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教授对于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一书的批评，已经有了一些年头了。只是在网络上，网络公众对此似乎没有特别大的反响。当然，也有少数评论家对此做出了个人的评价。但毕竟这似乎不是多数人都在参加的活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无法得知。
杨教授的批评主要在于，《苦难辉煌》里有很多细节并不准确。有的会议召开的地点都弄错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评论家认为，杨教授所写的《革命》与金教授所写的《苦难辉煌》，写作的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金教授的《苦难辉煌》是在让人们从大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而杨教授对《苦难辉煌》的批评，是在对历史的描述上，要求尽可能的准确，以尊重真正的历史。
金教授的《苦难辉煌》我读过，杨教授的书我没有读过。现在因为年龄的原因，也没有精力来读太过学术性的著作了。但是在这里讨论，不防设想一下有关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认可杨教授对《苦难辉煌》的一些批评都是成立的，而《苦难辉煌》中的那些缺陷和不足也确实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在这种立场上的讨论，不能说绝对公正，但也不会差得太离谱。
作为《苦难辉煌》，既然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那么当然就有必要把一些细节写得更为准确，这也才能让这部著作更能站得住脚。但是考虑到金教授著书的时代，他手边能拿到手的资料本身就比较有限，而且杨教授一直在档案馆工作，有些档案用起来是很方便的。可能金教授就缺乏这样的便利条件。当然，我们在这里假设，注意，只是假设，金教授在写作时，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使用的资料会有不够准确的缺陷。一般人也没有太多的对这个方面的考虑。另外，我们还可能假设，金教授想要尽快完成这部书的写作，想要尽快拿出来展示给读者，所以也没有时间去做十年磨一剑的功夫。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金教授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和结论，在总体上是不存在大问题的，至少不存在原则上的问题。中国革命历尽千难万苦，共产党人与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和牺牲。在革命过程中，有人叛变，有人做了逃兵，这更增加了中国革命的难度。蒋介石凶残地滥杀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也使得中国革命在近代世界史上的伟大与残酷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在革命历程中英勇无畏、信念坚定、义无反顾，慷慨赴死。这应该也是无可撼动的事实吧?那么在这些方面，这本《苦难辉煌》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这部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真实与可靠的。
杨教授曾经提出，西安事变不止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不断高涨，还有张学良在考虑东北军的处境，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苦难辉煌》里都没有提及。杨教授认为这是《苦难辉煌》的不足。不过，西安事变最根本的原因难道不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情不断高涨的必然结果吗?张学良所考虑的那些问题，固然也是事实，但是在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相比，那些问题是不是处于次要的位置，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则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主流的位置?所以《苦难辉煌》在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描述上，并不存在多大的问题。张学良考虑的问题是西安事变中的枝节问题，不是西安事变的主干。在对历史大事件的描述中，主干没有出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枝节，如果有可能，当然尽可能描述准确也是必要的。但作为次要与枝节，暂时忽略一下也没有什么太要紧的。
《苦难辉煌》的功绩在于全面、完整、历史地描述了中国革命，解说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者在这场革命中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战斗性格，以及绝不屈服的革命意志。这是主流，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要学习、要效仿的主流。这个主流如果能够得到肯定，那么其他的问题要解决起来都不是大的问题。
或许，金教授在《苦难辉煌》今后的再版中，可以参考杨教授提出的批评意见，把书中那些在细节上不够准确的内容改正过来。对《苦难辉煌》，批评是完全允许和应该的，但是因为所谓细节上面存在的问题就一棒子打死，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就有点问题了。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多著作在再版时，都可能由作者加以必要的修订。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在国内的史学界，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共党史的时候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们在细节上非常关注，做得非常细。于是这类研究者在史学界博得很多掌声。然而这类研究者所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在史料的选择上是有着自身主观意志的。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史料，他们就拿过来使用。对他们观点不利的史料，哪怕是重大事件的史料，由于不利于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视而不见。这种主观选择的结果，就是在读者们看来，这类著作中的中国革命就是一堆混乱而无序的历史事件所构成。在这些历史事件中，那些参与者、当事者都是一些名利追逐者，他们为了那么一点私利，相互倾轧，尔虞我诈，极尽各种阴谋诡计。在这一类作者心目中，中国革命成了一堆阴谋家的行为集合。这样的历史是真实的吗?或许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会有某种真实性。但是，在对中国革命总的认识上，他们把那种最关键、最核心、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加以忽略，这其中是不是有点别有用心?这样的历史研究还有所谓真实性吗?这种所谓注重细节，却怀着要企图颠覆中国革命的贼心，这样的学者，即使在研究中再注重细节，又有多大的意义?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在革命中，确实什么样的人都会参与进来。这些参与进来的人，对于参加革命，也各有不同的动机。大多数人是一心要救国。但也有一些人是要找到个人的出路。在那个旧社会，人们的观念也都受到种旧思想和旧意识的感染与影响。在革命中，什么样的思想、观念，甚至阴谋诡计都会出现。这一类情况在革命的复杂历程中并不少见。然而由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是出于公心的，是一心为革命而战斗，甚至会英勇献身的。所以这些次要的、枝节的因素不会影响革命的大局。或许《苦难辉煌》没有提及这些次要的与枝节的细节，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判断。
客观地说，杨教授对《苦难辉煌》的批评是很有意义的。任何著作，都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都需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相信金教授也会有这种接受批评的胸怀。还是那句话，批评是必要的，但批评不等于要绝杀。批评是要与人为善。相信杨教授也一定出于这样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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