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现代化长期被塑造为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并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现代化话语陷阱。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依附西方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表明，“现代化=西方化”实为“普世”悖论；奉“国强必霸”为历史铁律的西方现代化，受困于自行设定的“修昔底德陷阱”；基于“霸权稳定论”建构的极化霸权秩序，难逃霸权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意义上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暴露出西方应对全球治理难题的集体行动困境。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和平发展道路，成功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倡导新型国际秩序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霸权稳定论”；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则为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基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积累的优势，西方试图将其现代化模式塑造为通用模板，这充分暴露了西方中心论的霸权主义思维与自我优先的排他性。中国式现代化因未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而被西方大肆污名化甚至妖魔化：近代中国，被西方以“冲击—回应”模式解释为“中国停滞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困难被西方以“中等收入陷阱”与“塔西佗陷阱”等解释为“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危机论”；坚持独立自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却被西方用“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曲解为自相矛盾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西方炮制的上述现代化叙事陷阱，实质上是为维护其霸权地位、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精致话术。如今，这些话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而遭遇系统性失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认为“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国际秩序观等方面成功跨越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并在超越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自我优先、“国强必霸”逻辑的同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从“依附论”到坚持独立自主
以工业革命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中心—边缘”二分法将西方现代化奉为“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证明，现代化肇始于西方，但西方现代化绝非通往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既不依附也不脱钩的现代化新路，以坚持独立自主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1、“现代化=西方化”：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悖论
工业革命开启的西方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在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同时极大开拓了世界市场。马克思将生产力发展、物质文明创造、科学技术发明、民族间交往扩大等西方现代化历史图景统称为“资本的文明面”。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西方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示范效应，“率先发展的工业化国家赢得了巨大的利益，激励了其他步伐缓慢的国家的学习模仿进程”。但从消极意义上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通过军事征服、殖民掠夺攫取物质利益，在精神领域炮制“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文明等级论，试图通过独占现代化的解释权将非西方国家纳入西方现代化叙事框架。
“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错误地将西方现代化“奉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范式’和‘普世标准’”，将推行西方社会制度与现代化模式视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认为“全世界的现代社会都会成为西方社会的复制品”。这种单线式历史观认为，“落后”地区除接受西方殖民改造外，无法以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模式发展为“先进”地区。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化理论已经名声扫地，主要是因为它预设了世界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像现代西方的现存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亦步亦趋，甚至不加选择地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昙花一现的“巴西奇迹”是一个典型例证。巴西经济在1958—1974年间保持10%的年均增长率，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因过度依赖西方市场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负面样本。“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教训，催生了摆脱西方现代化框架、反对西方化的“依附论”，随后，“依附论”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说。如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概括为殖民地依附、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三种形式。
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学界存在“依附论”与“脱钩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依附论”从与西方联系紧密与否的角度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将“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拉美国家自身经济结构脆弱、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以及特殊历史文化因素阻碍等内因，不但遮蔽了拉美现代化进程受西方国家干扰破坏的历史事实，而且固化了拉美国家依附于西方中心体系的现代化格局。“脱钩论”从全球均衡论出发，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因依附西方而落入现代化陷阱教训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第三世界本位’的发展立场和历史观”，主张摆脱殖民主义时代的非对称现代化，走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
2、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摆脱西方现代化路径依赖
西方试图将其现代化模式“普世化”。但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英美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莱茵模式，还是日本的东亚模式，均不具有“普世性”。以西方中心论统摄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终结论”，更因对人类历史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断章取义，暴露出其认识论上形而上学的弊端。
不同国家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经济条件上的先天差异，决定了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坚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化难题，廓清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致力于“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在摆脱“发展中国家有独立性无现代化、有现代化无独立性”困境的同时，走出了一条既不依附也不脱钩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也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是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东方移植，也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生搬硬套。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正向示范效应。在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复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从“国强必霸论”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必定通过霸权主义和殖民运动”，这是西方看待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固化逻辑。西方据此将“殖民和霸权包装为保障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以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打破了西方长期奉行的“国强必霸”的经验论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弘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安全共同体与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思维和大国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
1、“修昔底德陷阱”：西方“国强必霸论”的历史宿命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存在竞争与冲突。在他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其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上述论断引申出“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修昔底德陷阱”源于西方对人类战争史的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霍布斯式思维。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强必霸”的扩张史。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野蛮殖民，再到西方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西方在长期的对外扩张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思维，并在进入工业革命周期后将军事征服、殖民掠夺视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国强必霸论”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任何崛起大国都难以绕过的历史铁律，即“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国际秩序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现存秩序主导者和利益既得者做出应激反应”。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习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来解释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这一理论关于新兴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难以避免战略冲突的前提预设，强化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刻板印象，并将“国强必霸、争霸必战”看作大国崛起过程中无法逃避的魔咒。这种思维惯性导致西方在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时容易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的中国必将发起“新殖民运动”来构建新的世界霸权，继而威胁西方的国际秩序主导权。西方国家秉持排他性安全原则缔结军事同盟，强调自身狭隘的安全利益，造成体系外国家普遍不安全，使全球安全治理陷入进退失据的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有西方学者甚至预测中美“注定一战”，理由是“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掉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中”，这个陷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对于西方学者、政客对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误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2、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国强必霸’并非绕不开的历史定律。‘国强必霸’本质是典型的霸权主义思维，反映的是历史上大国霸权战争的灾难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霸权行为的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命系统观念，推己及人、和以处众的社会交往观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观，摒弃西方现代化非此即彼、党同伐异的零和博弈思维。与西方国家的崛起依赖于对他国实行殖民掠夺甚至战争杀戮不同，中国坚持讲信修睦、守望相助，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代化模式，“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将安全问题军事化、将发展问题政治化的思维定式”，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避免陷入西方“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深刻诠释了中国致力于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历史自觉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思想自信与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思想自信与实践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不走殖民扩张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频频挑起大国战略竞争、煽动阵营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推动构建和平共处、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用事实破解了西方模式‘国强必霸’的经验论断”，“打破了所谓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各式西方话语神话”。中国实现现代化代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弘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其中，共同安全强调世界各国普遍安全，而不是牺牲别国安全谋求独享安全；综合安全强调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安全强调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安全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视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坚决反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197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长源。
三、跨越“霸权稳定论”：从极化霸权秩序到新型国际秩序观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理论流派，这一理论存在两个核心假设。一是“霸权即稳定”，指的是强大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能够减少国际冲突。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二是“霸权提供公共利益”，即霸权国既有动机也有能力提供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国际货币体系等公共利益。其他国家通过“搭便车”获得好处，霸权国则为长时期提供公共产品“付出了远远超过它应当承担的费用”。事实上，从近现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实践看，崇尚资本逻辑与零和博弈的西方现代化，宣扬的是一国优先的狭隘安全而不是各国共同繁荣的普遍安全，大搞单边主义、实用主义，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建立在极化霸权秩序基础上的“霸权稳定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殖民扩张、集团对抗、零和博弈的排他性特质。无论是单极霸权还是所谓“均势秩序”，均将国际关系视为权力竞技场，因此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其合作共赢、胸怀天下超越了“霸权稳定论”，破解了“西方历史周期率的‘魔咒’”，并为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与实践路径。
1、“霸权稳定论”：西方单极霸权与“均势秩序”的认知悖论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班牙、英国、美国相继利用海洋霸权、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战后秩序，分别创造了西方历史学家笔下的“西班牙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等霸权秩序。上述单一霸权国家所塑造的所谓“大国治下的和平”，虽在不同历史时期维持了特定区域的秩序稳定，却始终无法摆脱大国恃强凌弱、利益分配失衡的结构性缺陷，因而难逃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部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基于单极霸权秩序的上述缺陷提出“均势秩序论”，强调以两极制衡取代单极主导，代表性例证包括欧洲历史上的英法角逐、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以及部分学者所构想的“欧美共治”等。然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两极对抗还是“区域均势”，均不利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所谓“大国均势”只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间歇性现象且极易“走向不对称的双极化”。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引发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甚至一度将世界推向热战边缘。
“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这是西方国际秩序观的底层逻辑。西方现代化为谋求国际规则定义权、解释权而将于己有利的国际规则工具化或武器化，极大限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独断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衡、全球治理机制失灵、世界范围内的集体利益受损。无论是英美等国的单极霸权、美苏的两极对抗，还是维系欧洲内部脆弱平衡的“欧洲均势”、停留在乌托邦想象层面的“欧美共治”，均无法摆脱狭隘的自我优先意识，暴露出难以自洽的本质缺陷。西方现代化基于“霸权稳定论”，试图将西方现代化经验“普遍化”、将一国治理模式“普世化”，同时基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差异人为设置障碍，筑起“小院高墙”。受“霸权稳定论”认知框架的影响，西方无视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利共赢取向与和平发展成就，无视中国始终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事实，武断地认为中国将重蹈西方霸权更迭覆辙、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进而谋求全球主导地位。
2、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何以跨越“霸权稳定论”
与西方基于文明等级论、“霸权稳定论”建构的霸权秩序不同，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解决全球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反对以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与改革者，中国倡导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反对筑墙设垒、退群毁约、脱钩断链、极限施压，“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交往理念，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履行大国大党责任，“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充分彰显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观照。为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同美国发展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重点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与《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坚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写了世界人口版图、社会制度版图、人类文明版图，在跨越西方现代化“霸权稳定论”的同时开辟了世界历史新篇章。
四、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从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到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近代以来掌握世界秩序主导权的西方大国，不仅放弃其本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且将其提供的所谓“全球公共产品”用作向国际社会寻租的工具。面对全球治理困境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失衡难题，西方国家没有足够能力和意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却又拒绝向发展中国家让渡全球治理主导权。在西方现代化模式遭遇系统性失灵的情况下，中国承担起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为破解全球公共产品赤字提出了整体性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上述全球公共产品源于中国对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深刻理解与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在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同时科学回答了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1、“金德尔伯格陷阱”：西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最初主要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此后被嵌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指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在遏制全球经济衰退、解决全球安全失序方面发挥“稳定器”作用。金德尔伯格揭示出的西方大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位困境，被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如果大国不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短缺。长期研究集体行动逻辑的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则强调，“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使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上述学者的相关论断引发了关于全球公共产品性质的思考。
在《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一书中，美国学者斯科特·巴雷特肯定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正向功能：“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带来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收益。一旦提供，所有国家就都有机会享用全球公共产品；而且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享用机会。当供给成功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从全球公共产品中受益。”然而上述结论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处方”，且被部分西方学者附加了前提预设。在西方语境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均把霸权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先决条件，强调只有霸权国家才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同样表明，先天具有排他性的西方长期陷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因为“只有对国际公共产品有最大偏好的国家，才会在自我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提供公共产品全额成本费用”。
“金德尔伯格陷阱”指向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均无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困局。深陷两次世界大战泥潭的欧洲各国，长期面临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危机。而冷战结束以后，以世界“领导者”自居的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增反降，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内生矛盾溢出至全球范围，政治领域“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削弱了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意愿。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主导的传统的全球公共产品体系愈发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问题。
2、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方案何以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
大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直接关系到世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全球治理体系运转失灵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叙事摒弃西方霸权主义思维，兼顾世界各国共同利益，持续加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逐步构建起涵盖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多维度的全球公共产品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的具有更高价值追求、更大正向外溢效应的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之一，中国致力于破解人类现代化共同难题的四大全球倡议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为共同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作出重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相遇相知的历史观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它所倡导的一系列新机制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机制的制度性弊端。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并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文明百花园。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的标志性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社会制度的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变化的敏锐洞察力和对人类未来的持续思考，以及中国完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大国责任。
结 语
西方现代化模式无疑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将西方现代化经验“普遍化”、将一国治理模式“普世化”，只会陷入“现代化=西方化”“修昔底德陷阱”“霸权稳定论”“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与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极大动摇了西方文明的线性进步观，并使西方陷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的困局。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至上逻辑、排他性发展观与零和博弈思维，科学回答了文明该往何处去、世界该往何处去、人类该往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代表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方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道路自信。中国式现代化跨越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的意义在于，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2]《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
[3]罗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意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7期。
[4]李琳、李包庚：《西方现代化的批判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5]张耀铭：《现代化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陷阱”》，《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6期。
[6]骆郁廷、肖天乐：《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陷阱”的跨越》，《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7]唐爱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校刊部，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