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由此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并完成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同时也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剩余价值学说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和演进的复杂现象及其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锐利思想武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特别是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宽广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为人类解放事业所奉献的科学巨著。马克思为追求人类解放的真理所走过的科学道路，就是首先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科学革命形成了唯物史观，然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剩余价值学说的辉煌成果。剩余价值学说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而且也为人类社会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光辉道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为人类解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作为剩余价值学说方法论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把自己对哲学革命所获得的“总的结果”，即唯物史观概括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至少包括以下重要内容。
第一，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生产关系是客观地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生活的生产中，因此生产关系不是悬在空中的，也不是个人可以任意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好恶而进行选择的。马克思这里所谓的“生活的社会生产”，就是指人类社会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借口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没有提及生产方式，由此把生产方式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排除出去，陷入了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生产方式的片面认识的泥潭。
第二，马克思在这里还强调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对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的决定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和一切冲突都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由此可见，《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阐述的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部分学者倾向于将《资本论》视为哲学著作，并将马克思主要看作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马克思本人曾明确强调，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质上是经济学研究，而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方法。
第三，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一个社会来说，其变化过程是首先获得一种生产力，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诞生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它便与原有的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由此导致社会革命，从而产生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第四，马克思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变化总的图景。按照《序言》的说法，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经历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笔记，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证明了在有文字记载的上述社会生产方式之前还存在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第五，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既有连续性，即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内的渐进发展过程，又有从一种旧的社会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飞跃性发展过程。人类社会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后一个具有阶级对抗的社会，它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社会。
学术界有一些学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静止的东西，而没有认识到唯物史观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于考夫曼将自己的“唯物史观”解读成辩证法肯定道：“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3）考夫曼将唯物史观阐释为一种辩证法，并且这一阐释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当然了，马克思并不接受将《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运用的辩证法毫无区别地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公开承认《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曾经借鉴过黑格尔辩证法。1858年1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马克思甚至以自嘲的口吻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5）但是，马克思还是以充分的理论自信将《资本论》中所实际运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了。马克思强调，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6）。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强调了自己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而且还将自己的辩证法归结为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十分深刻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成分和致命的缺陷。在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科学成分时，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等形象化描述性的词语。在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致命缺陷时，马克思称其辩证法是头足“倒立着的”、被“神秘外壳”（7）包裹着的辩证法。据此有人便著书立说冥思苦想马克思是怎样颠倒黑格尔头足倒立着的辩证法，冥思苦想马克思是怎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剥去神秘外壳而取得其合理内核的。由于这些学者不承认《资本论》是运用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不从实实在在的经济事实描述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所以他们都纷纷败下阵来。他们要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没有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要么陷入毫无内容的空洞争论。阿尔都塞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无法解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之谜而陷入了“多元决定论”。他认为：“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8）
其实，马克思并不承认作为科学方法论存在一个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马克思说，“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9）。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是奠定在以高度革命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消化吸收和改造基础之上的。任何企图以生吞活剥、拿来主义的粗陋想法去《资本论》中寻找黑格尔体系或黑格尔体系的活体器官的做法，都必然不会有什么收获。任何企图以黑格尔辩证法体系解读《资本论》的思想内容都必然会带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严重误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实实在在地灵活运用于《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科学方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作用范围是有所限定的：其一，它是历史观，不是系统化的历史理论或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0）。其二，这种历史观必须与人类社会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相结合才能实现其指导历史分析的价值。但是，它自身并不能作为可以拿来套用的现成的关于历史分析的药方和公式。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就在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1）。
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并且在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上探讨了剩余价值。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并完成了剩余价值学说。
1.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阐释
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思想体系中，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剩余价值学说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形式。
第一，我们来分析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基础的劳动价值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获得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果。然而，马克思的这一科学成果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却遇到了巨大的理解困难。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就意识到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有一定理解难度的。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12）事实果然不出马克思所预料，国内外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的阐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说法，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案。所有这些混乱说法，所有这些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案，其错误无不源自对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理论的误读。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是价值形式理论研究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鲁宾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中援引马克思说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3），得出“‘价值形式’成为商品经济的最一般形式，它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水平上生产过程所获得的社会形式的特征。自从政治经济学分析了生产在历史上的短暂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就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之一”（14）的结论。这里鲁宾已经接近了马克思将价值形式看作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正确认识。然而，由于鲁宾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鲁宾提出所谓的“把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包括在价值概念之中”（15），还罗列了“把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分为两种形式——Wertform（价值形式）和Tauschwert（交换价值）”（16）等相互矛盾的说法。事实上，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在《资本论》中就是指商品。商品有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这一观点来看，“把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包括在价值概念之中”就等于说把具有两个属性的商品纳入商品的一个属性即价值属性之中。同理，“把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分为两种形式——Wertform（价值形式）和Tauschwert（交换价值）”（17），就等于说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的物即商品，分解为价值形式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被人为地阉割掉了。鲁宾重构马克思价值理论是以他严重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前提的。
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步鲁宾后尘，强调商品交换的逻辑优先性，反对先从生产的角度来阐释劳动价值论，并基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否认商品在《资本论》中的逻辑起点地位，认为商品“不能满足下面所提出的两大判断标准，即简单性（simplicity）和历史规定性（historical determinacy），基于此，商品也就被取消作为起点的资格”（18）。阿瑟要求以交换价值作为逻辑起点，“就像黑格尔的逻辑贯穿范畴的普遍性而建立了思想的自我运动一样，交换的辩证法也建立了一个由形式决定的体系”（19），进而走上以黑格尔辩证法重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论歧途。
鲁宾和阿瑟片面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把商品交换抬高到整个《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核心地位，颠倒了《资本论》按照生产决定交换、分配、消费的资本主义运动过程的一般原理。实际上，他们没有理解价值形式的两种含义，也就是说，不仅仅要认识到价值形式是商品价值的外在实现形式，更要认识到价值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代表了资本主义阶段是区别于人类社会其他阶段的特有的社会经济形态。
为了深化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认识，我们提出关于理解《资本论》开篇商品性质的“价值形式经济形态论”。我们认为，应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商品经济的一般形式来理解和阐述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不是从商品概念出发，而是从“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20），即从商品形式出发，通过分析商品现象，首先发现商品具有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第一部分内容。现在再来看劳动价值论的第二部分内容。马克思从现象到本质，从商品二因素出发，深入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劳动价值论的第三部分内容：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又回到流通过程，通过价值形式分析揭示出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最后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形式是最发达的价值形式，是商品交换扩大化的历史结果。货币的产生及其支付手段职能的发挥，使得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这里已然“表现出危机可能性的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21）。最后，马克思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现象概括出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关系，分析商品拜物教的起源以及拜物教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由此证明商品经济的一切经济范畴、一切经济规律都是历史的，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最后必然走向灭亡的过程。劳动价值论已经从一个大的轮廓上廓清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图景和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我们来分析作为劳动价值论发展形式的剩余价值学说。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2）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社会上存在大量劳动者被剥夺生产资料而成为“自由的”雇佣工人的现象，同时少数人积累了足够的货币财富，并能将其转化为可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从一般商品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其关键在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一转化要求劳动者具有双重“自由”：一方面，劳动者从人身依附关系下解放出来，能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者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而必须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其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生产使用价值的一般劳动过程，同时又是雇佣工人在资本家的管理和监督下，为其创造使用价值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资产阶级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式，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内在联系且有机统一。学术界在理解这两种生产方式时，仍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一种典型的误读是将《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生产的案例视为一个历史上的孤立事件，仿佛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剩余价值生产，而今天社会进步了，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存在剩余价值生产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纺纱工人案例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规律，自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每时每刻地重复进行着。所以解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离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离开剩余价值生产这个基本经济规律，那必然是误入歧途的。还有一种理论误读就是割裂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统一关系，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归为18世纪的历史旧事，同时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美化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图景。这不过是资本主义变性论的新说法。
要想深入理解剩余价值的形成条件与原因，必须回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在于，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这一过程不仅生产商品，更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最初是形式上的隶属，即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实现了从形式到实际的深刻转变，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其劳动的方式和强度均由资本支配。这种支配不仅通过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来实现，更通过改进技术、重组劳动过程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质，以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重塑。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雇佣劳动关系愈发隐匿，并呈现出新的形式。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过程新变化层面，远程办公、零工经济等现象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往往在形式上赋予劳动者更多“自主性”，实则通过算法管理、数据监控等手段实现了更精细的劳动控制，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实际支配。随着分工的极度细化与生产的社会化，马克思所揭示的“总体工人”概念在当代展现出新的现实维度，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创造日益成为直接生产工人、研发人员、管理者、后勤服务者等“总体工人”共同的劳动结果。在智能化生产中，作为先进生产资料的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但其大规模应用显著提升了资本有机构成，成为资本强化劳动剥削、加速剩余价值实现并参与其全球分割的关键杠杆。从剩余价值的国际分割与实现层面看，资本通过全球价值链分解劳动过程，将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用劳动力成本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最大化地实现剩余价值榨取。这一全球性布局不仅突破了资本剥削的空间限制，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全球价值分割”体系：高附加值的设计、品牌与核心技术环节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等环节则被分配至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大量攫取。
马克思从连续的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消除了剩余价值生产“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23）。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分析表明，资本家赖以生存的全部资本，包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其实都是工人自身劳动创造的成果，这一过程同时不断地再生产出剥削关系本身；进而，从扩大再生产来看，最初等价交换的商品生产所有权，最终必然演变成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商品交换处处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处处都遵循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然而，这种形式上的等价交换与所有权平等，掩盖并强化了对剩余价值事实上的剥削与占有。扩大再生产带来的资本积累，导致社会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的积累，而贫困在工人阶级一极的积累。这一过程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使得两大阶级的鸿沟不断加深，最终必然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政治危机。
更应指出的是，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顺利进行需要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这里实际上涉及剩余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资本的循环运动，资本的循环运动必然要求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剩余价值虽然在生产中被创造，但必须在流通中以不同的职能资本的形态转变加以实现。其中，资本周转速度不仅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效率，更决定了其实现的频率与规模。马克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两大部类模型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依赖于部类间的严格比例关系以实现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然而，资本主义无政府竞争必然导致这一内在比例的失调，造成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商品大量积压与支付链条断裂，进而导致以再生产比例失衡为核心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系统性痼疾。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由直接榨取它的资本家独自占有，而是通过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及土地所有者之间，以“三位一体公式”的形式进行再分配。这一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市场机制完成的。首先，在生产同种商品的不同资本家之间，由于生产条件存在差异，其生产的商品会形成不同的个别价值。在以技术进步为驱动的内部竞争作用下，这些个别价值逐渐平均化为统一的市场价值。其次，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别，等量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也不相等。通过资本在部门之间的竞争与流动，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形成平均利润率；此时商品不再按照市场价值出售，而是按照生产价格出售，整个社会的资产阶级普遍获得了平均利润，进而实现了对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瓜分。在国际贸易条件下，落后国家的工人同时承受着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双重剥削。从价值转形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主导下的国际贸易，各国在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以及竞争程度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国际价格的形成经历了从国别价值到国际价值，再转化为国际市场价值，最终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生产效率较高，其单位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相对较低，能够通过国际交换实现更多的国际市场价值，从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资本之间为追逐利润而展开的竞争，而且使得资本为抵消一般利润率下降采取各种手段，进一步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张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世界市场危机。
2.剩余价值学说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人们通常把剩余价值规律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而对剩余价值学说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却认识得很不够。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意味着其必然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的同时，也就论述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结果的共产主义的实现。
如上所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商品分析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了以商品形式为一般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随着商品拜物教的消亡而灭亡，阐明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指出商品价值形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进程中人们的劳动产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认为，“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24）。马克思同时指出，只要我们离开商品生产和交换这一社会生产方式，这些经济范畴和这些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就都要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列举了孤岛鲁滨逊的生产、中世纪的生产、农民家庭的生产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社会生产形式，在这里没有商品生产、抽象劳动、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更不会有后来发育出来的经济范畴。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所特别列举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包含了其对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描绘。马克思论述道：“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25）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特征就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作个人消费资料，整个社会是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6）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形式和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的剖析，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非商品生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27），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从封建社会小私有制中发展而来的。随着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愈发凸显，这导致资产阶级这一剥夺者必然要被无产阶级剥夺，这便是第二个否定，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身的否定。同时，马克思指出这一否定过程需要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时代成就，然后“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8）。通过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及其所引发的必然历史趋势的研究，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阐发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使得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只能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强制地、破坏性地恢复。马克思指出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将被共产主义有计划的生产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29）。因而，共产主义社会要建立起对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精确核算和监督的体系。在对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以有计划、按比例的方式组织的，其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特征。
在对剩余价值分配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绝不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而是通过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生产，实现劳动时间的历史性缩减。在共产主义社会，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成果将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和支配，由于实行统一的社会计划与管理，且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劳动时间将“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30）。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生产才能追求真正的财富，即自由时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公有制基础上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和控制，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无限追求剩余价值而导致的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问题。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证明了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和更高阶段的按需分配。
三、剩余价值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以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案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为人类社会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剖析自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论，也是理解这一时期整体历史进程的钥匙。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似乎英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然而，20世纪俄国却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在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相继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而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有的人看来，这似乎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变迁道路相悖。例如，葛兰西就曾经叫嚷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然而，只要我们跳出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大变局，我们就能得出科学结论：剩余价值学说仍然是指引中国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
1.剩余价值学说何以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指导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绕不开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争论。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资本主义虽已有所发展，但整体上仍处于存有大量农村公社的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状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俄国未来应走向何种道路，社会各界产生了众多不同的理论观点。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论断。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工农武装有可能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一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然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反对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否定列宁主义，实质上就是否定20世纪以及21世纪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更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根本道路。那么，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中是否有其理论根据呢？他基于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所开创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是否构成了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对俄国当代价值的理论说明。
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刊发了米海洛夫斯基替马克思进行理论辩护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误解为马克思给俄国推荐解体农村公社、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误解，马克思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方面，马克思在这封书信中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论述为俄国推荐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误解进行了一一回应；另一方面马克思表达了强烈反对民粹派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公式化、教条化，并错误地运用到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俄国将其作为论证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据。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表明了他关于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主张，即不同意俄国倒向资本主义，而是强调要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道路的新发展道路（31）。
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曾致信马克思，反映了《资本论》在俄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激烈争论情况。当时，许多自称为马克思学生的人坚持认为，依据《资本论》的方法论，俄国公社注定要解体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澄清理论是非，马克思撰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这封书信的核心思想是《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仅仅是用以解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在其他非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不具有必然性。马克思特别强调，对俄国公社强制推行原始积累，本身就有悖于《资本论》的方法论。《资本论》中“原始积累”内容说的是“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32）。由此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私有制不能用马克思已有的理论作为根据。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并且明确指出了俄国存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33）径直走向科学共产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从马克思这两封书信对《资本论》方法论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夺权，不走向资本主义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3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就走出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纵观百年党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成立新中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每一个关键步伐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结出来的丰硕成果。
2.运用剩余价值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讲好两个故事：一是讲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故事，二是讲好“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故事。这一理论任务的复杂性根植于两方面现实：一方面，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迈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由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历史转折；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特殊性，它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带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鲜明特征。正是这两个维度的交织，决定了我们在讲述两个故事时，必须立足更为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35）写入党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进一步贯彻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6）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二，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全局与战略视角，系统制定并监督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必须以强有力的政府作用来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性优势，通过科学确立发展目标与时序安排，为推动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具有高度前瞻性与系统性的重要部署。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3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继承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贯彻，必然带有由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特征。这种跨越式发展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善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借助国际经济体系发展自身。在国际上，我们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仍占主导、但其内部矛盾依然交织的世界环境中，西方发达国家尚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难以获得预期的国际主义支援与合作。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市场经济等形式，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先进科技、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在国内，社会生产力水平仍需大幅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发挥民营经济及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都是基于现实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的经验，我们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概括为“跨越—巩固—再跨越”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跨越过程中，既要大踏步坚持公有制、坚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也要在一定范围内利用市场机制巩固跨越成果，以便推动更大跨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38）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过渡性的生产方式，那么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也必然具有过渡性。因此，正确评价“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把握以下要点：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以往的剥削社会是文明的。第二，资本的文明性质体现在它能够为未来更高形态的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形式。第三，相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是过时的、反动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始终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本原则，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利用，这绝非认同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科学运用市场规律的具体体现。这既保障了民营经济在法律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健康发展，又确保其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整体经济大局和社会主义根本目标，从而有效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对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可能带来的冲击。由此我们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通过市场机制激活了经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广泛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以我为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运用剩余价值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自觉防止两种片面倾向：既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不能机械照搬剩余价值学说中的某些个别结论，特别是不能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剩余价值规律简单照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并将其当作我们的基本经济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方法论，即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必须走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化的道路，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3、5、6、7、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3]伊萨克·伊里奇·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曹江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
[4]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5]杨圣明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8）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0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14）伊萨克·伊里奇·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曹江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148页。
（15）伊萨克·伊里奇·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曹江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150页。
（16）伊萨克·伊里奇·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曹江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150页。
（17）伊萨克·伊里奇·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曹江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150页。
（18）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19）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2页。
（31）参见丁堡骏：《论〈资本论〉俄国化与中国化（上）——兼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34）参见丁堡骏：《〈资本论〉当代价值的再阐释——以马克思晚年两封书信为中心》，《哲学研究》2023年第6期。
（35）《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页。
（3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5页。
（37）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6—927页。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丁堡骏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