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Katie Martin
在整个民调历史上，美国人对长期就业前景从未如此悲观。一项调查显示，普通人认为自己在未来五年内失业的概率高达22%，比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高。造成这种阴霾情绪的原因正是人工智能。另一项民调显示，近五分之一的美国工薪族认为AI或自动化技术“很可能”或“有一定可能”取代自己。
感到忧虑的不只是普通民众，就连那些引发焦虑的AI公司的掌门人也不例外。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迪曾警告称，AI可能将失业率推高至10%至20%。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在AI的世界里，人类将不再被“大多数事情”所需要。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已意识到，大力渲染这项技术的颠覆性正在引发反弹，如今改口称其为“增强和提升人类的工具，而非取代人类的实体”。但他仍忍不住提及“颠覆/向新型工作岗位过渡的重大转型”。
经济学家则一反常态地乐观得多。他们对“劳动力固定总量谬误”深恶痛绝——这种谬误将就业市场视为静态的零和博弈。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技术使部分行业的工人失业，它同时也会令其他行业的工人获益，后者将收入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就业市场目前确实尚未出现裂痕。经合组织成员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比例持续创历史新高，这一富裕国家俱乐部的失业率仅为5%，美国在法律等“AI高度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美国大学毕业生早在OpenAI于2022年底推出ChatGPT之前便已举步维艰。许多经济学家预计，未来的冲击将相当有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经济学家认为，2024年至2034年间，美国就业人数将增加520万，总就业量上升3%。
AI能力的突飞猛进或许会令当前数据及其推算结果统统过时。但若真到那一步，AI真的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长期失业，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新技术的普及从未快到足以让大量人口长期失业的程度。理解个中缘由，或许能揭示这一次究竟哪些方面与以往相同，哪些方面又截然不同。
历史数据表明，技术扩散始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自1300年以来，无论哪个时代技术最为先进的经济体，其人均GDP的增长率从未超过2.5%。当其他国家的增速超过这一水平时，不过是在向更富裕的地方追赶——而后者几乎必然更早开创了孕育财富的技术进步。正因前沿经济体的增长较为迟缓，任何就业岗位的消亡速度也随之放慢。
以农业为例。尽管过去一千年间农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农业就业人口的变化却始终缓慢。英国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比例自16世纪以来持续下降，但从未出现骤然崩塌。形态接近现代的拖拉机于20世纪初在美国问世，而农业劳动力的萎缩花了数代人的时间，而非数年。
即便技术带来的就业冲击速度更快，工人也未必会深受其苦。20世纪中叶，第一代计算机、集装箱等划时代的发明令英国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描述西方经济正在经历技术的“白热化”。彼时已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前沿经济体的美国，人均GDP年增长率达2.5%，创领先经济体历史之最。以行业或职业间就业转移比例衡量，当时的就业冲击烈度一度超过今天的两倍。然而许多人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视之为工资上涨、机遇广开、政治和谐的美好时代。
有一次技术变革已然声名狼藉：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按某些说法，它对工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詹姆斯·瓦特在1760至18世纪80年代的发明使蒸汽机效率大幅提升，足以驱动工厂运转。由此引发的经济高速增长，表面上与实际工资的停滞同步出现。1790年至1840年间，工资在通胀调整后几乎纹丝未动，资本家却赚得盆满钵满。
硅谷的“意见领袖”们如今常常援引这段停滞期。它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位资本家出身的共产主义者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贫民窟的惨状。然而近年的学术研究对“恩格斯停顿”能否作为AI影响劳工的蓝本，提出了质疑。
英国就业结构的大幅变动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出现，此后的波动幅度也与今日相当。况且，技术在摧毁旧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岗位。1760年至1860年间，英国就业人口从450万激增至1200万。失业率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
“恩格斯停顿”期间工资增长确实迟缓，但并不比此前半个世纪更慢。这反映了工业革命初期生产率增长的缓慢，而这本身正是瓦特技术突破缓慢扩散的产物。到1830年，全英国蒸汽动力的使用总量仅约16万马力，相当于1000辆普通现代轿车。已故英国人口学家托尼·里格利爵士指出，在人口急剧膨胀的年代，工人的购买力能有所增长，实属“极为难得的成就”。若以国内产出平均价格(即“GDP平减指数”)而非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换算实际工资——历史学家通常采用后者——这一成就则更显难能可贵。
两种实际工资衡量方式之间的差异，揭示了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真相。普通雇主在出售商品、扣除材料成本后，付给工人的工资并不算低;他并非如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剥削员工来牟利。劳动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薪酬不公，不如说是生活成本的急剧攀升。粮食价格因战争和高额谷物进口关税而持续上涨，有时甚至暴涨。工业革命的罪魁祸首是政客，而非机器。
这为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新的诠释视角。19世纪初，纺织工人揭竿而起，砸毁他们认为会断送自己手艺的动力织机;数年后，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则横扫各地，捣毁打谷机。历史学家将这些骚乱与技术冲击挂钩，但罢工与破坏向来古已有之。就英国而言，19世纪初——也就是“恩格斯停顿”的正中间——骚乱反而比实际工资强劲增长的世纪后期更为罕见。至于争取男性选举权及其他权利的宪章运动，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资停顿结束后方才风行一时。
经济史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夫茨一言以蔽之：工业革命“并不能作为模板”，用以预测“以牺牲劳动者国民收入份额为代价来推动生产率提升的技术变革”。简言之，那些预警AI将引发大规模失业的人，所描述的是一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
但从未发生，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发生。最初的预警信号将是：生产率大幅跃升，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前沿经济体的美国实际工资增长疲软。这将体现为人均GDP突破戈登所设的2.5%上限，企业利润同步大幅攀升——意味着产出增长的红利流向资本而非劳动力——以及众多行业大规模裁员。
历史还留下最后一课。倘若冲击真的来临，它将在经济衰退中显现。每逢低谷，经济体会清洗掉低生产率的岗位：企业被迫进行根本性变革，弱势企业相继倒闭，资本与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方向流动。几乎美国所有曾经常规存在的岗位，都是在历次衰退中消亡的。下一次衰退中消失的是哪些岗位，将是解读AI时代图景的重要线索。在那之前，无论是阿莫迪、盖茨还是奥特曼，所有人对AI世界的真实面貌仍将一无所知。
来源：邸报
作者：邸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