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以极大的浪费为前提的。这种以浪费为前提的模式，在打工人日益觉醒、生态极限日益逼近的今天，正显现出其不可调和的致命性。反对浪费，人人有责！
文 | 七四五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宣传口号，伴随人们从物质匮乏的年代一路走到今天。如今这句曾经“政治正确”的口号，正在慢慢被人淡忘，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
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种尴尬呢？答案可能与时代变化有关。革命战争年代将反对浪费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开展工作，号召前线不浪费一口粮、机关不浪费一张纸、后方不浪费一块布等等。这种运动带有明显的总动员色彩，战争压力与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解放区）必须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杜绝任何浪费资源的可能，尽全力支援前线。
而当这些历史出现在今天的纸面上、被当作宣传教育素材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忆苦思甜，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也因为如此，这些宣传便产生了年代感，让人觉得这些早已经是老黄历了。这种教育的作用自然是有限的。
更有人提出了经典的反驳观点：“现在物质生产已经极大发展，节约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在商品对一些人来说仿佛就是从货架上自动长出来的今天，出现一个似乎与“浪费”对立的词——“消费”。
当“消费刺激经济”成为王道的时候，像个卫道士一样强调反对浪费就显得不合时宜。以餐饮业为例，除了自助餐厅老板，餐饮老板在不考虑政策要求与后厨负担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乐见食客在承受范围内多多消费的。这其中无论支持“消费”还是反对“浪费”，都是从商家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
可见商家与消费者的“浪费观”是截然不同的。
生产领域，避免浪费早已成为“管理的艺术”。如何减少生产中资源的不必要投入与损耗，成为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想出了许多办法，其中不少措施本质都是将成本转移到人身上去，美名曰“科学管理”。
老板们为了降低了物料的浪费，毫不犹豫地选择加重工人的劳动强度，要求工人更加关注生产过程中的细节，并压缩他们在生产间隙的等待时间。诚然减少浪费可以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改进工艺等，但老板们只要算一下账就不难发现，提高人工强度（往往不会相应提高报酬）的办法显然更有性价比。在这里，“反对浪费”不过是资方主导的生产过程里的“降本”措施罢了。
而在其中没有获益、反而被增加工作强度的工人们，不仅不会欢迎这种“反对浪费”，甚至会主动制造浪费以表达不满。《人民日报》在1946年报道了山东济丰面粉厂的斗争事迹：工人在与轮流控制工厂的军阀、资本家和日寇斗争时，就采取过主动浪费机油、破坏零件这样的手段。若是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群工人简直就是糟蹋资源、给老板添堵。可工人不是不爱这座面粉厂，相反以前还有过工人保护资产不被日寇转移的护厂斗争，工人们恨的只是厂方的刻薄待遇，恨轮流作主的各路老板们始终不把他们当人看，恨一个月工资只能买厂子里的三四袋面粉。这种情况下，工人自然不会买厂方的“节约”账。
由此可见，“反对浪费”不仅是维护利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弄清要维护谁的利益。因此，“反对浪费”，不但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思想账、政治账。
建国初曾经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反的分别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人们将这场运动的地位放得很高，称其意义不亚于镇反运动，给那些坏分子好好教训一次。之所以把浪费和贪污、官僚主义两个害人东西并列，是新民主革命以来革命政权建设的一个经验。一方面，贪污腐败往往以浪费作为表现，不浪费就难以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盲目做事，瞎折腾人，在具体过程里常常浪费人力和其他物质资源，解放前就有地方干部随意调动民力的问题，解放后又有厂长随意调整生产既折腾工人又浪费物资的现象。
如果只看浪费这一项似乎觉得这只是工作上的失误，靠纠错和追责就可以弥补，但按毛主席话来说，其背后“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人民日报》在1968年9月提到上海机床厂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为了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却一直没有搞成功，但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于是工人们不满地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老人家从浪费问题上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他说：“（反对铺张浪费）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所以主席支持像整风这样的运动可以几年来一次，就好像人洗脸一样，不能洗一次后就不再沾水了。“勤俭建国”不止是物质生活困苦年代下的权宜之计，更是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质、红旗不掉色的革命。
而不让其沦为空谈口号，我国在以前采取了一种相当有时代特色的方法——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人民日报》在1958年2月8日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中，就为我们提供一个由集体讨论得出的精辟结论：
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
这样的结论展现的是群众当家作主的担当。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主人才会真正关心自己家的事。让群众自己来算一算，浪费是由谁产生、又该由谁负责，由此不难明白浪费危害的是群众自己和国家的利益。一些既有的规章制度在束缚生产力，源源不断地制造浪费，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热情的群众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纷纷要求打破。许多细节中的浪费问题可以靠改进工作逐渐克服，但头脑中的意识如果树立不起来的话，恐怕要在解决浪费这条路上再走许多弯路了。
回到今天，在这个过剩的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反对浪费呢？
市场经济是以极大的浪费为前提的。当生产的根本目的从“使用价值”即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转向“交换价值”即实现利润时，浪费便不是系统的失误，而是系统运行的必然结果，“极大的浪费”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对工人身体的极度浪费、生产领域的浪费、生态与资源的浪费、消费领域的浪费、社会公共领域的浪费。
板们为了降本增效，每分毛钱都会计较，唯独对工人的身体是极度浪费的：加班、熬夜、限制上厕所、缩减安全费用……老板每节省的一分用工成本，都会转化为对工人身体的浪费。老板们在乎的是工作期间能否正常工作，至于工人们是否因此生病、减寿乃至猝死，不在考虑之列——当然，最好不要死在工作岗位。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市场社会衍生出了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如公关人员、企业法务、诈骗电话推销员、金融衍生品交易员等。这些工作不创造任何真实的社会价值，仅仅是为了维持市场系统的运作、掩盖漏洞或进行财富转移。无数优秀人才的精力被耗费在这些虚无的劳动中。
为了维持持续的消费需求和利润流，资本家会故意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或使产品在特定时间后变得过时或无法维修。例如：不可更换电池的智能手机、限制维修权的农机和汽车、用廉价易损材料制造的家电。这种设计不是为了“制造最好的产品”，而是为了“让消费者尽快购买下一个产品”，导致巨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
资本必须不断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需求”。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消费主义文化和流行趋势的快速更迭，人们被规训去购买远超实际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商品。许多商品买来后极少使用便被丢弃，其价值仅在于“购买的那一刻”。
利润最大化要求商品周转速度越快越好。耐用品被一次性用品取代（如一次性餐具、纸杯、快消服装）。同时，为了在货架上吸引眼球和便于长途运输，商品被裹上一层又一层毫无实用价值的精美包装。全球每年产生的数亿吨塑料垃圾，绝大部分是商品流转过程的“副产品”。
资本的逻辑是“时间就是金钱”。为了追求短期回报率，资本倾向于使用最廉价、最快速的方式获取资源，如砍伐原始森林而非可持续林业、采用破坏性的采矿方式等。这种“竭泽而渔”的开采，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地球资源，并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能力。
资本将环境成本“外部化”。企业主很少为其实际造成的生态破坏买单。工厂排放的污水、废气对公共健康的损害，被转化为全社会的“外部成本”。企业省下了净化设备的费用，转化为私人利润，而巨大的生态修复代价则由全社会和子孙后代承担。这是一种隐蔽的、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在市场逻辑下，不浪费反而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坏事——如果大家都只买够用一辈子的东西，如果资源能循环利用，如果每个人都能安稳就业，资本的增值速度就会大大放缓，系统就会陷入停滞。因此，市场社会必然极度浪费打工人的身体，必须不断制造破坏、制造淘汰、制造欲望、制造危机。
这种以浪费为前提的模式，在打工人日益觉醒、生态极限日益逼近的今天，正显现出其不可调和的致命性。反对浪费，在这个年代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反对浪费，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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