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作 者 | 郭松民
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汉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醒目符号，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成为街头巷尾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
其衣袂翩翩之美，承载着数千年的匠心与美学，无疑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璀璨的篇章。
然而，在我们为这份复苏的文化记忆欣喜之际，有必要以更为清醒、理性的目光审视汉服的文化属性。
必须指出，汉服在展现华美风貌的同时，确实曾是“封建性的载体”，其核心机制便是以“垂衣而治”为名，将等级制度显性化、符号化。
今天，汉服若要顺利重返当代社会生活，关键不在于对古代形制的考据式复刻，而在于坚决去除附着其上的封建色彩，走一条与时偕行的时装化道路。
这既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思想的自觉实践，也是传统服饰获得现代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一、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
如何对待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中始终面对的重大命题。
对此，毛泽东主席有过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他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为此提出了“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的任务。
“清理”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用他的话说，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毛主席将这项工作提升到“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的高度，其远见卓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
更为深刻的是，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对历史应有的态度：“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他特别针对青年群体指出：“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他还毫不含糊地批评了那些“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的现象，认为“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这一系列论述，为我们审视当下的汉服复兴运动提供了清晰的思想坐标。
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在其“古”，而在其能与当代生活发生共鸣、参与新文化创造的能力。
当我们赞美汉服之美时，不能对这份“美”的历史生成条件视而不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丝绸的华贵与麻衣的粗朴之间，十二章纹的威仪与素面无纹的朴素之间，宽袍大袖的“清雅”与短褐穿结的“卑下”之间，横亘着一条用礼制固化下来的阶级鸿沟。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不加甄别地全盘接收、甚至顶礼膜拜，便难免陷入“颂古非今”的窠臼，甚至可能不自觉地“赞扬封建的毒素”——这是当代汉服运动必须高度警惕的文化陷阱。
二、作为等级符号的古代衣冠
若要看清汉服所承载的封建色彩，必须回到其历史语境，还原古代衣冠制度的本来面目。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本质上是一套“政权—阶层”的符号系统，而非后人所想象的“民族标识”。
自周代确立冕服制度以降，历代王朝皆将舆服制度视为立国根基之一，详载于正史《舆服志》中。
服色、纹样、材质、形制，无不被赋予森严的等级内涵。
“垂衣而治”的原始意涵，是通过制定服饰规范来象征天地秩序、确立社会等级，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人人各安其位。
这便是《礼记》所谓“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
明代的补服，将文武官员从一品至九品以不同禽兽图案区分，使其身份一目了然；
黄色的皇家专属化，更是将权力独占以最直观的色彩警示天下。
在这一体系中，衣冠从未试图标识一个统一的“民族”，它所标识的，始终是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与职业功能——士农工商，各有其服；朝祭婚丧，各有其制。
这是高度政治化、伦理化的等级符号系统，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服装”概念存在本质区别。
事实上，将某种统一、鲜明的服饰作为民族身份的外在标识，本身即是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民族学与民俗学兴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纷纷整理、甚至主动“发明”自身的“民族服装”，以制造国民想象与情感共同体。
挪威的布纳德、希腊的阿玛丽亚裙、德国的蒂罗尔装束，几乎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标准化和官方化，被赋予崭新的民族象征意义。
这一范式与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在逻辑上存在根本性错位。
在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框架中，区分的核心是文明与野蛮、华夏与四夷，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
因此，以现代民族主义范式去倒推古代衣冠，将其解读为天然的“民族服装”，实际上是一种“以衣辨族”的时代错置。
正是在这里，一些汉服提倡者陷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
一方面，他们高举“增强民族自信”的旗帜，将汉服视作唤醒民族记忆、提振民族自豪感的文化利器。
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的策略——以统一、鲜明的外在着装来标识和凝聚“民族”——恰恰落入了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话语的窠臼。
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恰恰是被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文化逻辑“殖民”的结果。
反西方中心主义，却以西方设定的范式为蓝本；追求民族自觉，却用他人的概念框定自身——这一悖论，折射出后殖民时代文化认同的深层困境，也足以令所有关心汉服未来的人深思。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卸下汉服身上被过度赋予的“民族符号”重负，从而更冷静地面对其真正需要扬弃的历史遗产。
汉族的形成本是数千年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而非一个单一血缘或衣冠的共同体。用一套刻板的衣服去定义一个开放的民族，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难以承载今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三、时装化是汉服去封建化的必由之路
基于上述分析，汉服若想在当代社会焕发生机，其路径已然清晰：必须旗帜鲜明地去除封建色彩，走与时偕行的时装化道路。
这不是对传统的割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创造性实践。
如果说“批判地继承”回答了“怎么看”的问题，那么“时装化”就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
所谓“时装化”，其核心在于一个“时”字——时代性。
它意味着以当代人的身体、当代人的生活、当代人的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传统元素进行大胆而审慎的扬弃与再造。
具体而言，时装化至少包含以下维度——
首先，是价值观层面的“祛魅”与重构。
时装化的前提，是坚定地以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个性化为价值基石，对传统符号进行重新解码。
龙纹不再是皇家禁脔，而是可以成为每个人表达昂然气度的吉祥图腾；明黄不再是权力专属，而是可以成为个性鲜明的时尚色彩；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不再象征官阶品级，而是可以成为趣味盎然的现代装饰图案，或者取义吉祥的文化祝福……
让美回归美，让纹样回归纹样，剥离其曾经服务于等级压迫的政治功能。这一过程，正是“剔除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的生动体现。
其次，是设计层面的“再生”与融合。
时装化要求专业的设计力量介入，完成从“文物标本”到“日用产品”的转化。
面料革新——引入现代混纺、科技面料，解决传统天然织物易皱难打理等问题，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
形制改良——在保留交领、右衽、系带等核心美学基因的前提下，对袖宽、衣长、裙长进行符合现代生活场景的调整，采用拉链、暗扣等更便捷的开合方式，推出衬衫式、夹克式、风衣式的改良汉服；
审美重构——打破朝代壁垒，融合不同时期的纹样、工艺，用现代的平面构成、色彩理论进行再设计，大胆与当代艺术、潮流文化甚至国际时尚语汇对话。
最终目标，是让穿汉服（或汉元素时装）像穿其他服装一样舒适、方便、自然。
再次，是场景层面的“出圈”与日常化。
汉服若不满足于做节庆典礼上的惊鸿一瞥、摄影镜头前的静态展演，就必须进入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
要实现这一点，除了产品本身的功能性改良，更有赖于一个宽松、包容的社会心态环境。
这既要求汉服爱好者群体内部减少“原教旨主义”的苛责与规训，放弃唯形制论的高低鄙视链，也要求社会大众以平常心看待这种“新中式”的穿衣选择。
当穿着带有交领元素的上衣通勤，与穿着T恤、卫衣一样稀松平常时，汉服便完成了从“仪式化”到“生活化”的关键一跃。
四、向世界贡献中国衣冠之美
毛泽东同志论及“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时，其视野绝非封闭自守。
真正自信的民族文化，必有吞吐万象、贡献于人类共同文明的胸襟与抱负。
汉服的时装化，不仅是其回归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前提，也是它走出国门、为世界服饰文化贡献中国智慧的通途。
环顾世界，凡产生广泛影响的服饰文化，无不是既保持独特文化基因，又能成功完成现代转化的范例。
西服从欧洲宫廷的繁琐华服，演变为今日全球通用的商务与正式场合着装，其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断简化、功能化、普世化的历史。
和服在日本，在保留传统格调的同时，也发展出易于穿着的浴衣，并大量输出美学元素进入国际时尚体系。
印度纱丽、越南奥黛等亦无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
它们的经验说明，唯有卸下沉重僵化的历史枷锁，让传统服饰变成一种可流动、可创新、可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欣赏和穿着的“活语言”，才能真正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贡献。
如果将汉服固化为一种排他性的民族符号，沉溺于对某个“纯粹”古代形制的不懈追溯与边界划定，无异于画地为牢。
时装化，正是要打破这种窄化，让汉服的美学元素破壁而出，成为56个民族兄弟姐妹都可能欣赏、乐于穿着的中国文化公共财富，进而以其独特的东方线条、气韵与智慧，参与世界时尚的多元对话。
一件经过匠心设计、既有中国风骨又具现代气息的时装，本身就是一个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东方美学的绝佳载体——它诉说的不是古老帝国的森严等级，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新时代的文化创造力。
五、简短的结论
让汉服之美重归人间，需要我们怀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需要我们保持对历史的清醒与批判。
沉迷于“垂衣而治”的虚幻秩序，或执着于“以衣辨族”的狭隘建构，都不足以让这份衣冠遗产走向未来。
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为指引，坚定不移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纳其民主性的美学的精华，走与时偕行的时装化道路，汉服才能真正摆脱“古装”的幽灵，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穿在身上的文化自信。
这自信，不是面向过去的顶礼膜拜，不是落入他者话语的自我束缚，而是立足当下、以我为主、创造新我的笃定与从容。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倡导的那样，“引导他们向前看”——汉服的未来，不在故纸堆中，不在博物馆里，也不在任何一种外来范式的镜框中，而在千千万万普通人向前迈进的、热气腾腾的生活里。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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