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得贵国出兵相助，明廷愿割温州、台州、定海等处与日本，以酬其劳。”
南明永历帝
1646年，即清兵入关短短两年后，在位不到一年的隆武帝在汀州被清军俘杀，南明政局骤然陷入群龙无首的危局。
同年十一月，明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立为帝，年号“永历”，史称永历帝，是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这位生于天启三年（1623年）的皇帝，其短暂的统治生涯几乎全部在流亡中度过——从肇庆到梧州，从梧州到桂林，再辗转南宁、安隆、昆明，最后被迫逃入缅甸，最终于康熙元年（1662年）被缅甸王献给吴三桂，在昆明遭缢杀，年仅39岁。
在南明政权风雨飘摇之时，永历帝采取了两项“救亡图存”的举措：
一是跨海东渡，向日本德川幕府乞师；
二是遣使越洋，向万里之遥的罗马教廷求援。
本文基于现有史料，对南明与这两大势力的关系做一简要梳理。
一、东望扶桑：南明向日本德川幕府的乞师历程
南明向日本求援并非始于永历帝。
早在隆武时期，隆武帝朱聿键便已动念向日本借兵。
1645年冬，清军大举入闽，受南明招安的海上巨头郑芝龙为自保，派遣水师提督周鹤芝、参将林高赴日，乞借三千援兵。
据黄宗羲《日本乞师记》所载，周鹤芝早年曾以海盗身份往来于日本，与萨摩藩主岛津氏结为“父子”，对日本情况相当熟悉。
这一次出使，南明承诺恢复中断已久的中日朝贡关系，以此换取日本出兵。
朝贡，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贸易——在明朝朝贡体系下，日本进贡货物后，明朝须以赏赐名义返还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财物，隆武朝廷在自身财政已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仍做出这一承诺，其背后的急切与窘迫可想而知。
隆武政权覆灭后，南明各残存势力——鲁王监国政权、郑成功集团乃至永历朝廷——均延续了借兵日本政策。
1646年，郑芝龙派部下黄征明向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求援，信中言辞恳切，称“奉敕书往日本行乞师之事”，萨摩藩主岛津光久亦表示愿意出兵相助。
这一次，幕府内部赞成者与反对者几乎相当，赞成者甚至一度占据了上风，日本方面也已开始筹备出兵事宜。
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福州被清军攻陷，隆武帝身死，郑芝龙降清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出兵计划遂告取消。
也正是在这次交涉中，史料出现了南明以割地为条件换取日本出兵的明确记载。
据日本方面的档案记载，郑芝龙在求援信中开出的条件包括：“若得贵国出兵相助，明廷愿割温州、台州、定海等处与日本，以酬其劳”，并以“万历年间朝鲜之役日本未得寸土，今当以彼失者补之”为由加以劝说。
温州、台州、定海均为浙东沿海战略要地，定海更是南明舟山抗清基地的门户——以如此重地为筹码换取外援，足见南明方面的急切程度。
此后，乞师行动愈演愈烈，南明不惜一次次降低姿态、加大筹码，试图以越来越屈辱的条件打动德川幕府。
据黄宗羲所撰《日本乞师记》记载，鲁王监国政权的御史冯京第于1648年奉命赴日，因日本正值锁国时期、拒绝他登陆，冯京第“于舟中朝服，且拜且哭，凡十有余日，不分旦暮”，日本长崎港的民众“初见而笑，已而泣，已而旁皇不能去”。
然而，这场“秦庭之哭”终究未能打动幕府，冯京第无功而返。
次年，鲁王监国政权再次派阮美出使，仍无果。
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坚持抗清，但同样将乞师日本作为反清复明的重要路径。
凭借其母为日本田川氏、本人出生于日本的特殊身份，郑成功在1648年致幕府的信中以极为低下的姿态写道：“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处艰难之际，恳请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
为了换取日本出兵，郑成功甚至在书信中对日本“称臣自小”，以“执外甥之礼”相待——在明清之际，明朝士大夫对日本的认知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如此自贬身份、以近乎“认亲”的方式乞求外援，在国家层面的对外交涉中仍属罕见。
据日本史料《华夷变态》所收录的书信往来记载，郑成功求援信中明确承诺：若日本出兵相助，不但“岁贡如旧”，更可将东南沿海“某州某岛”割让予日方，以作酬劳之资。具体而言，他提出如果日军协助攻取南京，愿将“闽浙沿海若干岛屿”划归日本管辖。
然而，德川幕府对南明的所有乞师行动均未给予实质性回应。
从1645年隆武政权第一次求援开始，到1660年郑氏集团最后一次尝试，南明向日本乞师的努力前后持续约十五年之久，派遣使团不下十余次，其频率之高、尝试之密集，在中国古代王朝对外交涉史上实属罕见。
不过，日本的拒绝出兵并非由于对南明毫无同情，而是基于精密的战略判断。
一方面，幕府通过东渡日本的明朝移民及琉球转呈的情报，对明清对峙的前线态势了如指掌。
据《华夷变态》所收录的幕府情报船报告，幕府早已判断南明仅剩福建、广东、广西三省，且内部四分五裂、自相残杀，清军势大难敌，出兵援助南明无异于“火中取栗”。
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日本部分藩主也曾主张出兵——永历十二年（1658年），尾张、纪伊、水户三藩的藩侯便力主出兵相助。但幕府经过情报研判，认为南明大势已去，出兵援助一个前途渺茫的政权风险远大于收益，最终按兵不动。
二、西望罗马：南明永历朝廷与梵蒂冈的罕见接触
如果说，向日本求援尚有地缘逻辑可循，那么南明遣使梵蒂冈，则在中国古代王朝外交史上堪称独例。
南明与梵蒂冈的接触，建立在天主教在华传教百余年的积累之上，特别是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在中国上层社会取得的深厚根基。
南明朝廷的集体入教，是这一事件的核心背景。
在南明政权危急存亡之秋，德国耶稣会士瞿安德（翟安德，原名Andreas Xavier Koffler）与其前辈、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等人进入永历朝廷。
瞿安德同时还带来了三百名葡萄牙援军。
这支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桂林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令永历朝廷对“洋教”的态度从接纳转向皈依——太后、皇后及太子朱慈煊等共五十余位皇室成员集体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
史料记载，王太后受洗后取圣名为“烈纳”（Helena）——此乃罗马帝国第一位颁布基督教信仰自由诏书的君士坦丁大帝之母的名字，取名之深意不言而喻。王太后甚至在贵州安龙的教堂中立起拉丁文纪念碑，上刻皇室成员的教名与十字架图案。
这是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堪称绝无仅有的奇异景象：一个汉族政权，其最高统治集团竟集体改宗一个源自欧洲的宗教，而这背后的驱动力，与其说是真诚的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想紧紧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
1658年的南明
1650年，永历帝决定遣使罗马。背负这一使命的，便是卜弥格以及永历帝仪仗侍卫陈安德。
求援使团携带王太后致教皇依诺增爵十世的亲笔信、永历帝本人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自澳门启程远航。
王太后的信中，除了陈述南明皇室对天主教的热忱皈依外，还恳请教皇“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并祈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这封求援信现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是东西方关系史上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然而，使团在罗马遭遇了漫长的拖延。卜弥格与陈安德于1652年抵达意大利，但教皇英诺森十世对援助南明态度消极，令使团在意大利一等便是三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
1655年英诺森十世去世后，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南明使团，但也仅给予口头同情和祈祷，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军事援助。
南明使团在里斯本虽获得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口头承诺，但当他们于1656年返程抵达印度果阿时，获悉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
卜弥格此后辗转数年，于1659年在今中越边境病逝，最终未能将教皇回信送至永历帝手中。
三、简短的结论
南明以割让温州、台州、定海等浙东沿海要地，甚至以“称臣自小”“执外甥之礼”为代价向日本乞师，又以举朝皈依天主教为筹码向罗马求援，其牺牲之大、姿态之低，令人惊讶。
南明统治集团的核心诉求极为单一：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他们考虑的从来不是华夏文明能否延续、中原礼法是否留传、国土是否完整，而只是朱姓子孙是否仍能坐享龙庭。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对此有过精辟论述：
南明统治者的决策逻辑——无论是“联虏平寇”引清军消灭农民军，还是在绝境中“联外乞师”割地求援——始终是“宁可丧权辱国，也要守住朝堂”。
在国祚将绝的阴影下，南明君臣望向东方与西方的目光，折射出的并非民族气节的余晖，而是统治阶层在权力倾覆之际的最后一搏——不惜以华夏国土为筹码，不惜以皇室的信仰皈依为代价，所求者，无非是多当几天皇帝。
南明未能等来援军，最终留给历史的，是为了统治集团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丧权辱国的耻辱印记。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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