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逻辑与功能错位
【摘 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度作为实践经验在全国很多地区推广，遗憾的是推广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大没有不成功。原因在于合作社是面向市场的企业法人，为防止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必须要有更加复杂的制度设计，进而会涉及更高的制度成本，结果就是更加缺少市场竞争力，从而在市场经营中容易失败。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所不同的是村支部领导村集体，其利用村集体资源优势建设村庄公共品，实现治理有效，从而为村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基础条件。市场的归市场，治理的归治理。目前农村村级治理的关键问题是村党支部领导村集体实现有效治理，而非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增加农民收入。
【关键词】村支部领办合作社；村集体；国家资源；道德风险
一、引论
2024年11月，笔者到西南某省调研，访谈了四个乡镇，这四个乡镇在之前都被上级部门要求发展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上级部门有部分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计划村干部每人出5万元入股，驻村干部不能直接入股，但也要求投入5万元间接入股。再加上村民和村集体资产的入股，以及包括扶贫资源的入股等各种帮扶资金，每个村均筹集到足量资金，并且选定只赚不赔的富民产业。笔者经调研发现，经几年发展，四个乡镇近百个村，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投入的资金无法收回。结果就是，由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是法人，因而负债累累，有的村党支部换届，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坚决不当合作社法人。实际上，四个乡镇几乎所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都已关停，但没有办法进行破产清算，因为一旦清算，就会形成巨额负债。因此，有乡镇党委书记认为，上级应当尽快出台政策对合作社予以清算，不然借贷利息将持续增加。
上述西南某省四个乡镇大力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无一例外失败，说明这四个乡镇推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存在制度设计缺陷。虽然发展富民产业、带领农民致富，是一直以来的政策要求，但如何定义富民产业，怎样才能带领农民致富，却没有一条固定的套路，在实践中出现“发展富民产业”而“一个区域农民致富”的案例，也有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的案例，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更可能只是幸存者偏差，即只有那些成功的案例被看见和广泛传播。实际上，很难会有一成不变、永恒的富民产业，一个产业可以富民，就必然会吸引资源投入，从而快速增加供给，结果就是产业饱和，市场供过于求，投入没有回报，富民产业变成穷民产业。这样的教训几乎每年都在发生。
村支部带领农民致富，以及早在20世纪地方政府逼民致富的实践，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让农民从市场稀缺农产品生产中获益，结果使稀缺农产品很快就过剩。所以农民总结说，政府让我们种什么，我们就千万不要去种。一个时期，“双强双带”作为农民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在全国推广。“双带”就是带头致富和带领致富，结果就是各地想方设法动员富裕的农民当村支书，由富人村支书带领农民致富。但是，从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来看，全国几乎没有富人村支书可以带领村民致富的实例。即使有，也是特例且难以持续（如华西村、南街村）。原因在于，当前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机会在城市，在二、三产业，富人村支书带领农民致富，也只能在市场上获取机会，而市场有风险，若农民未在市场上获利，失败的责任谁来承担？且既然市场有风险，村支书就可能将自己的谋私行为加诸市场，产生难以监管的道德风险。也就是说，先不提村支书带领农民能否致富，首先为防止市场和道德风险，村支书带领农民致富的制度设计必然会很复杂，复杂制度带来高成本，高成本就决定了其在市场上是弱势竞争力，又何以在实践中带领农民致富？
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对村集体有每年经营性收入达到多少的规定，少则5万元至10万元，多则5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所谓经营性收入，就是要在市场中通过经营来获得收入。但问题是，除大城市郊区农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庄有土地或集体房屋出租可以较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外，其他市场上的经营性收入，都要与其他市场主体（企业、个人等）竞争。集体并没有完善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为防止市场风险和集体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就必然要有复杂的制度设计，产生高制度成本，村集体几乎不可能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市场上平等竞争，而只有通过垄断性机会来获利。如此，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如何可能获得这样的垄断性机会，且垄断性机会岂非又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体系？
近十年来，全国兴起一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带领农民致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践。作家王宏甲撰写的《塘约道路》一书，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笔者调研的西南地区四个乡镇也是学习塘约经验。当下仍有学者在倡导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也有地方政府在推动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此，有必要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的逻辑进行梳理，找出其中合理的部分，防止其内在的弊病。
二、学界关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讨论
讨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自然离不开贵州安顺市的塘约村。正是王宏甲撰写《塘约道路》，将塘约村实践上升到实践道路高度，引发广泛影响。
按《塘约道路》的介绍，安顺市塘约村是一个只有3300多人的空壳村，到2014年还是一个二级贫困村。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大水将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将农民组织起来，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公决，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合作社对村民土地集中经营，并由此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组建起农业生产、养殖、建筑、运输、加工等专业队，也将妇女组织起来。全体村民因看到好处，都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全村抱团发展，走同步小康的集体化道路。其做法，不仅在短短一年里一举脱贫，更在于他们踩出的路，给周边越来越多干部群众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并由于安顺市和贵州省委的重视，正在发挥巨大的示范作用。
塘约村的成功，显然不只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而在于2014年遭遇百年一遇大洪水后，上级给塘约村下达的几百万元建设资金的使用。塘约村村支书认为，将村民组织起来成立建筑公司，自己搞建设，既可保证建设质量和建设基础设施与村庄需求一致，又能为村民提供务工机会，还能让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赚取正常的作为建设承包方与施工方的利润。唯一问题是，这样做与政策要求的上级下达财政资金必须要通过公开招标有一定差异。塘约村借外面资质成立合作社，既有建筑队资质，也可以招标，上级部门也愿意让塘约试一试。
结果就是，塘约村通过承包上级补偿毁损资金建设项目，以及各种上级扶贫项目资金，可以在资金使用效率、资金使用精准性方面大幅度提升。且因为是村社一体合作社承包的工程，合作社有工程利润，村民提高务工机会。项目落地时，村民也自然不可能当钉子户，项目落地也较容易。这样看来，国家资源下乡，如果有农民组织的合作社对接，而并非仅通过招投标由市场上的公司企业来搞建设，可以更高效使用资源，为村社集体带来利润。
塘约村从承接上级各种项目中获得利益，进一步激励了村支书和干部群众合作的积极性。塘约村的合作社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集中起来入股，集中经营，陆续组建农业生产、养殖、运输、加工等专业队。上级看到塘约组织的成果，增加在塘约村各种财政投入，以至于对口支援的山东地方政府也加大对塘约村的资金和技术帮扶，塘约生产的蔬菜等农产品在上级和社会高度关注下，销路也不错。塘约村支部领办合作社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问题是，只要是面向市场，终究还是要以市场论英雄。塘约村将农户土地集中起来生产农产品，农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且还能赚钱，就必须品质更高成本更低。
但是，将农户土地集中到合作社经营，就必须付农户土地租金，给入社农户分红；还要有一个管理层，防止管理层不作为、乱作为就必须设置制度以激励，合作社雇请职工肯定不如农户种自家责任田更负责任，合作社领导、管理和购销人员都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因此，在同样情况下，由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的效率肯定会低于资本或个体农户。也就是说，除非在个别特许行业，或在特殊区位资源条件下，村支部领办合作社才是有效率的，可以竞争过其他市场主体，一旦失去外界支持，塘约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可能难以持续。
从当前学界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讨论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肯定态度。其中原因包括党支部领办合作可促成共同富裕的目标。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三权”促“三变”，以及确权显化资源价值，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实际上，主张发展集体经济的观点也大多强调壮大集体经济，并将集体经济薄弱作为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进一步强化村社集体的经济性质，因为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是市场主体，也是可以破产清算的企业法人，而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可作为破产清算的特殊法人。
笔者曾从村庄治理角度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重建农村集体经济至少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在集体内部建立收入的分配机制，其关键不在于每个农户能分配到多少收益，而在于在村庄内形成利益关联机制，让村民真正参与到村庄事务中；二是在国家资源大量输入村庄的前提下，通过激活村集体的组织力量，解决国家转移的资源无法直接对接亿万小农户的难题。
如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这样村社合一的合作社无疑可以将村民有效组织起来，并因此可有效对接国家资源。问题在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若经不住市场风浪，面临破产清算，又会如何是好？
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学界甚至政策部门在讨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发展村集体经济上存在一定混淆。在强调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且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一体的情况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实际上也大多是村支书。也就是说，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党支部是领导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当然也就是党支部领导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领导村集体经济的差异在于，合作社是通过各个方面入股形成的完全市场法人组织。支部领办合作社，必然要对合作社负责，合作社市场失败，破产清算，村支部就要负责。
具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村支部领导集体经济与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存在的混淆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将集体经济混同“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这是错误的。凡是期待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获得经营性收入，从而为村民提供分红的认识，都是将集体经济混同于“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二是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混同于集体经济，以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就是党支部领导集体经济，这种认识就可能将存在严重风险的“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合理化。
三、当前村庄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之所以要加强农村集体经济，以及主张大力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因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着若干亟待解决的难题。如果通过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如果难以解决，甚至不仅无法解释，反而可能带来各种问题，就应当慎重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大体来讲，现阶段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的问题，分别是农民增收、农业生产、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国家下乡资源有效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悬浮型内卷”。后面三个问题具有相关性，我们先讨论农民增收的问题。
（一）农民增加收入的难题
大部分力主发展集体经济，兴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观点，实则期待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以及“村社一体”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来增加农民收入。而使农民增加收入的方式无非三种：一是分红收入，发展集体经济就有集体收入，便可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分红；二是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带来土地增值收益，包括集体土地出租收益为村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三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入股合作社，从合作社中获得就业和借合作社发展产业获益。
农民可以从集体经济中获益的典型是城中村、城郊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村土地往往有大量二、三产业，且沿海地区农村有数千万公顷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达的二、三产业对土地有旺盛需求，就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获得大量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村民也就从集体土地收益中分享地租（分红）。
而在占农民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农村缺少二、三产业，对建设用地需求较弱，且中西部农村也只有很少量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村集体就不太可能通过出租土地或建厂房出租来获得财产性收益，村集体或者合作社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只能到市场上经营获利。如前所述，村集体及合作社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其结果必然是亏多赚少，不仅无法为农民增收，而且很可能导致集体债台高筑。
那么，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实际上，当前农民增收主要来自进城务工经商。城市有着远多于农村的市场和机会，作为市场主体，农民有能力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从市场获利。事实上，当前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绝大部分农户家庭都是通过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缺乏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劳动力留村务农，进而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户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城市，村庄务农收入也是重要补充，且村庄消费较低，因而农户收入水平并不高，但其生活质量却不一定差。
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活跃也最有主体性的力量，他们最早进入市场，早就学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其中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市安居。但是，市场有风险，进城农民当然也有难以在城市安居的困难者，这些进城失败者返回农村，他们并不指望返回农村就有比城市更好的生活，而是希望保留农村退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村社集体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要为农民增加来自集体的收入，甚至不是要为农民增加来自农村的收入，而是村社集体不能破产，村社集体要为仍然留在农村或进城失败可能要返回农村的农民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从而让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进退往返。
村集体是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村集体可以保障离不开农村的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即为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因此，当前村社集体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并非直接下场到市场经济中办合作社，为农民争取财产性收益。因为在增加收入方面，农民有动力且往往有办法在城乡广阔的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
（二）农村基本生产秩序
生产秩序，即如何保障仍留村农民在村庄顺利进行生产。目前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留守在农村的主要是缺少进城机会的中老年农民，他们种自家承包地，经营规模小，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弱。因为一方面土地细碎、经营规模小，另一方面农业经营主体太多，集体行动困难，这些小农户就特别需要村社集体利用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以及借助国家资源予以农业的适老化改造，解决小农户与机械化大生产对接以及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对接的难题。
除以老人为主体的小农户以外，村庄中也往往有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中农人数不多（因为中西部农村普遍人多地少），在村庄治理中却十分重要，原因是中农往往年富力强且适度规模经营使他们有较高农业收入，获取较多农业资本。中农和老年人相结合成为当前中西部农村最为普遍且稳定的结构。
中西部农村也有城市资本进入促成的大农场，这些大农场或农业企业与小农户可以结合起来。小农户则可能在村社集体的推动下成立合作社，从而形成公司+合作社+小农户的经营模式，也可由小农户自己成立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其中很重要的是，村社集体并不介入经营，更不负责盈亏，而只是利用村社集体作为集体土地者的身份来助力小农户，协助小农户解决生产中存在的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经济的公共事务。比如，通过建设生产基础设施为小农户提供生产便利，通过地块调整将土地集中连片，以便小农户生产耕种与管理。对于农业生产来讲，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村社集体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让农户通过土地收入来致富发财，也很难做到，实际上是要让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小农户可以与土地相连，从土地上获得收入，就业与意义感。村社集体最大责任是解决小农户在生产中所面对的公共品不足的问题。
（三）农村基本生活秩序问题
村庄生活便利、舒适、宜居，显然可以增加村民的福祉。村庄是熟人社会，又是地缘共同体，村庄中除生产秩序以外，生活方面也有大量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比如，人居环境整治、通村通组入户道路、清洁饮水、移风易俗、纠纷调解等，都是与村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却又超出一家一户的范围，就需要有村社集体的倡导组织和开展相关工作。
村庄生活秩序与村民群众生活质量紧密相关，如何将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村党支部是村级治理的引领者，村级治理的重要工作是群众工作，即动员群众积极分子，带动中间群众，孤立村庄中的消极分子和钉子户，从而让村民群众成为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生活的主体。这方面有大量可以施展的工作。
（四）国家资源下乡的问题
取消农业税前，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持主要靠内生筹资筹劳，即主要通过内生供给公共品以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内生供给公共品，所有建设公共品投入都要靠村民投资投劳，建设的公共品就必然是村庄最为稀缺的公共品，绝对不会出现所建设公共品与村民群众需求偏离的问题。同时，公共品建设一定是用最适合的方法进行最高效建设，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出现有人借公共品建设来贪占好处、谋取私利之事。
当前时期，国家向农村投入越来越多资源，为农民提供公共品（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公共服务等），农村公共品供给由内生改为外生。因为农村公共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细小琐碎且复杂多样，标准化程度很低，由国家为村庄供给公共品，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多样化、不规则的公共品需求之间难以对接，其结果就是国家资源下乡建设的公共品与农民需求错位，大量下乡资源被低效使用，甚至被挪用贪占。
为防止国家资源的浪费，掌握资源的各个部门条线制定越来越细致繁杂的标准、规范、程序，各类监督检查一并下乡，部门权力下乡，基层主要工作变成了应对上级各个部门的要求，以致出现“悬浮型内卷”，基层治理悬浮于村民群众之上，村民群众诉求得不到反映，群众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基层治理除了应付上级要求以外，大量时间被消耗在与钉子户的斗智斗勇之中。
（五）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能力
发展集体经济不仅可以为农民增收，而且集体有经济实力就可以提高为村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品的能力，以及提高村级治理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几乎全国所有地方政府都固执地向基层下达村集体每年必须有多少经营性收入任务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会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原因。但当前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村集体还是由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胜算不多，后果严重。反过来，即使村集体缺少经营性收入，在当前国家资源下乡的基础上，也仍然可能借国家资源下乡，通过村社集体将农民组织起来。
也就是说，如何将国家投入到村庄的资源用好，如何在国家资源下乡的基础上做好组织村民群众的工作，将村民群众动员起来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生活，是当前时期基层治理的重要工作要求。
当前基层治理的工作重点应当是后面三个问题，即如何实现基层治理有效的问题，而非农民增收问题。
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逻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中合作社是有一个企业法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可以认为是由党支部发起、领导和创办的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中，一般是由党支部书记担任法人代表，党支部不仅要起领导作用，还要对合作社的亏盈负责。
作为企业法人，合作社要面向市场，而面向市场就有市场风险，可能会盈利或亏损甚至破产。合作社按入股村民来计算决策权和利益分配，但实际上，因为是党支部领办，党支部书记就有远大于一般村民的决策权。为防止党支部书记出现道德风险，就需要设计比较复杂的制度来防止这种风险。结果就是，为防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十分复杂，也就更加难以在市场上与其他产权设计更完善的市场主体（如公司、大户甚至一般农户）竞争，这样就比一般市场主体有更大市场竞争失败的可能性。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旦破产，其权威将扫地，且必然带来村级债务。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破产可能性是很大的。
合作社是企业法人，也是市场主体，可以且往往是以从市场获取利润为目标的。相对来讲，村集体则是特殊法人，非市场主体，村集体不以从市场上获取利润为目标，而是为村庄村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障为目标。
在实践中，农村基层实际上是由村党支部领导村集体，而非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村党支部主要功能是要通过领导村集体来保障村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村民（或农户）才是市场以及建设自身美好生活的主体。村党支部领导的村集体只是为作为主体的村民（或农户）提供基本保障，村集体组织农民建设自身美好生活，实则通过市场增收是农户自己的事情。党支部领导村集体带领村民群众组织起来建设自身美好幸福生活，变成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直接面向市场，就是将党支部主要功能由治理转向经营。经营面向市场，是会经常失败的，这样的结果必然使党支部威信扫地，村庄基本秩序也难以维持。治理则完全不同，因为治理不存在破产清算的问题，而只存在治理好坏的问题。村庄治理不好当然会影响村党支部威信，因此，就要通过建设村党支部再通过党支部领导村集体做群众工作，来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
村党支部的本业是对村级治理有效负责。如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有效对接市场并从市场上获利，村党支部就更有权威和资源，就更可以实现村级有效治理。但存在问题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能会失败，结果会反而拖累村级有效治理。如果村党支部只是通过领导村集体实现更好的村级治理，而不面向市场，村党支部就不会被可能的市场失败所拖累，也可以将主要精力以及资源用于村级治理，以实现村级有效治理，保障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甚至带领村民建设自身的幸福美好生活。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党支部领导村集体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核心差异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面向市场且参与市场竞争，可能涉及破产清算，因为在这里合作社是企业法人。党支部领导村集体主要面对村庄治理，是维持基本秩序，不涉及破产清算，村集体是特殊法人。总体来说，合作社是市场主体，村集体是治理主体（见表1）。
也就是说，在当前形势下，村党支部可能发挥作用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带领村民直接面向市场搞经营，引导村民闯市场，促经营，发家致富奔小康。二是将市场和致富的事情还给村民，村支部重点做基本保障工作，即通过群众工作，将村民组织起来，在公共事业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保障生产生活秩序，其核心是治理的工作。而致富奔小康是农户自己的事情，治理有效为村民致富奔小康提供保障。
市场有成败，治理有好坏。村支部领办合作社闯市场成功，可以带来更好的村级治理，一旦失败就可能严重影响村级治理，甚至会破坏村庄基本生活秩序。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农户有完全进入市场的主动性和机会，村支部领办合作社则成少败多，试图通过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使农民增收，以及搞好村级治理的结果，其结果很可能是既不能带领农民致富，又会对村级治理造成破坏。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应当具备经济性功能，党支部领导村集体是治理主体，是特殊法人，其应当是治理功能。有趣的是，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往往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党支部领导村集体之间的本质差异存在混淆，这种混淆的关键点是，既期待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带领农民闯市场致富奔小康的同时，又能为村级治理有效提供助益，甚至主要是为村级有效治理的目标而要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又希冀村党支部领导的村集体不仅能治理有效，还可以带领村民群众致富奔小康。这样一种混淆观念呈现在实践的结果就是，谈到村党支部领导合作社之所以有必要时，是因为其存在治理功能，而谈到村党支部领导村集体时，又要求村集体每年必须要有多少万元的经营性收入，等等。
造成以上混淆的原因，除概念本身的混乱（界定不清）以外，也与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复杂的实践有关。桂华根据资源性资产的占有、控制和经营状态，区分了四种集体产权秩序的实践方式：以苏南地区为代表的“团体—公有”型产权秩序、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团体—共有”型产权秩序、以山东部分实践“两田制”地区为代表的“个体—公有”型产权秩序，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承包经营形态为代表的“个体—共有”型产权秩序。桂华认为，在公有产权秩序下，无论集体资源是多是少，基层治理能力都比较强，而在共有产权秩序下则相反。
另外，桂华的研究中，共有与公有的差异在于，公有就是村集体具有从村庄资源性资产（主要是土地）中获取收益的权力（收租等）；共有则是说，集体是相对虚的，村庄资源性资产（包括土地）只是村庄中每个村民所共同占有的，集体无权从这些资源性资产中获取收益，或对收益进行处分。
因此，珠三角地区对村集体经济进行改制，改制的核心是将集体资源量化到每个村民，从而形成当前的村庄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将村民作为股民的权利制度化，结果就是村庄治理能力持续下降，最终国家要求加强党支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叫停了股份化的方向。
具体来说，无论苏南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也无论是共有还是公有，是否进行股份改革，这些地区的集体经济都发展得不错。差异只在于，这些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是以集体为主还是以村社成员为主。之所以苏南、珠三角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其中原因是苏南、珠三角地区发达的二、三产业对土地有旺盛需求，村庄大量土地都已非农使用而搞建设。尤其村集体往往有大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村集体就可以通过土地出租或在土地上建厂房出租，收取租金。土地非农使用的巨大增值收益使苏南和珠三角村集体收入很高，这样的收入是租金收入，或食利收入，也是一些人所讲的财产性收入。这类集体收入带有垄断性质，是与村集体所处区位有关，也是由二、三产业对土地需求和进行二、三产业建设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而非市场性的经营性收益。
相比来讲，占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缺少土地非农使用的二、三产业，中西部农村的村集体就几乎不可能有通过土地非农使用来获得相对稳定的租金收益。要发展村集体经济，就只能是进入到高度竞争市场上搞经营，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而领办合作社的结果往往是胜少败多。
五、村支部领导村集体
村支部领办合作社，进入市场搞经营，风险大且代价高，不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发展方向。市场的归市场，农民不可能靠村支部领办合作社来从市场获得成功。鉴于此，当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方向是由党支部领导村集体，将村民群众组织动员起来，最低限度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最高目标则是建设村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
前述引用桂华的讨论，村集体公有的资源占有可大幅度提高村集体的治理能力，这正是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过度强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确权，以及不允许村庄集体进行土地调整，也不准收取土地租金，就使得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以土地为主的资源型资产从公有形态变成了共有形态，村集体依据生产和治理需要进行资源调配的能力大幅度减弱。
当前村级治理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组织动员村民共同建设美好幸福生活。村庄中存在大量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经济的公共事务，如果能将村民组织动员起来，通过筹资筹劳搞建设，这些公共事业建设所带来的福祉要远大于村民的投入。但问题是将一家一户农户组织起来形成集体行动是很难的事情，尤其公共事业建设带来的回报对不同农户是有差异的，以及总有村民想搭便车，一个搭便车的钉子户就会影响一大批中间群众。结果就是通过筹资筹劳来建设公共事业，即使公共事业福祉巨大，也难上加难，仅仅几户钉子户就让公共事业无法建设下去，村庄集体行动实际上是“少数决定多数”。
如果村集体有收入，比如按规定村集体能从承包给农户的土地中收取租金（比如每公顷100元/年），村集体就可以用集体收入去搞建设。集体收入搞建设，建设项目当然也会受益不均，但因为不需要向农户筹资筹劳，只要大多数村民同意，即“少数服从多数”，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就容易达成共识，村级治理就有效。
眼下中西部地区集体经济收入非常有限，且向农民筹资筹劳又很困难。因而，村庄公共事业往往由国家资源下乡进而直接建设。国家资源下乡建设村庄公共事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资源统一建设的公共事业往往与村庄各不同的特殊需求错位；二是国家资源进行建设的效益比较低。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国家介入村庄公共产品事业建设，村民就会出现等靠要思想，变成消极建设的客体。且在这个过程中，村干部越来越变成对接上级资源、完成上级任务的群体，而接触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就显得既无必要，又无时间。
因此，当前村支部领导村集体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利用国家资源来激活基层治理，让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农民有效组织形成对接，从而利用国家资源满足村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多样、复杂且往往是细小琐碎的各种需求。只有将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国家资源下乡才会有效。反过来，村支部领导村集体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好国家资源来实现对村民群众的动员组织，让村民群众真正成为建设自身美好幸福生活的主体。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看“分配型动员”。四川成都自2008年开展的“公服资金”改革试验，湖北省推行的“共同缔造”改革试验，可以提供参考，在此不过多赘述。
综上，市场的归市场，治理的归治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误区在于，将作为治理主体的党支部推向市场，风险巨大，成效很差。包含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其效果同样不佳。这已经被过去三十年来全国大量地方政府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失败经验所证实。
在国家资源大量输入农村的情况下，村党支部领导村集体实现村级治理有效，将村集体建设的重点用于动员组织村民群众，让村民群众自己来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生活，才是当前村党支部工作的重点与关键。
作者：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文献来源：
贺雪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逻辑与功能错位[J].青海民族研究,2025,36(02):13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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