮行政改革大力发展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将推动中越深化双边产业协同。2024年越南电子、信息技术、电信和专用电子等产品，辅助国内工业生产仅满足约15%的需求，其他高技术产业辅助工业生产仅满足约10%的需求[31]，急需配套生产性服务业。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加速了“中越制造走廊”的成型，以中国广西凭祥至越南谅山、北宁、广宁跨境400公里经济带为核心，逐步形成中越“边境共造、区域互补”的跨境产业协同模式。随着越南产业集群化发展，其对中国中间产品的需求将持续攀升，形成“中国核心零部件+越南组装加工”的互补格局，并推动中越产业协作向联合研发、供应链整合等深度合作升级。越南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与产业升级，进一步带动了物流、金融、研发设计、法律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中国在这些领域已形成一定竞争优势，能够为越南制造业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也能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创造机遇。在物流领域，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整合港口资源后，对跨境物流、仓储、供应链管理等服务的需求激增，中国物流头部企业如顺丰、菜鸟等可依托中越铁路、公路网络，在越南布局物流枢纽，保障“中越制造走廊”的跨境货物流转畅通。在金融领域，越南制造企业融资需求持续攀升，中国商业银行可通过跨境结算、信贷支持等业务，服务中越跨境贸易与投资合作。在研发设计领域，中国企业可在越南设立研发中心，立足当地市场需求、依托成本优势，开展针对性研发，推动中越产业协同创新。
（二）制度与治理维度：改革借鉴、风险警示与制度竞争的三重启示
一是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经验对中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分省份存在辖区面积过小、资源分散、产业同质化等问题。而越南的行政改革进一步表明，行政区划并非一成不变，扁平化的行政层级有利于减少政策传导环节、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治理效能。借鉴越南的经验，中国可在部分地区试点省级行政单位优化，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优化行政区划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越南的行政改革也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参考，中国可借鉴其破除不合理营商准入限制的目标导向，进一步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可学习其全流程网上办理模式，加强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打破部门壁垒与数据孤岛，提升审批效率；可参考其“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的监管创新方式，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系，进一步降低企业合规成本。越南的行政改革为中国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涉及的人员精简与安置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应提前制定详尽的人员分流方案，坚持“一人一策”原则，避免采取简单化、粗暴式的裁员方式；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被精简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助力其实现再就业；要拓宽就业渠道，积极引导被精简人员向新兴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转移，妥善平衡改革成本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二是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的不足为中国规避改革风险提供了部分参照。越南在行政改革推进中，既取得了扁平化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的显著成效，也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警示我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行政区划布局、推进“放管服”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地，既要明确改革目标与方向，也要同步完善配套政策、细化执行细则，避免“重形式、轻实效”；既要大胆下放权限、激发基层活力，也要同步强化基层能力建设、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实现“权责对等”；既要推动区域整合、产业集聚，也要注重跨区域统筹协调，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协同发展，确保改革稳步推进、取得最大实效。
三是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给中国深化改革带来一定制度竞争压力。在全球资本与产业流动日益自由与活跃的背景下，制度环境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越南通过行政改革，力图创造“低行政成本、高效率、高透明度”的制度环境，吸引全球高端资源集聚，这对中国深化改革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竞争压力。如越南修订《投资法》《企业法》等法律法规，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依法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在越投资的中国企业认可。因此，中国应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行政运行效率；持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吸引高端产业与人才集聚。
（三）地缘与外交维度：区域格局与合作关系的双边调适
一是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正重塑东南亚经济格局。越南通过行政改革整合资源，打造了胡志明市超级经济区、北部电子产业集群等区域经济引擎，加之“中越制造走廊”的成型，使其成为东南亚产业链的核心节点，区域经济影响力显著提升。一方面，越南依托超级经济区的规模效应，深化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产业协作，推动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越南凭借“低成本+高效率+东盟枢纽”的三重优势，吸引全球资本加速集聚，这一趋势可能重塑东南亚“中国+东盟”的传统经济合作框架，推动形成“中国—越南—东盟”的三方协作新格局。从挑战来看，越南在东盟话语权的提升将导致区域权力结构调整，部分东盟国家可能借助越南平衡中国影响力，增加中国区域合作协调的难度。但从机遇来看，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应全面深化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标准技术法规互认、智慧海关与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空间，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提供持久动力。
二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面临双重影响。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为中越“一带一路”合作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影响。从挑战来看，越南的多元化合作策略可能削弱中方在双边及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中的引领作用，越南积极引入日本参与高铁建设、欧盟参与数字经济合作，形成“多国共建”格局，对中国参与的项目构成直接竞争。同时，越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诉求更趋多元，不仅要求资金与技术支持，还强调技术转移、本地化就业与环境保护，提升了合作谈判的复杂度。但从机遇来看，越南通过行政改革实现繁荣发展，有利于维护中南半岛地区稳定，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创造良好环境，特别是中越在北部湾联合巡逻、南海渔业合作管控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有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越南行政改革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南北高铁、港口升级等项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高度契合，为中国企业参与越南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了广阔空间。越南营商环境的优化也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工程承包”向“产业投资+运营”转型，如中国物流企业可依托越南港口资源，布局区域物流枢纽等。
三是中越双边关系调适需立足两国各自发展定位，充分实现互利共赢。越南新一轮行政改革的核心诉求是通过行政优化、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综合实力，逐步摆脱对单一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这一诉求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周边合作的外交目标具有内在契合性，但也存在地缘政治与发展利益的局部差异。从互利层面看，中越可以依托“中越制造走廊”，深化电子、机械、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产能合作，推动边境地区互联互通，实现“双向赋能、互补发展”。从调适层面看，面对越南“多元化外交”策略，中国应坚持“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越南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同时通过高层互访、民间交流、智库合作等多种渠道，强化战略互信，减少认知偏差，避免外部势力利用中越差异制造分歧。特别是近年来中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次互访，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我们应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务实的举措，将越南行政改革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合作动力，将机遇转化为共赢的成果，不断深化中越全方位合作，全面推动构建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营造我国周边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的良好环境。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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