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飞蛾扑火般纷纷踏上死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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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了解一点日本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昭和青年”（又称“昭和男儿”）这个词。
什么是昭和青年？
不是泛指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成长起来的青年，而是特指战前至二战时期（1930–1945）受军国主义洗脑、狂热好战的年轻一代。
昭和青年，多为农村子弟、底层士族，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对外侵略的重要炮灰。
在简中互联网上，昭和青年也是一个被大家经常玩的梗（见动图）。
大约是受日本电影的影响，“昭和青年”还往往还会被一些网友和“热血、阳刚、反躺平、不佛系、不精致利己、血性、骨气、奋斗、武德充沛、敢说敢做、集体主义、家国情怀”等气质联系起来。
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昭和青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南京大屠杀”的主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时施行“三光”政策的主力，都是“昭和青年”。
“昭和青年”自身，也受到历史规律无情、严厉的报复——
二战期间，日本15至30岁的“昭和青年”伤亡极为惨重。
该年龄段共有约21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殒命于各大战场，另有约200余万人身负重伤、落下终身残疾。
大学生、少年兵、自杀式特攻队员等群体中，阵亡率尤其高，加上战后海外滞留人员陆续死亡，日本整整一代青壮年人口出现严重断层——约90%的15至30岁的男性昭和青年或死亡、或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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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青年具有这样两个特征：
第一个，有很深的底层绝望感与阶级痛感，也有朴素而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冲动；
三十年代的日本，贫富悬殊，财富高度集中，极少数财阀家族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底层几乎没有上升通道。
高级官僚、将校级军官、议员等70%以上出身华族、士族、大地主与财阀家族。
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几乎被旧士族与豪门子弟垄断；农家子弟最多读到陆军士官学校，晋升天花板极低。
普通士兵、基层军官大多来自农村（约70%），而高级指挥层90%为城市、士族出身，日军内部形成了鲜明的阶层对立。
昭和六年（1931），粮食大歉收，加上米价崩盘，农村出现大规模饥荒。
村公所公开贴告示：“有卖女儿者请来本所商谈”，女孩被卖往城市做女工、娼妓，价格仅相当于一年的口粮。
大量农户住马厩、吃草根橡子；婴幼儿死亡率高达30%，饥饿儿童随处可见。
很多士兵出征前，哭着与被卖掉的妹妹告别。
士兵和青年军官在前线打仗，姐姐妹妹却后方被迫卖淫，这剧烈反差令昭和青年内心深处埋下了对“权贵–财阀”的刻骨仇恨。
发动“二二六兵变”的21名青年军官，都属于昭和青年。
他们在《奋起趣意书》中直言：“财阀吸民脂、官僚祸国、天皇被蒙蔽”，诉求是清君侧、诛国贼、打倒财阀、整顿农村。
但是，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被天皇制军国主义收编——他们不反天皇、不反军国主义、不反帝国主义，只反“奸臣”、“财阀”；最终，反不平等的热血被导向对外侵略，自己也成了战争炮灰。
昭和青年的第二个特征，是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坚信“大和民族优越论”。
这套民族优越思想，是近代日本逐步构建、在昭和年代推向顶峰的产物，层层渗透进昭和青年的成长全过程。
日本近代重塑了“神国论”，宣称日本是天照大神庇佑的国度，大和民族是“天选民族”，血统纯正、精神高洁，天然凌驾于亚洲其他民族之上。
这套说辞被写入教科书、神社宣讲、国民读本，从孩童时代开始反复灌输。
昭和初年的青少年，从入学起就接受这套神权民族观，将民族身份与“神性”绑定，天然生出高人一等的心态。
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完成近代化，而彼时的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仍处于传统社会状态。
在经济大萧条后，为转移国内矛盾，日本统治阶层不断宣扬东亚邻国“愚昧、落后、懦弱、腐朽”，不配与大和民族并列，强化青年的优越感，同时鼓吹大和民族天生具备“开拓、治理”的能力，有责任“引领、改造”落后的亚洲。
在三十年代的日本，“大和民族最优”不是少数人的观点，而是昭和青年群体默认的集体共识——他们真诚相信本民族在精神、意志、体魄、文明上全面优于周边民族，。
在极端民族主义浸染下，昭和青年对中国、朝鲜等东亚邻国及民众，形成了系统性的歧视、轻视与敌视。
他们将中国视作“老大帝国”，认为中华文明早已衰败，民众麻木、社会僵化，昔日的文明荣光彻底消散；
他们将朝鲜视作“附庸小国”，认为其民族缺乏独立精神、性格软弱。
在当时的报刊、小说、校园言论里，这类贬低言论随处可见。
昭和青年普遍认为，东亚诸国既没有近代化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发展的前途，是等待被日本“拯救”、“支配”的对象。
“大和民族最优论”与对邻国的蔑视，最终转化为支持对外侵略、主动投身战争的实际行动。
绝大多数昭和青年真心认同所谓“大东亚共荣”谬论。
他们不认为战争是侵略，反而坚信：大和民族作为优等民族，出兵东亚是为了“驱逐欧美列强”“帮助落后邻国走向文明”，是完成民族的神圣使命。
当年的日本，街头集会、校园演讲中，青年们高呼对外强硬的口号；少壮派军官、激进青年更是主动推动“下克上”，逼迫政府放弃外交协商，选择武力扩张。
他们视对外开战为民族崛起的必经之路，反对妥协、反对和平。
征兵令下达后，无数青年主动应征入伍，甚至出现争相参军、唯恐不能上前线的场面。
在“七生报国”、“战死沙场乃至高荣誉”等口号的煽动下，他们把奔赴东亚战场当成实现个人价值、报效民族的终极方式。
很多乡村青年、学生、工人告别家乡时，怀揣的不是恐惧，而是征服的狂热。
他们踏上邻国土地时，自带征服者的优越感，也让种族歧视直接转化为暴力。
当时日本国内少数清醒的反战人士、左翼知识分子、日共党员，会被青年群体扣上“卖国”、“损害民族尊严”的帽子，遭到孤立、攻击甚至迫害。
极端民族主义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牢笼，整个青年群体被牢牢捆绑在战争的车轮上，无人敢轻易质疑侵略扩张路线。
这套以“大和民族最优”为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既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思想工具，也制造了昭和青年自身的时代悲剧——他们如飞蛾扑火般纷纷踏上死亡旅程。
多数昭和青年并非天生残暴，他们拥有年轻人的热血、理想、家国情怀。
但这份纯粹的情感，被统治阶层利用，导向了侵略与杀戮。
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民族崛起奋斗，实则充当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掠夺的耗材。
就这样，无数昭和青年怀揣着“大和民族最优”的狂热走上战场：有人客死异国，尸骨无存；有人沦为施暴者，双手沾染鲜血，终生背负罪孽；侥幸归国者，也带着战争创伤、破碎的信仰、残伤的身体，在贫困中潦倒度日。
曾经鲜活的青春，沦为极端民族主义与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日本自身也在战争中被炸成焦土，昭和青年所信奉的“民族优越”与“胜利荣光”，最终化为泡影，只留下无法抹去的历史罪责。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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