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发布《着重于1944—1949年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不仅是其对华政策的辩护书，更是一部歪曲和虚构中美关系史、攻击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力作”。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先后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政论文章，深刻剖析美国侵华而非对华友好的历史，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而非偶然的历史、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而非走向“极权政府”的历史。“五评白皮书”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其深远影响，对新时代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明确政治图谋的、极具危害性的错误思潮，其本质在于通过歪曲、篡改历史事实，侵蚀国家认同与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消解社会共同记忆与价值共识，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与历史成就，从而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着重于1944—1949年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正是冷战初期美帝国主义运用唯心史观炮制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典型文本。这一文本的本质，实为以历史虚无主义手法歪曲中国近代革命进程，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
对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于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先后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政论文章，系统揭露“白皮书”掩盖的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有力地批判了其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和论调。
毛泽东对“白皮书”的批判，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理论根基，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打破对美不切实际的幻想，更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将历史规律、革命必然性转化为民众共识，为新生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其唯物史观方法论亦为当代抵制错误思潮、捍卫国家历史记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一、毛泽东批判“白皮书”的动因
1949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意味着美国长期以来妄图通过支持国民党政府控制中国的图谋面临彻底失败。为此，美国国务院于同年8月5日发表了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件——“白皮书”。这份文件绝非简单的政策阐述，它既是一份美国无可奈何之下援蒋失败的供状，更是美国再次精心策划、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产物。
为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发展走向，美帝国主义政府罔顾历史事实，一方面在其精心炮制的“白皮书”中编造出“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极权政府论”等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妄图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进而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白皮书”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为揭露美国“白皮书”的险恶用心及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教育国内部分对美仍抱不切实际幻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迅速展开对“白皮书”的深刻批判。
1、“白皮书”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及危害
“白皮书”通过炮制“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极权政府论”等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意在对内推卸援蒋失败责任，对外延续殖民野心。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否定中国历史客观规律、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扶植新的“代理人”，以服务于美国意识形态输出需求。
标榜“对华友谊论”，试图消解中国反帝斗争的合法性。“白皮书”公然将美国百年侵华史美化为“对华友好”史，试图掩盖其侵华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的实质。“白皮书”开篇便煞有介事地介绍自184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大肆渲染美国很早就关注和关心中国，声称借助宗教传播、慈善救济和文化教育等方式，团结中美两国人民和加深中美两国友谊。
它以1844年《望厦条约》为起点，宣称美国对华政策是“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声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系以两种相辅而行之原则为基础，其一为经商机会之均等，其二为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与政治独立之维持”。然而，其实际内容却暴露了美国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获取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这些条款的本质无疑是赤裸裸的殖民扩张。
“白皮书”大肆标榜美国19世纪末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将其美化为旨在“维护中国主权”。但这一政策实则是要求列强在华利益均沾，以确保美国资本不受排挤，其本质是美国为了在中国市场攫取更大利益而采取的卑劣手段。
此外，“白皮书”承认美国常以武力威胁干涉中国内政。譬如，美国海军长期部署在中国沿海(如青岛、上海)，以“保护侨民”为名行武力威慑之实；明确提及支持袁世凯、北洋军阀及蒋介石政府，通过经济援助与军事顾问绑定，确保其代理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等等。
为增强说服力，“白皮书”选择性回避侵略行径，刻意淡化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仅强调“援助中国”行为，如“庚子赔款之移作中国学生的教育用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白皮书”继而编造了美国始终维持对华“友好”外交政策——“三项基本原则”，即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对华友谊论”遮蔽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及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与经济掠夺野心，模糊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合法性。
鼓吹“否定革命论”，意在消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白皮书”罔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将中国革命的动因歪曲为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危机。其声称：“在十八及十九两世纪期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造成土地不堪负担人口之现象。历代中国政府之第一难题，厥维如何使民足食，任何中国政府从未就此问题，独有成功”。他们断言任何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吃饭问题，进而暗示革命无法改变中国困境。这种论调实质是消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他们宣称中国革命的另一因素是受“西方影响”，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大放厥词，“到十九世纪中叶，此前隔绝中国之坚不可摧的城墙，已为西方国家所突破。这些外来者携有进取精神，高度发展的西方技术与前此任何外族入侵时所未有之高度文化……他们不但未被中国同化，反而引入了新观念，成为引起骚乱与不安的重要原因”。由此得出，西方新思想的传入才激起中国“骚乱与不安”的谬论。
更为恶劣的是，“白皮书”将土地改革、工人运动等群众斗争简化为“外部煽动”的结果。此种说法，实为否定中国人民自主选择革命、自主开展斗争的历史主体性。
究其本质，“白皮书”蓄意对中国革命进行否定与歪曲，掩盖“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进行革命的根本原因。其目的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认中国人民长期探索中自主选择革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发展制造舆论借口。
宣扬“极权政府论”，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艾奇逊在致杜鲁门信的开头，便毫不掩饰地对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污蔑为“极权政府”。艾奇逊称“记录中所列项目，从未因其载有指摘我国政策之语句或可作为将来指摘依据而被删去。我国制度之固有优点，在政府对于具有事实依据及判断能力之舆论，向来能接受其影响。而此种舆论，又为右翼政党或中共所主持之极权政府所不能容忍，亦从未予以宽容”。意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无法接受所谓“对其政策进行指摘的舆论”，进而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不允许言论、出版及新闻自由。与此同时，“白皮书”通过虚构“苏联操控论”，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独立性。它声称中共“受苏联控制”，但其却未提供任何实质证据。
“白皮书”采用大量片面史料和双重标准叙事，通过恶意捏造“极权”标签，试图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与广大人民对立起来，营造出中国共产党脱离群众、专制独裁的虚假形象。其实质是企图从政治理念、政权性质、群众基础等各个方面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最终为扶持亲美势力制造舆论空间，以达到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
2、“白皮书”冲击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迷局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已然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着手调整其“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企图扶植曾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势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公开呼吁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tf“马克思列宁主义，tf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那么，“白皮书”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诱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呢？
其一，遮蔽侵略本质，诱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式民主抱有幻想。
“白皮书”将美国对华政策包装为“自由与民主的守护者”：一方面，“白皮书”通过“对华友谊论”的叙述，遮蔽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导致部分知识分子未能清晰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另一方面，“白皮书”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夸大其“技术援助”与“文化交流”的先进性，宣称唯有仿效美国模式，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这种叙事策略精准把握了亲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既对革命暴力心怀恐惧，又对美国科学技术与民主制度抱有幻想。
譬如，河北师范大学滕大春教授在1951年《我对敌友认识的检讨》中坦陈：“我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苏联心怀畏惧，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支配我三十年的岁月。”他在文中剖析，这种错误认识源于：“我觉得美国可以为友，自童年起，我就感激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它使我国免于瓜分之局；我并且感激自鸦片战争后，列强中只有美国未占中国领土。这些印象树立了我对美国怀有好感的初基。抗战期间，我误认美国援助中国才得战胜日本。师友留美者更对我称道美国民主、自由，可羡、可爱。所以我很崇美，也很亲美。”
清华大学物理学家葛庭燧的自我批判亦具典型性。1951年，其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中深刻检讨：“由于我盲目地推崇美国的科学技术，所以在不知不觉之中有了崇美的思想……再推而广之，甚至于有意无意地也要替当时美国的一切辩护。这样便使我逐渐模糊了敌我的界限。”
这种认知偏差，暴露出不少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知模糊且片面，他们对美式民主充满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最终沦为美国对华政策渗透的“薄薄的社会基础”。
其二，构建“两极化叙事”，暗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中间路线符合民族利益。
“白皮书”在政治叙事上别有用心，刻意构建“两极化叙事”：一方面指责国民党腐败无能，将其描绘成阻碍中国发展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通过歪曲解读中国革命、虚构“苏联操控论”，营造出若由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将沦为“一维护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党所剥削的国家”的舆论氛围，妄图否定中国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同时，“白皮书”将国共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争夺”，全然忽视社会变革的本质，试图将中国置于两极对立的危险境地。这种叙事策略，刻意忽略中国社会的内生性变革需求，为中间势力标榜自身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理性力量”提供话语空间，暗示中间路线才真正符合民族利益。
事实上，早在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已推行对华政策的双重策略，即持续“扶蒋反共”政策的同时，着力扶植“民主个人主义者”以抗衡国共两党。这一策略在马歇尔调处时期便已初现端倪，其主张加强自由主义分子的地位，并提出请蒋介石依靠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来改革中国的政府体制，即为证明。
魏德迈的报告更明确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除继续支持国民党内战外，还要着手扶持第三种政治势力，以代替腐朽的国民党。在此背景下，“民主个人主义者”于解放战争后期成长为一股有相当影响力的势力。他们既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又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民主性质持怀疑态度，因而期望在国共两党之外催生新的政治力量以稳定政局。
以储安平为例，他在1947年《中国政局》一文中明确表示：“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并提出，“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这种论断实际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理想政治图景，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探索一条一个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导的“第三条道路”。
而“白皮书”的发表，不仅进一步点燃了那部分观望时局、妄图探寻“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希望，更清晰地暴露出美国试图干预中国内政的政治意图。
其三，明确支持“民主个人主义者”，诱导其走“第三条道路”。
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函中，将美国对华政策包装为“支持自由民主力量”的正义之举，诱导“民主个人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信函中，艾奇逊直白地呼吁“但其固有之深邃文化及民主性个人主义，终将重新发挥其力量，而将此外来桎梏，扫荡无余。凡以此为目标之任何发展，无论其在目前抑在将来产生于中国，吾人均应予以鼓励”，明确表达了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支持，诱使他们产生错觉——认为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抱负。
其实，部分知识分子妄图依靠美国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幻想，从抗战胜利前后一直贯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譬如，与时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交往密切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叶笃义 注曾回忆道：“我们所最不同意的是提出反美的口号。我们幻想将来的民盟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桥梁，妄想以我们同美国之间的私人交情来抬高将来自己的身价。”1949年3月，司徒雷登对叶笃义更是露骨地表示：“共产党是没有祖国观念的，他们的祖国就是苏联。到北平以后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里，司徒雷登不仅试图使“中间派”远离中国共产党，还试图通过灌输所谓“真理”和“自由”的观念，来引导他们向往西方的政治道路。
“白皮书”的发表，更恰逢其时地延续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美国“白皮书”的发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来瓦解中国革命阵营的险恶用心。其通过“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极权政府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蛊惑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认同和否定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能否实现真正的民主。
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他们对美国依旧心存幻想，甚至以为“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为揭露和批判美国政府的虚伪谎言与行径，引导国内“民主个人主义者”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接连撰写并发表五篇深刻的政治评论文章，有力批驳了“白皮书”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二、毛泽东批判“白皮书”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立场和方法
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手法，“无外乎就是在史料搜集整理、史实分析论证这两个关键环节上捏造历史事实、虚构历史细节、割裂历史联系……最终得出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
毛泽东站在人民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五评白皮书”中犀利批驳美国“白皮书”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不仅引导广大民众，尤其是国内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更确立了以阶级分析法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瓦解执政合法性”政治意图的斗争范式，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1、运用唯物史观戳穿“对华友谊论”，揭露美国侵略本质
“白皮书”公然将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粉饰为“对中国的关切”，妄图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开脱，将其美化为“带来文明”和“促进发展”的“善举”。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而所谓的“友谊”只是掩盖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幌子。
彼时，美国抛出所谓对华政策“尊重中国主权”的论调，将鸦片战争后的侵华史美化为“宗教传播”“慈善教育”“文化援助”等充满“友谊”色彩的行为。对此，毛泽东通过唯物史观，运用史实辨析进行一一批驳。
他指出，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获得领事裁判权、关税控制权等特权的实质是“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的经济殖民行径；“庚子赔款”的本质源于八国联军侵华，而所谓的“培养留学生”实则是为美国侵华培养代理人，妄图通过文化渗透“从事精神侵略”；“沈崇事件”，不过是美国“废除治外法权”的表面文章，其侵犯中国民众权益的本质并未改变；而美国“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的目的是妄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以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毛泽东指出这些“援助”实为“扶蒋反共”，其本质是殖民侵略。
针对美国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毛泽东暗讽道，除“广州、 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外，其他地方门户被封锁、行政和领土被击碎、国土被控制。这充分说明，“三个基本原则”不过是美国推行对华殖民政策的遮羞布，是其妄图全面控制中国的阴谋体现。
从历史事实来看，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昭然若揭，其种种“友好”行为背后，均是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毛泽东对“对华友谊论”的批判，让中国民众尤其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认清美国的侵略本质。
2、站在人民立场批驳“否定革命论”，阐明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白皮书”采取唯心史观，将中国革命的发生归因于“人口过剩导致生存压力”及西方的影响。它妄称“任何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全盘否定中国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企图歪曲中国革命的进步本质。对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反击“人口过剩导致生存压力”的谬论，并深入阐释中国革命的产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他列举中外史实加以论证，明确指出“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
此外，毛泽东有力驳斥了“西方催化论”等将革命归因于外部干预的谬论，强调中国革命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他指出所谓受“西方影响”绝非“文明交流”的结果，而是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各类手段改造世界的侵略行为。具体而言，他们通过强迫通商、资本输出等恶劣方式，肆意破坏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农民破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通过传教、办学校等手段，刻意培养买办阶级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等等。
针对艾奇逊的反革命理论，毛泽东运用其“实践论”哲学，阐明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实践中形成的正确选择，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他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在西北、华北、东北、华东等解放区已解决“吃饭问题”的事实，有力驳斥了“白皮书”中“中共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的谬论。
通过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揭示了革命阶级基础的广泛性。他强调，中国革命代表工农联盟的根本利益，其合理性在于“推翻三座大山”的正义性，而非西方话语中的“暴力颠覆”。这一批判直接针对“白皮书”将中国革命污名化的企图，捍卫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与历史正当性。
而对于艾奇逊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毛泽东批驳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契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求，在于它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这是中国人民在历经多次失败后，主动探索、寻求到的真理，绝非被动接受。
毛泽东通过这一批判，完成了从“被动接受论”到“主动创造论”的转化。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充分证明中国人民能够自主选择并发展先进理论。这种批判不仅揭露了唯心史观的荒谬性，更确立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
3、通过阶级分析法回击“极权政府论”，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的合法性
艾奇逊处心积虑炮制出“极权政府论”，恶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污蔑为“极权政府”，妄图从政治体制层面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的合法性。面对这一恶意攻击，毛泽东凭借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运用阶级分析法，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的实质，给予“极权政府论”正面且有力的回击。
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区别，进而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的实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即“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而“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一政府的本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全力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毫不留情地打击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指出艾奇逊提出的“右派极权政府”，实际上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这些资产阶级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右派极权政府”其本质是对人民大众实行专政、危害人民利益的政权，与人民政府有着本质区别。
通过深入细致地对比分析，毛泽东有力地揭露了“极权政府论”的虚假本质和反动目的。这使民众尤其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看清，其所幻想的“民主政治”，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统治，从而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毛泽东系统驳斥“白皮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以“民主个人主义”为意识形态工具，延续其“以华制华”战略的本质。这一批判使社会各界尤其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深知，中间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对于中国革命的走向至关重要。为此，他着力号召对美国尚存幻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以“准备斗争”的姿态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他特别选取闻一多、朱自清等极具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作为典型，以他们遭遇揭示美式“民主”的虚伪性。
以闻一多先生为例，这位曾深受美国民主思想影响的学者，早期秉持“民主个人主义”理念，试图通过移植西方政治范式实现中国社会改造，最终却惨遭美国政府提供给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器杀害。这一残酷现实暴露了美式“人权”“民主”话语的虚伪性——当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时，其输送的武器却成为扼杀中国进步力量的工具，其标榜的“人权”在国统区沦为屠杀进步人士的遮羞布。毛泽东由此指出，“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的侵略本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救国方案，本质是帝国主义“以华制华”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正是这种虚伪的“民主”话语，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反抗精神。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曾经被部分人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因脱离中国实际而彻底丧失现实土壤。值得一提的是，多数中间势力在此期间完成政治转向并非偶然，它既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白皮书”意识形态诱导策略的根本否定。
三、毛泽东“五评白皮书”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五评”白皮书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仅是一场针对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理论反击，更是一次深刻重塑新中国政治认知、外交战略与制度根基的思想实践。其深远意义，为新中国在意识形态、外交战略和政治制度上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1、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破除对美幻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面对美国“白皮书”企图以知识分子为突破口，从意识形态方面瓦解中共新政权的攻势，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敏锐洞察力，迅速构建起“理论批判——事实揭露——实践指引”的三维批判体系，展开系统性反击。
这些文章不仅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更为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个人主义者”认清其真面目提供了关键的思想武器。各民主党派由此彻底破除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坚定确立了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政治共识，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9年8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4日)与《别了，司徒雷登》(18日)两篇批判“白皮书”的政论性文章，系统批驳美国“白皮书”的政治阴谋。此举引发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联合批判阵线。
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白皮书多到千余页，不过是‘满纸荒唐言’罢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在发言中指出：“美帝的白皮书，正如新华社社论所言的是一篇‘无可奈何的供状’，是多少年来美帝破坏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的罪状，我们中国人民应当给它一种惩戒；同时它更使中国人民坚强的团结一致”；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高呼：“我们今天应该揭穿美帝的一切新阴谋，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民，要提高警惕性，正视美帝危害世界和平的狂妄举动。团结起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等。
这些言论证明，毛泽东的政论文章深刻激发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觉醒，并有力推动他们对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
通过有组织地学习与讨论毛泽东的系列文章，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于1949年8月23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明确指出“今天美帝依然处心积虑计划着进一步的对华侵略，美帝发表白皮书就是这种阴谋的证明”，并提出“白皮书”的发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唱卖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针对“第三条道路”，民盟通过批判性反思形成了明确政治判断：“在世界上民主与反民主，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是没有中立的余地的”，并引用毛泽东的论断：“全世界一样，不倒向帝国主义，就倒向社会主义”，从而逐步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
翌日，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 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民主建国会在平发言人痛斥白皮书》的声明。该声明阐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本质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声明坚定表明斗争立场：“我们还得准备斗争，为粉碎敌人的封锁而斗争，为消灭美帝所加于我们的一切灾难而斗争，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这一政治宣誓，既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清醒认知，更彰显了其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道：“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内各界亦形成反帝批判的强大声势。
上海文化教育界联合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必将像击破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样击溃美帝一切阴谋》，痛斥“白皮书”。文学家冯雪峰指出：“美帝国主义白皮书的发表，用意是要进行新的阴谋，企图离间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友好。”
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发布《支援前线加速全国解放彻底扫除美帝在华势力》的号召，谴责美帝“白皮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司徒雷登创办的燕山大学的124名暑期在校教职员联名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华“白皮书”是“历年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供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者的面目与阴谋，再也不会上当了。”该声明强调：“现在事实很清楚，美国政府就是用这种所谓‘友谊’来愚弄中美两国人民，因此，凡是真诚爱护中美人民的友谊的，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对华的侵略政策。”
可见，这场思想论战不仅彻底戳破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更在意识形态层面完成了对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
2、坚持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同时注重同美国民间保持良好关系
“白皮书”的出台，从战略层面暴露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一边倒”外交战略提供了关键性认知依据。毛泽东通过系统解构“白皮书”，揭示了美国“友谊”话语背后的主权侵害实质，指出中美关系实质是人民的逻辑与帝国主义的逻辑的对立。这种阶级分析框架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理论基调，即中美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正如有学者称“在‘反帝’语境下，中共突然与‘美帝国主义’交好并不现实”。
历史发展印证了毛泽东的战略预判。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迅速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三位一体遏制政策，从而使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当时中美关系难以回避的主轴。
而早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就明确提出，面对美国封锁，“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一论断不仅奠定了中国突破封锁的思想基础，更彰显了新生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
从地缘战略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双重外交任务：一是构建周边安全体系，二是获取国际承认。在此背景下，与苏联的条约修订与战略结盟 注成为首要选择，这种战略默契为中苏同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意识形态认同与国家安全需求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对抗升级的集中表现。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战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恐美症”，更通过实战验证完成了对美军事认知的重构。
毛泽东在战后总结中指出：“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这种认知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对美战略评估从“抽象威慑”向“具体研判”的范式转换。
从战略互动视角观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基于维护战后和平建设的战略考量，曾主动释放改善中美关系的善意信号。然而，美国政府坚持“遏制与孤立”的对华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持续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而这种“以台制华”的操弄与“白皮书”中“扶持中间势力”的伎俩如出一辙，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本性从未改变。
尽管“一边倒”战略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美对抗的基本格局，但毛泽东对美认知始终保持着辩证的双重性：在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霸权政策的同时，始终将美国人民与美国统治集团进行明确区分。这种区分意识构成了毛泽东对美思想的核心维度，其理论本质在于揭示国际关系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帝国主义政府作为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其政策选择并不能完全代表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在毛泽东解构艾奇逊信函的政治属性时即有体现，他指出：“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
毛泽东的区分意识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对美政策实践。1959年，他在致美国共产党领袖福特的信中明确表达“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毛泽东的区分意识为中美关系解冻预留了关键理论空间。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指出：“我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这一表态与1971年“乒乓外交”的民间互动形成历史共振，最终推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性突破。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人民外交理念，生动展现了毛泽东的战略远见。
3、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科学方法，不仅明确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更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关键作用，筑牢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即指出，“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核心要义在于“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即“被中国人民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在毛泽东批判“白皮书”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时运用的方法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一，毛泽东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科学性，让全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
其二，运用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阐明了革命的必然性，从而坚定了全党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其三，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差异，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对中共“极权政府”的污名化指控，彰显了人民民主专政政府的正义性与进步性；
其四，以唯物辩证法有力回击了美国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的谬论，阐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一论述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对人民民主专政政府性质的认识，更让全党深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
通过“五评白皮书”，毛泽东不仅进一步筑牢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更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四、结语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极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及历史转型时期以各种面目沉渣泛起。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危害。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以更多元、更隐蔽的形式不断出现，严重干扰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作为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典范之作，毛泽东“五评白皮书”所彰显的理论立场、方法论原则与斗争策略，至今仍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捍卫国家历史记忆提供着根本遵循。具体而言：
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是分析历史问题、把握历史规律的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历史必然性”,其本质是唯心史观在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引，对历史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的分析，才能识破其唯心史观本质，从而在思想层面筑牢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固防线；
二是，必须捍卫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是历史的客观呈现，是后人认识历史、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对于任何歪曲、抹黑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错误言论，我们必须以严谨的史实为依据，展开坚决有力的斗争。通过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历史事实，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与严肃性，从而确保历史记忆的正确传承与历史教育的正确导向；
三是，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企图，便是试图割裂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削弱党的群众基础。我们应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审视历史问题，以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从而在政治层面巩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基。
（作者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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