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6年3月，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接受了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栏目的专访。本文整理自专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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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国内需求的两大突破口：收入、信心
问：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在“十五五”规划强调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您认为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
黄益平：我认为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切实提振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而提振国内消费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收入，二是信心。
收入方面，要让居民有更多的钱可以消费；信心方面，则涵盖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对职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社会保障的信心。让老百姓有钱、敢花。这两点我认为是最根本的。
我们过去讲“经济再平衡”、“提振消费”、“改变供强需弱”，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过去可以通过出口增长来消化一部分国内产能压力，所以供强需弱虽然存在，却并没有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而现在，国际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中国已经从一个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持续依赖出口来消化国内产能压力的难度越来越大。
如果现在国内需求依然起不来，对产能的压力就会持续累积，甚至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
问：您提到“提高收入”是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的关键之一，对此有哪些具体建议？
黄益平：提高收入最根本的一点，是切实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对偏低，剩余部分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政府，其储蓄率天然较高，这与消费相对疲弱是有关联的。
如果将来更多的收入流向居民，其消费倾向自然会高于国有企业，消费需求也会相应提升。
另外，从另一个维度来看，我们过去更多依赖工资性收入，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不是所有人都能持续获得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将来越来越需要依靠资产性收入。收入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是让老百姓有更多收入可供消费的重要方向。
问：另一个关键词是“信心”，您认为信心应该从哪里来？目前市场波动较大，普通居民更关注自身资产的保值增值，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提振信心？
黄益平：提振消费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出台一项政策、明天就改变了。
信心也是多方面的。举例来说，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缺陷，包括社保基金资金不足等问题。
如果能在这方面采取力度较大的措施，让每位居民都拥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即便宏观经济或就业形势出现波动，仍有基本保障托底，这很重要。
与此同时，对经济前景的判断也直接影响消费意愿。如果对未来看好，自然敢于消费；对自身职业发展有信心，也会减少预防性储蓄。
因此，这是一套综合性举措，既涵盖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就业政策。如何确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再辅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共同构建居民信心的基础。
社保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最重要
问：有不少经济学家将视角聚焦于特定群体，比如农民工或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您怎么看？
黄益平：当然是有道理的。从总体来看，我国社会保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提升空间最大的，恐怕正是在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群体。如果能在这方面确保社会保障相对公平、全面覆盖，对于提振消费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问：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黄益平：具体而言，就是为农村居民设计与城市居民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机制，做到一视同仁。
当然，这肯定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也许可以加快推进步伐，不断趋同。
问：您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
黄益平：最大的困难点是钱从哪里来。
当然，资金来源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已有的政策思路，就是将国有资产注入社保基金。另一方面，政府现在也在提倡从过去“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过去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得收入，往往倾向于投入具体项目；将来如果出让土地的收益，能够用于改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体现之一。
资产再配置：在回报和风险之间求平衡
问：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存款搬家”现象较为普遍，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黄益平：我认为这是一种资产的再配置，尤其是去年资本市场表现不错，资金流动较为明显。
对于居民来说，管理资产无非是在回报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如果在某一领域的回报偏低，自然会产生寻找更高回报的冲动。但如果回报更高而风险也更大，每个人的选择会有所不同。
有的人宁愿接受较低回报换取安全，也有人愿意承担较高风险追求更高收益。每个群体的选择存在差异，归根到底如何管理自己的钱，都是在回报与风险之间寻求个人的平衡点。
当前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更直接
问：您曾提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这一概念。在目前经济“易冷难热”的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优化这一政策框架，以更好地实现逆周期调节？
黄益平：我所说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主要基于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转型中经济体，市场机制运行的某些特点与成熟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因此一些具体做法看似不够常态，但在特定情境下是有效果的。
比如，对货币供应数量和新增贷款数量进行调控，有时比单纯依赖利率工具效果更好，因为不同机构对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的反应存在差异。
在目前的情况下，道理是一样的：如果目标是提振需求，单纯降息或增加流动性未必能解决问题，更需要关注钱往哪里去：什么样的资金能更有效地推动我们希望激活的经济活动。
目前情况下，我认为财政政策对提振经济的作用可能更为直接。
问：您提到了财政政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赤字率设定为4%，您如何看待这一数字？
黄益平：这个数字确实体现了财政政策变得更加积极了。
但仅凭这一数字本身，很难判断是否已经足够，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提振经济活动有两个重要维度：
一是直接增加需求，即赤字增加带动消费或投资上升，从而推动总需求扩张；
二是改变预期。后者有时需要一个力度足够大的刺激，让各方经济主体都清晰感受到政府提振经济的决心，预期转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改变，最终实现政策事半功倍的效果。
问：去年推出的“以旧换新”等国补措施，您认为成效如何？
黄益平：今年的政策中是有继续推进这类措施的安排。我的总体判断是，“以旧换新”这样的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果的，去年上半年已经明显看到成效，但其可持续性不一定非常好。
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消费的持续提升，可能还是要回到收入和信心这两个根本因素上做文章。
地方财政压力：央地财政关系需调整
问：前几年地方政府资金压力较为突出，您如何看待目前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收缩效应的问题？
黄益平：这可能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地方政府确实面临现实压力，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政府不断创造性地寻找财务资源。
我认为，未来需要做的，一方面是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将更多财权下放到地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也需要转型。
过去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客观而言，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驱动增长，现在要靠创新驱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效率可能会有所变化。
因此，我认为地方政府未来更应将重心放在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上，例如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基础设施等，同时积极推进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意味着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应当适度收缩。通过事权与财权的同步调整，逐步走向相对平衡的央地财政关系。
AI风险定价：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问：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非常火热，您一直从事数字金融研究，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对金融体系的重构影响？
黄益平：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核心其实是三个要素：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算法，三者结合在一起，在改善金融服务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支付，这是有目共睹的；再比如数字信贷，它一方面可以显著提升效率，客服、系统运行等方面的效率提升都非常明显。
我自己研究的“数字信贷”，可以用大数据和算法识别出传统方法难以识别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普惠金融领域，包括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有非常明显的改善，这一点尤为突出。
问：在风险定价和金融稳定方面，您认为AI会带来哪些变化？
黄益平：从理论上说，如果AI能够有效识别不同类型的风险，它可以帮助实现更精准的定价。但在不同领域，目前的实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相信未来会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意味着可能引发一些过去不存在或不突出的风险，甚至在风险传导方式上也会出现新的形态。这就要求监管必须与时俱进，发展监管科技。
总之，与任何金融创新一样，人工智能对金融的改变，可以体现为效率提升、覆盖面扩大、风险控制改善，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隐患。
这时候监管需要与时俱进，管住风险，是金融业务得以持续运营的根本前提。
对风险的关注一定要放在对效率的关注之上
问：金融行业一直面临创新与监管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您如何看待？
黄益平：说难也不难，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认为有很多具体可行的事情可以做。
第一，对算法进行审计。很多人认为算法不可控，但在将算法应用于实际场景之前，不能把它当作黑箱，必须做到可解释。即能够理解结果是如何得出的、各变量如何发挥作用，这样再应用时才能对结果有相对明确的预期。
第二，发展监管科技。新技术使市场反应速度加快，传统的按季度报送报表的监管方式已经明显滞后。风险可能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变化，监管需要具备实时监测的能力，才能在出现问题时及时采取措施。
第三，监管沙盒机制。对于金融创新，我们看到了其潜在的好处，但不确定会出现哪些问题，那就先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可行则推广，不可行则修改方案。
总之，对风险问题的关注，必须置于对效率追求之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表面上带来了效率改善，却在后续埋下重大隐患，那就得不偿失了。
人工智能的创新要保证就业优先
问：随着AI+的发展，收入分配和劳动力替代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您是如何看待的？
黄益平：我认为最重要的基本立场是：我们最终应当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技术、一种工具，它是来帮助人更好地工作、帮助人追求幸福生活的，而不应本末倒置地把所有人都替代掉，让人们既失去工作，又失去收入。
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当遵循就业优先原则，保障大家有工作可做。如果技术进步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构性调整，公共政策就应当发挥作用，确保在调整过程中人们仍有收入保障，不影响基本生活。
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导致大多数人失去工作和收入，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这不是好的技术创新，也不是我们推动技术创新的初衷。从根本上说，技术创新应当有利于人、以人为本。
问：作为国发院院长，您会鼓励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新技术吗？
黄益平：这在所有领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AI对我们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改变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仍然应当坚守一些基本原则，而不是单纯追求效率。效率固然重要，但追求效率本身并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中国新能源处于国际引领地位，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问：面对目前的国际形势，石油、黄金价格以及股市等受到国际局势影响而出现波动，您认为中国经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平稳增长？
黄益平：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能源市场一旦波动，意味着所有成本都会上升。但目前我们还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总体价格压力不是特别大，通货膨胀压力也不算突出，尚有一定的消化余地。当然，成本上升肯定会挤压很多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很难避免。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持续推进“十五五”规划所提出的核心任务：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扩大内需，特别是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则是如何推动能源行业转型，提升能源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我认为，中国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最近的市场波动，也许正是一个信号，提示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进一步加大力度。
问：提到能源安全，中国需要有所行动，您有什么具体建议？您如何判断中国新能源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
黄益平：我认为中国新能源应该处于引领地位。我们的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质量不错，成本也压得非常低。电池、光伏，乃至新能源汽车，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拥有这样一个强大且有竞争力的产业，当然是我们的优势。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些产业实际上也为全球能源行业转型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有助于各国提升能源安全，而不必再单一依赖石化能源。
问：您认为我们在新能源领域还有多大的缺口？
黄益平：这很难量化，因为缺口的大小取决于目标设定。目前中国新能源在全球的占比已经是非常高的了，但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往前走。
“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意味着新能源发展在潜在层面仍将进一步推进，随着占比的提高，碳减排目标也能更好地实现。
问：您认为2026年会是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最大变化的一年吗？
黄益平：这不太好判断。但今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对各方都会有触动。短期内能引发多大变化，还需要观察。
但我相信，这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醒。如果此前一些国家对于能源转型态度不够坚决、立场不够坚定，那么这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传统能源行业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与供应不稳定性，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正视和应对的。
记者： 祝玉婷
文章来源：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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