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民族独立’问题，而是‘人民解放’问题。”
昨天在《恍如隔世》【点击阅读】一文中，提到了“人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兴趣，今天继续做一点深入讨论。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1983）中深刻指出：现代民族并非自古存在的天然族群，而是近代资本主义、印刷语言、历史叙事共同建构出来的政治想象。
这一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民族“天然存在、亘古不变”的认知，揭开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逻辑。
在安德森的视角中，民族并非基于血缘、种族、文化的天然共同体，而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印刷资本主义普及、历史叙事建构、疆域边界塑造共同催生的“想象共同体”，无数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共同的文化符号、历史记忆、政治叙事中，将彼此认定为命运相连的“同胞”。
不过，虽然安德森的理论揭示了民族的建构性，却止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未能触及民族背后深刻的阶级本质与利益逻辑。
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国家形态的演变，西方依托“想象”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却始终无法摆脱阶级对立、族群冲突的内在困境；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建立的人民共同体，则超越了民族想象的虚幻性，以现实的阶级利益、共同的解放事业、坚实的制度基础，构建起命运与共的“真实的共同体”。
从民族国家到人民国家，不仅是国家形态的迭代升级，更是人类政治文明从虚幻建构走向现实正义的伟大跨越。
一、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路径与现实困境
安德森指出，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其形成离不开三大核心要素：印刷资本主义的传播打破地域隔阂、统一语言文化塑造集体认同、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赋予共同体主权属性。
这一过程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英、法、德、意等典型民族国家的崛起，完整展现了“想象的共同体”从无到有的建构历程，也暴露了其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
近代早期的欧洲，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
以法国为例，中世纪至大革命前期，法兰西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操着各异方言，民众只有领主、教区、地域认同，毫无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意识。各地语言文字差异巨大，普通民众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狭小的地域内，对巴黎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将远方的陌生人视为同胞。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节点：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王权、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开始刻意建构统一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与民族利益“叙事”。
推翻王权后，法国资产阶级当局通过立法推行统一的法语，取缔地方方言；编纂统一的民族历史教科书，将高卢人塑造为法兰西人的共同祖先，构建起“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民族精神；通过国家机器宣传“法兰西民族”的整体性，将原本分散的民众，统一纳入“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想象框架中。
正是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建构与政治塑造，原本互不关联的民众，开始形成“我们都是法兰西人”的认知。无数民众从未见过彼此，却愿意为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奔赴战场，愿意为抽象的民族荣誉奉献生命，法兰西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正式成型——这也是拿破仑军队在欧洲一度所向披靡的决定性原因。
英国的民族建构同样遵循这一逻辑。
通过工业革命推动印刷品广泛传播，以英语为纽带整合英伦三岛的不同族群，依托殖民扩张塑造“大英民族”的优越感，将分散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民众，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如果说英法是内生型民族国家的代表，那么德、意的统一则是民族主义驱动下的被动建构。
19世纪中期，英、法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但德意志、意大利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邦国各自为政，民众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
德意志思想家通过挖掘日耳曼历史、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性，构建起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并依托普鲁士的铁血政策，推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
意大利统一运动则以“复兴古罗马荣光”为口号，唤醒各地民众的共同民族情感。
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分裂的邦国完成统一，现代德意志、意大利民族国家正式建立。
这种民族想象，很快被资产阶级利用，沦为对外扩张、转嫁国内矛盾的工具，最终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
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建构，同样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典型体现。
二战后，亚非拉地区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印度、越南、埃及等国家纷纷脱离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
这些国家的边界大多是殖民者人为划分、族群构成复杂，原本存在诸多部落、宗教、地域矛盾，并无统一的民族基础。
但是，在反抗殖民压迫的过程中，本土精英通过塑造“反抗殖民、争取独立”的共同历史叙事，构建起统一的民族认同，将不同部落、不同宗教的民众，想象为同一个民族，以此凝聚力量、建立民族国家。
印度国内拥有上百种语言、诸多宗教派系，却在“印度民族”的想象框架下完成国家建构。
毫无疑问，这种缺乏现实利益联结的想象，也为后续的族群冲突、宗教对立、国家分裂等，埋下了长久隐患。
纵观所有近代民族国家，无论其建构路径如何，都无法摆脱“想象的共同体”的本质局限：
其一，认同的虚幻性。民族联结依靠文化、历史、叙事的主观想象，而非真实的利益绑定，一旦外部压力减轻，内部族群、阶级矛盾便会迅速激化；
其二，“共同利益”的虚伪性。资产阶级掌控民族叙事的话语权，以“民族共同利益”掩盖阶级剥削，少数精英掌握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广大劳动人民依旧处于被压迫地位；
其三，边界的排他性。民族国家以自身民族利益为核心，极易陷入民族利己主义，引发民族对立、国家冲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民族国家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
其四，内部的割裂性。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往往凭借想象的民族优势，压迫少数民族，由此造成族群隔阂、社会分裂。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同体的阶级性重构
面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内在困境，马克思、恩格斯率先从阶级视角出发，颠覆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揭开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虚假本质，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真实的共同体理论，为后续人民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近代民族国家，本质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实现资本扩张而建构的政治工具。
资产阶级将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包装为“全民族共同利益”，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构建民族想象，麻痹无产阶级，转移阶级矛盾。
所谓的民族，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剥削、凝聚社会力量、对外争夺利益的虚假外壳，在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前提下，民族内部始终存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民族虚构，必须建立超越民族界限的无产阶级共同体。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核心就是摒弃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想象，立足无产阶级共同的被剥削阶级地位、共同的解放诉求，构建跨越民族、种族、地域的真实利益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差异与民族隔阂是历史阶段性产物，其根源在于私有制与阶级剥削，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对立的土壤，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与融合。
这种共同体，不再是依靠主观想象的精神联结，而是基于共同生产资料、共同阶级利益、共同解放目标的现实共同体。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假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权，更要构建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共同体，取代资产阶级民族共同体。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维护本民族剥削阶级的利益，牺牲本民族劳动人民与其他民族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始终坚持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以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为根本目标。
在推动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践中，列宁坚决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拒绝以“俄罗斯族”为核心建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主张各民族平等联合，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不是“民族”，而是“人民”，是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等劳动群众，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劳动人民，而非某一个民族。
这一理论彻底打破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摒弃了主观的民族想象，立足现实的阶级基础，构建起超越族群差异的人民政权，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全新思路。
三、中国“人民国家”的建构历程与本质突破
毛泽东主席在领导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摒弃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彻底超越“想象的共同体”局限，实现了从虚幻的民族认同到现实人民团结的根本性转变。
近代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彼时的中国，不仅遭受西方列强的民族侵略，国内还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族群隔阂、地域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曾试图效仿西方，构建单一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此凝聚救国力量，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虚假性，无法解决国内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问题，最终以失败告终。
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民族独立”问题，而是“人民解放”问题。
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而是全体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属于任何单一民族、不属于少数剥削阶级，而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核心凝聚力量，而非单纯依靠民族想象。
在革命进程中，我们党团结国内各民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爱国力量，打破民族、地域、宗教界限，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
中国各族人民不是因为“想象”走到一起，而是因为共同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共同追求解放的革命目标，才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国家的正式建立，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人民”成为国家的核心主体，取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政治层面确立了人民共同体的政权基础，那么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则从经济层面奠定了人民共同体的现实根基，完成了对“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超越。
对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立与民族压迫的根源。
至此，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剥削阶级作为完整阶级被消灭，各族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实现了政治上的当家作主与经济上的平等占有。
在人民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摒弃了西方民族国家的族群排他性与主体民族优越感。56个民族不再是相互割裂的族群，而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主人。
这种认同，不是安德森所说的主观想象，而是基于共同的国家制度、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发展命运的现实认同；这种团结，不是依靠历史叙事与文化符号的刻意建构，而是基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自觉联结。
对比西方“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共同体”的先进性与真实性一目了然：
第一，联结基础的现实性。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根基，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全体人民根本利益高度一致，摆脱了主观想象的虚幻性；
第二，主体范围的广泛性。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的狭隘界限；
第三，平等权利的真实性。消灭了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实现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权利上的真正平等，打破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虚伪性；
四、从民族想象到人民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让人们看清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本质，却未能解决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矛盾。
西方民族国家依托虚构的民族想象，始终无法调和阶级对立、族群冲突、国家矛盾，陷入了难以破解的生存困境。
而新中国构建的人民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现实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制度，彻底超越了民族想象的局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
人民国家的建构，打破了“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唯一形态”的西方中心论误区。
近代以来，西方将自身的民族国家模式包装为“普世价值”，强行向世界输出，造成了诸多国家的族群冲突、社会动荡。
而新中国则用实践证明，现代国家完全可以摆脱狭隘的民族叙事，以“人民”为核心构建国家形态，实现多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谐共生。这一模式既尊重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又保障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人民共同体中，人民不再是民族叙事中的抽象符号，而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国家不再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而是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保障。各族人民不是在脑海中想象彼此是“同胞”，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共享平等权利、共担建设责任、共赴美好未来——这种基于现实利益与制度保障的共同体，远比主观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更加稳固、更具生命力。
从民族共同体到人民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伟大飞跃。新中国“人民国家”的实践，不仅是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超越，更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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