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作 者 | 郭松民
01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传统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民族国家重构的关键节点，政治口号不断更迭，处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旗帜，也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频率变换。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高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使用十八星旗作为革命标识，民国初创后，口号和旗帜都被迅速放弃，“五族共和”成为核心政治纲领、五色旗被正式定为民国国旗。
这一从口号到符号的双重转变，绝非简单的形式替换，而标志着革命党人在革命目标和民族认知两个层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确立的十六字政治纲领，其中“驱逐鞑虏”成为辛亥革命前最具号召力的民族话语，而十八星旗则成为这一口号的具象化符号，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反清革命的核心标识。
1840年以来，清廷腐朽没落，颟顸无能，对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满族亲贵垄断核心权力，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政治弱势地位；对外屡遭列强侵略，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深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华夷之辨”的观念被重新激活，革命派将满清统治者视为阻碍国家进步、民族独立的“异族”政权，“驱逐鞑虏”的口号应运而生。
这一口号以民族复仇为情感纽带，打破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极大动员了广大汉族民众投身反清革命，成为推翻封建帝制的重要思想武器。
与之对应的十八星旗（全称为铁血十八星旗，由红底、黑九轮星、十八颗黄星组成），设计之初便饱含鲜明的革命寓意：红色象征铁血精神，代表革命志士不惜流血牺牲推翻专制；十八颗黄星代表当时汉地十八省（大致对应今天汉族传统聚居区，不含东北、内蒙、新疆、西藏、青海等区域），寓意团结关内汉族聚居区，共同驱逐满清皇帝与贵族统治，恢复汉族主导的中华政权。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率先将十八星旗作为革命军旗，随后湖南、江西、江苏等多个独立省份纷纷效仿，十八星旗在长江流域遍地飘扬，成为反清革命的标志性旗帜，与“驱逐鞑虏”的口号形成呼应，直观传递出“排满复汉”的革命诉求。
在革命动员与狂飙突进的阶段，这一口号与旗帜以简洁直白的表达，凝聚了革命力量，推动了各地反清起义的爆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群众基础，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二者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
“驱逐鞑虏”延续了族群对立思维，十八星旗仅代表汉地十八省，完全忽视了满、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割裂了中国自古以来多民族共生、疆域一体的历史事实。
毫无疑问，若长期秉持这一理念、使用这一旗帜，极易引发民族对立，甚至导致蒙古、东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分裂，无法适应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需求。
02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着巩固政权、维护领土完整、凝聚民族共识的严峻挑战。
此时，“驱逐鞑虏”的口号与十八星旗已无法适配新的国家治理需求，革命党人迅速调整理念，用“五族共和”取代“驱逐鞑虏”，以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成为民国初年的核心民族纲领与法定国旗，完成了从种族革命向政治革命的质的飞跃。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一宣示标志着“五族共和”思想的正式确立。
与此同时，国旗的更替被提上日程，十八星旗因“偏于汉族”的局限遭到边疆各省与立宪派反对，象征五族平等的五色旗则逐渐成为共识。
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横排排列，分别对应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寓意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和睦共生，旗帜设计摒弃了族群对立，凸显了“多民族一体建国”的核心理念，与“五族共和”的口号高度契合。
1912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铁血十八星旗改为陆军旗，不再作为国家象征。
不久，《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将民族平等原则纳入国家根本大法，为“五族共和”与五色旗提供了法律保障。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在北京退位，延续268年的大清王朝灭亡。在当天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权与领土的和平过渡。
“五族共和”的口号与五色旗的符号，彻底超越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局限，摒弃了单一族群认同，将各民族纳入统一的国民体系之中，强调领土统一、民族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核心是构建一个包容所有民族的近代主权国家。
这一口号与旗帜的同步转变，标志着近代革命党人的民族认知从单一族群向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大转变。
03
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的双重转变，是革命党人基于国内外形势、国家利益与民族未来做出的理性抉择，也是历史发展与思想进化的共同结果。
其一，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统一的核心需求。
清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疆域涵盖汉地十八省及满洲（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广阔边疆地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与清王朝有着紧密的政治、宗教联系。
十八星旗仅代表汉地十八省，极易被误解为革命党放弃边疆领土、排斥非汉民族，进而引发蒙古、西藏等地的分裂倾向，而当时沙俄、英国、日本等列强正伺机肢解中国边疆，族群对立只会给列强可乘之机。
五色旗涵盖五大民族，“五族共和”倡导民族平等，既明确了民国继承清朝全部疆域的合法性，也团结了各民族共同守护疆域，从思想与符号层面杜绝了分裂隐患，这是转变的最根本动因。
其二，是革命目标从“推翻帝制”向“建设民国”的升华。
辛亥革命前，革命的核心任务是推翻满清专制统治，“驱逐鞑虏”与十八星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员手段；民国建立后，革命重心转向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凝聚全体国民的力量，而非制造族群矛盾。
革命党人意识到，真正的民族革命，必须实现各民族政治平等，让所有民族成为国家的主人，“五族共和”与五色旗正是建设民主共和国家、塑造全民认同的必然要求。
其三，是对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深化。
早期革命派受传统民族观念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影响，对中国多民族共生的历史缺乏全面认知，十八星旗的设计正是这一认知局限的体现。
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创造文明，单一民族建国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边疆少数民族民众也积极参与反清革命，进一步推动革命党人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树立多元一体的民族理念，五色旗的设计便是这一认知深化的直接体现。
其四，是南北议和与政权平稳过渡的政治需要。
辛亥革命后，南北双方展开议和，为避免长期内战，实现政权和平交接，革命党人与清廷、立宪派达成妥协。“五族共和”与五色旗既兼顾了革命派的民主诉求，也认可了清廷退位后，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延续性，消除了少数民族上层与立宪派的疑虑，减少了政权更迭的阻力，为新生民国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04
口号到旗帜的双重转变，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需要客观辩证地审视。
从积极意义来看，这一转变彻底终结了传统的族群对立思维，以口号+旗帜的双重形式，确立了多民族平等共生的国家理念，有效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成功避免了民国初年的民族分裂危机，为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政治、思想与符号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推动了“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五色旗作为国家象征，使各民族逐渐形成统一的国民认同，摆脱传统王朝国家的臣民身份，迈向现代国家的公民身份，是中国从“王朝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一步。
但不可否认，双重转变仍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五族共和”仅笼统提出五大民族平等，五色旗也仅以五色代表五大族群，未能全面涵盖中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对民族问题的认知仍处于比较肤浅的阶段。
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等原因，民族平等的理念未能完全落地，部分边疆民族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05
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清末民初民族话语与国家符号的双重变迁，是近代中国在危局中探索国家出路、重构民族认同的生动缩影。
这一转变，既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民族思想从狭隘走向包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结果，彰显了革命先驱以国家统一、民族存亡为核心的家国情怀与理性智慧。
十八星旗见证了反清革命的热血与局限，五色旗开启了多民族建国的全新篇章，二者的更替与口号的变迁一脉相承，共同书写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一页。
“五族共和”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它开启了中国多民族平等建国的先河，为后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更能深刻认识到，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各民族的团结共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谁违反了这一原则，谁就会立即被历史淘汰！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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