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国银行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疑涉非法集资案”被办案机关带走。巴曙松主张金融国际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业界权威，其被带走原因尚未明确。
我们对“芝加哥男孩”越来越警惕。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产生的七十年里，世界发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比如智利、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家的改革，日本“广场协议”，苏联解体，让我们见识到了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对不同国家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仍然有一群弗里德曼的忠实信徒，有一群活跃的“芝加哥男孩”，在重要岗位掌握着理论和话语权，仍然执着地推行着在西方已经走不下去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在影响政策制度，而他们“姓蒋还是姓汪”，很难分辨。
卢麒元先生称呼他们为“新殖民主义者”，是有道理的。这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经济思想驯服和殖民制度设计。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走向反凯恩斯主义之后，就失去了社会性，实质上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人民性，成为人类历史的反动。对国家概念而言，他们好像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排斥政府的目的，是为新殖民者扫除障碍，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解除这个国家思想的上层建筑，进而解除国家、军队等政治上层建筑，让这个国家“放弃抵抗”，让世界超级精英的金融殖民政策畅行无阻。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其实是金融财阀的遮羞布，是服务于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利用国家手段干预经济，他们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数据测算和监控，比任何国家都更甚。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用凯恩斯主义“悖论”操控了“金融潮汐”。
“芝加哥男孩”是一群精英知识分子，来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导的“智利计划”，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地区培养的新自由主义“人才”。他们受弗里德曼理论驯化，寄生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帮助跨国金融资本塑造世界经济秩序。芝加哥学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新四化”：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包括能源、金融、电信等行业;市场化，利率、汇率完全市场决定，取消政府管制;资本化，将一切资源转化为可流动可交易的资本;全球化，允许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他们主张“小政府”，取消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把社会治理“包袱”甩给市场。
新殖民者要拿走的，是他国的经济主权。丧失或者主动交出经济主权，就只能沦为美国或者跨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小国可以直接跪下，而大国，他们无法“以蛇吞象”，只能将其切割之后，再将其变为附庸。你的经济命脉，在别人手里攥着。你出卖国家资源，廉价劳动力，付出环境的代价，换来国际资本注入本国经济，就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打开了自家大门，任由强盗肆意凌辱。短暂繁荣后的问题，比如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失业和社会动荡等等，只有接受改革的国家和人民独自承受。
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凯恩斯说，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我们无法用好与坏，正义与邪恶来定义经济现象。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确实现了他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全球资本流动，来操控和加剧某个国家、某个区域的经济危机，比如，通过加息让资本回流美国，而通过资本一旦流速趋近于零，就会造成企业投资不足生产萎缩，国家经济动荡，资产贬值，失业率上升，然后美元资本抄底实现充值。用这种方法，弗里德曼理论塑造了近七十年的全球经济思想和经济秩序，也维系了美元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然而这一切，是被金融殖民国家付出的惨痛代价。
1988年，弗里德曼来到北京，为中国提供改革方案。陪他一起的，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某大学管理学院院长xxx，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也曾经将改革方案贡献给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采用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这个芝加哥小子，也曾为中国改革提供咨询，所谓“休克疗法”，无非是快速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想到这一段经济历史，怎能不感到胆寒。如果他们把持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操控着学术传媒，在各个关键岗位安排了在地的代理人，那么推行他们的改革方案，是多么简单。而这样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比如前苏联，等待他的也只能是被殖民者“分光吃净”的命运。
我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任何外来主义，只要违背毛泽东思想，损害人民利益，就一定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毛主席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抗新自由主义，就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当一部分人妄图勾结帝国主义颠覆人民政权之时，也就是中国人民彻底觉醒、对其坚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之日。
来源：毛粒子Maons
作者：毛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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