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中武器杀伤力的显著提升导致创伤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大大增加，战场救治对输血的需求也随之大幅上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敌军大规模使用火炮、炸弹等重型武器弹药，造成志愿军大量复合性、危重性创伤，伤员失血性休克发生率极高。在此情况下，输血成为挽救重伤员生命的关键手段，献血、输血等血液供应体系建设成为战时后勤保障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学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志愿医疗队等主题，对战时医疗保障体系中的血液供应这一专门领域的探究尚显薄弱。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血液供应体系建设，是一项融合了技术创新、制度建设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系统工程，深刻体现了党和人民如何通过高效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创新，构建起关键的生命保障线。本文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血液供应体系建设为研究对象，依托文献汇集、档案资料、新闻报道等史料，系统分析战地医疗供血困境、党领导下开展的献血运动以及多级供血网络的建立过程，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是如何凝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成功构建起现代化的战时血液供应体系，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也为推进当代国防动员能力建设、完善应急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一定借鉴。
01
血液供应面临的严重困难与挑战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敌我血液保障能力十分悬殊。美军依托本土及日本建立了完善的供血体系，每名受血伤员平均可获4.3 瓶血液。而志愿军的血液供应极为有限，使得志愿军战伤救治面临严峻的血液供应困境。总后勤部赴朝卫勤检察团1951年3月报告显示，以北京志愿手术队1月份的统计为例，入院174 人中贫血者占57.8%，其中严重贫血者高达72%。这意味着大多数伤员都处于急需输血的危急状态。但根据战地医疗记录，1951年3月前，输血工作仅在极个别医院得到有效开展。1952年2月，南京抗美援朝医疗队到朝鲜东线基地医院考察时发现，彼时输血工作仍未开展。上甘岭战役中，伤员平均输血量也远不满足实际需求。血液供应不足直接导致的休克，成为威胁伤员生命的首要原因。
这一困境是特定战争形态与当时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程度不足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艰苦的战场环境导致血液供应体系建设困难重重。彭德怀就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那段时期”。这种艰苦首先体现在敌军对我军前方阵地和后勤运输线的持续高强度轰炸。对志愿军来说，不仅粮食、弹药等作战直接所需的物资运输受阻，血液等医疗物资的运送更是十分艰难。战争初期的运动战以及频繁变动的战线，进一步增加了医疗保障的难度。运动战强调作战的机动性，一旦进行远距离行军和作战，伤员便难以及时后送。在当时的后勤医疗保障条件下，这种高度机动的作战方式，在客观上使得建立稳定的血液储存与供应存在很大困难。此外，朝鲜冬季严寒的气候，复杂的山地地形与后来坑道作战的环境，进一步加剧了验血、储血与输血的技术困难。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相比，抗美援朝战场的上述特性，使得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形成的输血模式不再适用。1946年，我军医务人员曾在后方群众组成的“活血库”支持下拯救伤员。1948年华中野战军医务人员克服器材困难，实现了“平均每个重伤员得到二百到三百西西的鲜血”的成效。但即便在解放区，受限于群众普遍贫血、传染病流行、设备匮乏等因素，输血实际上只能对少数重伤员施行，尚未形成规模化的供血体系。这种依托根据地群众基础，勉强维持的供血模式，在异国作战、语言不通且战况激烈的朝鲜战场上是难以推行的。
另一方面，战争初期我军后勤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简陋的医疗条件制约了输血救治的开展和规模化应用。以1950年冬季长津湖战役为例，虽有野战十九医院通过输血成功挽救重伤员的个案，但在普遍缺乏器材的条件下，这种救治方式难以大范围推广。不仅缺乏专业输血器材，就连蒸馏水和验血设备等基础医疗物资的供应都无法得到保障。血液供应体系的缺失是更深层次的关键性难题。彼时志愿军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血液收集、储存、运输和分配网络。尽管后方群众献血热情高涨，却因缺乏系统性保障而难以安全、及时地将血液和相关输血器材大规模运用到前方的医疗救治中。
02
献血运动的军内动员与社会参与
要保障血液供应，首先要解决血源问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医疗系统面临的巨大输血需求推动了一场全面的献血运动。在党的战略部署下，志愿军建立起三级医疗救治体系：团、师救护所及轻伤病院位于朝鲜境内作战区，负责轻伤处置；兵站区医院设在交通便利的山区，承担中重伤员紧急救治与转运的任务；后方区医院位于国内东北地区，逐步实现专科化，可进行深入治疗。为保障这一跨境医疗救治体系的有效运转，党领导开展了全方位的献血动员工作。这场运动呈现出双轨并行的特点：以前线后勤部队和医务工作人员为主的军内献血，主要支援作战区与兵站区医院；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群众性献血，则为后方区医院提供血源保障。
（一）前线互助：党的组织动员激发军内献血热忱
在志愿军后勤部，开展群众性献血运动，挽救危重伤病员的生命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志愿军后勤部所属的政治部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工作方式，逐步消除部分人对献血的顾虑，激发他们支援战斗一线的爱国热情。具体而言，这些动员工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思想动员是关键环节。志愿军后勤部所属的政治部深入宣传输血对挽救伤病员生命的重要作用，面向各单位广泛发起献血号召。工作人员通过生动形象地讲解，向大家解释输血对身体的实际影响，阐明适量献血对身体机能并无损害的科学道理。同时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号召大家秉持“用我们的血液保证伤病员安全”“人人准备输血，时时准备输血”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信念，积极响应祖国号召，以鲜血凝聚力量，全力保障伤员救治。这种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激发了广大指战员踊跃献血、挽救伤员的自觉与热忱。
第二，组织体系是有力保证。志愿军后勤部下辖各后勤分部所属的政治部在政工会议上，要求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围绕动员工作建立起系统的组织体系。先是在各单位组建献血动员委员会，以此对各单位负责人进行动员，然后由各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宣传发动。动员范围覆盖了各后勤分部所属的司令部、政治部等部门及各医院的全部工作人员。如第67军组织志愿输血队，并提前为队员做血型检定，遇紧急输血情况，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供血，若非紧急需求，则通知军内其他单位中血型匹配的献血队员前往医院献血。这种工作体系结合了自上而下的组织部署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支持，保证了动员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有些工作人员甚至因年纪太小不能献血而流泪。
第三，政策制度是必要条件。以政策制度的形式做好对献血者的鼓励肯定和健康保健，是确保动员工作长期有效的重要保障。后勤部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供给标准与具体执行办法，专门制定了对献血者的保健补助标准，规定凡献血100毫升，“发给猪肉十斤，按价发款，凭医院证明及个人收据，列入伤病员伙食报销”。同时，规定了要确保献血者在献血后得到充分营养补给和良好照顾，并为他们提供休息时间，可给予数天病号饭的优待，保证身体尽快恢复。各级政治机关不仅号召献血，也会有组织地将受血伤员的康复情况及时反馈给献血者。这种制度化的信息反馈，将献血行为与具体的救治成果紧密联系起来，升华了献血者的荣誉感与价值认同，更在军队内部强化了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战斗氛围。
广大后勤部队和医务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惧炮火威胁，始终坚守救治一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自发为危重伤员献血，并精心组织重伤员转运回国治疗，使大批伤员得以康复并重返部队。这一成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献血总量和救治伤员的规模大。据 10个战地医院统计，自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2367名后勤人员累计献血65.8万毫升，成功挽救了1534名危重伤员的生命。其次是在关键战役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如在上甘岭战役中，党的组织力得到充分彰显，50余名医务人员紧急献血1.63万毫升，及时挽救了64名危重伤员。再次是党员模范引领作用显著。党员始终冲锋在前，如十三兵站医院党员王志忠，一个月内献血600毫升，荣立两次三等功，其模范行动带动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
不过，这种以工作人员为主的献血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总后勤部赴朝卫勤检察团的报告就指出：“前方的工作人员工作紧张，生活不安定，饮食营养不良，特别是行动频繁的情况下，依赖工作人员来给血，是不利于工作的。”因而，依靠军队和医院内部的献血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输血需求。在1953年以前，各医院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地医院平均每人都献血两次以上。正如当时的报告所描述的：“工作人员可抽血的都抽到了”，“只从工作人员身上抽血已至山穷水尽”的地步。
（二）后方支援：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献血运动
在战争初期，群众献血主要作为后方区医院血液供应的来源，为大量转运至后方医院进行治疗的伤病员提供了关键保障。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由于其邻近朝鲜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完善的医疗条件，党和政府通过有效动员，迅速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组织性强的献血网络。
在推进献血工作的初期，一些地区面临着组织、认知、管理等方面的现实困难。其中，首要问题是亟需建立系统的组织动员机制。面对众多报名献血的群众，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报名者进行队伍编制和体检筛选，从而形成稳定高效的献血队伍。其次是群众对献血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认识不足。由于医学知识普及有限，部分群众过分担心献血对健康的影响，认为一次献血量不能超过100毫升，制约了献血工作的开展。第三个问题是缺乏准确的体检标准。早期各地体格检查标准不够统一和规范，如1951年3月，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第一医院管理局华东7院在对献血者的体格复查中，发现不合格者竟占50%，反映出献血队伍质量检查及管理中存在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医疗机构积极探索科学的组织动员方法。以南京医疗队为例，时任输血队长萧星甫认为，动员输血者与组织输血队伍“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东北多地党政机关发起动员，初步建立起地方性的输血队伍（亦称“输血团”）后，南京医疗队与之协同，采取系统性的动员与组织方案。首先，与当地卫生部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性领导机构“输血总队”紧密合作，在其统筹下，以学校、机关等为单位，将报名者编成若干“输血分队”，并推选队长负责基层联络与组织。其次，举行输血分队队长会议，深入了解各分队具体情况，并通过示范性献血，展示献血的安全性与必要性。这种做法在多地取得显著效果，如长春电机学校150名队员中就有84%自愿增加献血量。同时，建立更为明确和严格的体检标准，明确规定年龄需在20-25岁以上，体重需在110磅以上等具体要求。这些措施的实施，既保障了献血安全，也提高了献血效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南京医疗队的经验，要注意三个关键环节：“政治工作、精神安慰与生活照顾”。在政治工作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发动、颁发奖状、开展模范献血队评选等形式提高献血者的荣誉感。在精神安慰方面，通过设立文娱室、提供局部麻醉、加强人文关怀等措施减轻献血者的顾虑。在生活照顾方面，制定严格的献血后休息制度，并为每100毫升献血配给猪肉10斤作为营养补充。以上系列措施，不仅有效保证了献血工作的高效性和规范性，也显著提升了献血者的参与积极性，为后续建立常态化的献血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群众参与的角度看，1950年底，东北地区党政机关号召开展献血运动，呈现出显著的广泛性。其中，青年学生群体参与尤为踊跃。吉林市组织输血团之时，吉林省立一中符合条件的师生都踊跃地报了名。东北师范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有2500余名学生自愿报名，佳木斯市立师范学校和市立中学组织了1300余人的输血团。在长春，献血运动持续开展三年，累计有10480名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报名参加输血队，全市组成52个输血分队，共献血145.86万毫升。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常备献血制度。以辽宁丹东为例，由于地处鸭绿江畔，肩负重要的后勤保障任务，当地政府机关干部都进行了血型鉴定并持有血型证书，形成了一支可随时调用的献血预备队。沈阳市抗美援朝分会于1953年3月成立献血动员委员会，与市政府卫生局、东北军区卫生部协同开展献血动员工作。动员工作重点强调献血对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注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采取由学校、机关试点后向社会推广的策略，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示范的方式推动献血运动的开展。志愿报名参加献血的沈阳市民共有42945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采用“流水作业”逐步淘汰的方法进行体格检查，经体格检查后合格的献血员有14858人。据战后统计，仅后方区就有6万多名登记合格的志愿献血者，为战地医疗提供了稳定的血源保障。在整个献血运动中，群众参与献血的热情极高。正如萧星甫所述：“我们从未感到缺乏献血者，相反，我们的困难却在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进行那无数报名献血者的体格检查。”以此足见这场由党领导发动的全民献血运动，是人民战争的生动写照。
03
野战供血体系的探索与建立
朝鲜战场条件艰苦，身处前线的作战区、兵站区医务人员最初主要通过器材改造等手段维持输血救治，后方区医院则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对血库建设和输血技术进行了系统探索。然而，这种前后方分离的保障模式难以实现血液资源的统筹调配。为此，党中央作出建立野战供血体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战时血液供应能力从分散探索到体系化保障的跨越。
（一）野战供血的早期探索
面对早期严峻的供血困境，前线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立足自身条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积极探索应对之策。一方面，依托已有设备条件，推进技术革新与器材改造。如二十军第三医疗队自行改装设备以满足输血需求，为救治工作提供了必要支持。另一方面，推动实践经验总结与制度化建设。随着1951年冬季战局趋于稳定，医务人员开始对输血技术与组织方法进行系统总结与规范。如三十七兵站医院在血浆应用和输血器材改装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建立了专门的输血组织机构。这一经验随后在其他兵站医院得到推广，“经过两年时间，共输全血19970毫升，对重伤抢救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迫的输血需求，体现了前线医务人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与此同时，后方区医院较为稳定的环境，为医疗设施的建设和技术的积累提供了必要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后方区医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使我军在后方区医院得以开展多方面探索，从而逐步建设起一个相对完善的输血救治网络。在诸多医疗队的实践中，南京输血队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萧星甫的带领下，这支由16人组成的输血队于 1951年2月在长春野战医院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野战血库，开创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效应的工作方法，如利用地下室作为储血设施，解决缺乏专业冷藏设备的困难等。这些创新措施的效果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1951年3月至7月期间，南京输血队共完成1495次输血，累计输血量达41万余毫升。
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的实践则体现了系统化、规范化建设的方向。如驻齐齐哈尔陆军第二医院的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二大队的检验组同志，在出发前就积极准备，不仅主动修复损坏的冰箱设备，还准备了全套血库器械，并预先设计好登记表格。这种未雨绸缪的工作方式，确保了他们能够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开展输血工作，体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素养。在1951年2月至7月间，他们通过系统化的血库管理，共完成511次采血，总取血量达20.8万余毫升，使498名伤员得到及时救治。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科学管理，将输血不良反应率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寒颤反应率多在3%至6%之间。第二大队在1951年8月回到上海后，后续接替的第七大队持续完善管理制度，医疗人员通过建立分工负责制度、制定详细的登记统计表格，并严格执行输血队员体格检查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了血液质量和工作效率。这些经验迅速在其他后方区医院得到推广，不仅保障了后方伤员救治，也为后续野战供血网络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前线医疗单位的应急举措和后方区医院的血库建设虽各有成效，但分散探索的局面存在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即后方充足的血源无法有效输送至急需血液的前线战场，前线则仍面临血液短缺的困境。这一矛盾凸显了建立贯通前后方、覆盖全战线的血液供应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野战供血体系的建立
在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逐步深化了自后方区向野战区供血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作出建立野战供血体系的战略决策。1953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市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心血库。根据抗美援朝前方的需要，拟先动员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开始献血，计划每天300人，采集6万毫升。针对这一方案，毛泽东于3月6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彭德怀“注意，督促有关机关予以审查”，体现了党中央对抗美援朝血液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审慎决策。同年4月，我国正式建立起战时血液供应保障体系。该体系以沈阳中心血库为核心，通过建立多级血液运输网络，成功实现了从后方到前线野战血库的高效供血，为前方医疗救治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医疗保障创举，更开创了我国军事医学史上系统化战时供血的先河，实现了党领导战时医疗保障能力的巨大提高。
首先，为确保供血高效，沈阳中心血库与前线部队建立起一个多级别的供血网络。该网络主要由五个层级构成：第一层是中心血库，作为血液的收集地和起点，每次运出约300-400瓶血液；第二层是国境血液转运站，负责将血液装入保温血车进行秘密转运，确保血液安全通过国境；第三层是卫生部血液分配站，根据各战区的实际需求进行战略性分配；第四层是基地血库，作为区域性的调度中心，统筹协调本区域内的血液供应；第五层是前沿血库（包括淮阳、洗浦里、新溪、金川等前沿兵站医院的血库），并与1953年初成立的第一、第二基地医院血库共同构成野战供血系统，直接对接作战单位，确保一线伤员的及时救治。这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网络架构，使血液能够按需精准高效地被输送至最前线。
其次，在极其有限的资源供给下，创新优化血液运输体系成为医疗保障的关键突破。由于前线医院条件简陋，中心血库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在运输方面，研发人员通过反复试验，使利用普通载重汽车运输血液成为可能。他们在汽车上铺设沙土以减少颠簸，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血液瓶损坏的风险。此外，运输效率的优化也成为重点。最初从国境到基地血库需要两晚，再到前沿血库又需14至18小时，甚至两晚，使得从抽血到血液抵达前线需要 5天左右，占用血液有效期的1/6至1/4。通过采用伪装的小型汽车运输，运输人员将总运送时间缩短至30至40小时，比原做法缩短一半以上，有效解决了时效难题。在运输时的血液储存方面，利用人工定期加冰来降温，精心设计选用木质冰箱防止温度波动，并进行分段检查确保血液没有毁坏。这些因地制宜的创新之举，有效规避了设备设施不足的窘境，确保了前线医疗救治的正常供血。
再次，输血器材的供应、血液的质量管控与科学储存共同构成了供应体系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器材保障环节，中心血库从源头严格把关，确保器材质量达到减少输血反应的标准。如采血瓶必须选用光滑的中性硬质玻璃，橡胶瓶塞、输血管等须耐酸碱、耐高温，且所有器材从制备到完成须控制在4小时内，以保证器材的无菌性和安全性。中心血库统一配发输血器材，并建立严格的回收循环机制，明确规定使用单位用血后须将输血器材交由下次运血车辆带回，输血器材沿供血运输路线逆行送回中心血库。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器材利用效率，也为前线输血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物资保障。为确保血型判定的准确性，中心血库建立了严格的双重检测制度，采用血球与血清双重检定的方法，并在献血者再次来库时进行复检。血库自制标准血清，严格规定血型凝集价和血液混悬液浓度。通过这种严格的检测制度，血型判定的错误率控制在 0.064%，优于同期西方国家水平。血库还建立了科学的质量检验体系，确保运输全程的血液质量。即使在最长运程中，重度溶血率仅为1.5%。在前方各分库，每个血库配备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台制冰机，即使发生损坏或断电，工作人员也会采用在冰箱内放置人造冰的方法维持血液储存温度。这些举措共同保证了血库运行，有效提升了血液供应体系的稳定性和运转效率。
沈阳中心血库的建立是我国战时医疗保障能力提升的显著标志，实践效果充分证明了以其为核心的战时血液供应保障体系的战略价值。自1953年4月投入运行后，该体系迅速展现出强大效能。一是输血救治能力显著跃升。兵站区和后方区血液供应得到根本性改善，输血得以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志愿军战伤救治水平。截至1953年7月底，该供血体系使 2895名伤员获得输血救治。1951至 1953年间，兵站区的输血总量从6.3万毫升增至71.6万毫升，扩大到10倍以上。后方区的输血总量从298.8万毫升增至609.1万毫升，也实现了翻番。后方区的输血反应率从1952年的6.1%下降至1953年的4.7%，平均受血量从430毫升提升至865毫升，显示出医疗技术和血液管理水平的提升。二是该体系的战略价值在关键战役保障中得到充分检验。如1953年夏季反击战期间，第67军依托该体系实施系统化输血救治，成功挽救了85%以上的休克伤员。这一数据较战争初期的状况有了巨大提升，充分证明了完善的血液供应体系在挽救生命、保存战斗力方面的关键作用。三是该体系运行呈现持续优化态势。输血资源的分配逐渐趋于合理化，兵站区与后方区接受输血伤员占全部需要输血伤员的比例差距相对缩小，从1952年兵站区仅为7%、后方区为93%，到1953年已分别调整为19%和81%，这表明前线输血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血液供应在前后方的配置更加均衡。
04
血液供应体系建设的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血液供应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军事医学与后勤保障史上的重大创举，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这一体系的成功构建，直接服务于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挽救了无数志愿军伤员的生命，也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
首先，它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首次建立的战时血液供应体系，为军事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1953年 4月建立的以沈阳中心血库为核心的供血网络，是中国军事医学史上首个系统化的战时血液供应体系，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首创，是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所没有的。在战争初期，志愿军面临着血源短缺、运输困难和技术条件落后等严峻挑战。然而，通过科学规划、全民动员和系统创新，志愿军逐步构建起从后方到前线的多层次、高效率供血体系，为前线伤员的救治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一过程经历了从后方区医院血库建设到多级供血网络构建的逐步完善，也从最初的前方医务人员临时献血，发展为覆盖后方到前线的完整供血网络。同时党通过政治动员、组织动员和政策动员，充分调动了医务人员、后勤人员和后方群众的积极性，形成了全民支援前线的强大合力。这种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不仅为战时供血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其次，这一时期的血液供应体系建设体现了党在极端条件下的应变能力和实践智慧，深刻诠释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面对战时物资运输困难、技术落后、环境恶劣等多重制约，医务、运输等战线上的广大指战员和工作者立足于实际需要，创造性地探索出许多适应战地条件的技术路径。如利用山洞深处稳定的温度储存血液，采用沙土铺垫减少运输颠簸，研发木质冰箱控制储存温度，不断优化运输路线等。这些措施虽然看似简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极大地提高了血液的保存质量和运输效率，确保了前线伤员能够及时获得救治。这种在艰苦环境中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的实践智慧，不仅有效提升了战时供血效率，更为中国军事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再次，作为血液供应体系重要环节的大规模献血运动，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组织和引领作用，凝聚起强大的战争支援力量。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医疗救助功能：第一，献血运动与捐款、捐物等活动共同构成后方支援体系，且具有其独特性。它将后方支援从物质层面的保障，拓展至一种生命层面的直接奉献，从而使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动员模式更加立体和丰富，成为人民战争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动实践。第二，献血运动有力强化了军民团结，构建起军民之间具体可感的生命联结。当后方群众得知自己所献血液挽救了志愿军伤员生命，当归国疗养的伤员见到为自己献血的群众，军民之间的情感认同便建立在真实、鲜活的生命纽带之上。正如一位辽宁本溪的青年所说：“自己虽然未能到前线杀敌，但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的鲜血献给归国疗养的志愿军伤员同样是光荣的。”
最后，献血运动还具有显著的国际主义意义。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血液供应面临严峻困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志愿军有感于朝鲜人民正遭受战火蹂躏，生活困苦，从未动员或依靠当地群众献血。不仅如此，中国人民更通过献血为救治朝鲜人民军伤员作出了贡献。以长春为例，献血队为中朝两国军队伤员献血，累计达145.86万毫升。这种跨越国界的生命救援，以最直接、最真挚的方式诠释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深刻意涵。
作者：范程琳，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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