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 第八十六讲(上)
导 语2025年11月7日，刚刚当选日本首相十余日的高市早苗，在国会质询中公然宣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暴露其武力介入中国内政的野心。2026年1月23日，高市早苗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其所在自民党获得316席（日本众议院一共465席），创下该党1955年创党以来在众议院选举中的最佳战绩，也是战后日本单一政党首次获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极大巩固了高市早苗的权力。这不禁引人忧虑：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右翼会把中日关系带往何处？军国主义是否正在复兴当中？
今天推送的这篇讲座整理稿将我们的思考带入历史的脉络当中。刘江永老师以钓鱼岛归属的历史考证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为我们呈现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变迁。根据明代史料，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和琉球国的边界，本与日本无关；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也是中琉两国共识。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5年窃占台湾以及钓鱼岛等附属岛屿……中国人民数十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但属于中国的土地却没有回到中国人民手中。二战后，美国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日本本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接管日本之后，选择保留天皇制，并扶持军国主义份子上台。败退台湾、躲避在美国羽荫下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亮爪牙于内，实行白色恐怖，雇佣日本战犯组成“白团”来训练军队，妄想“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摇尾献媚于外，对于美日违背国际法，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行为不置一词，漠然无视进步学生的抗议。正是这一冷战结构，使得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迁延至今。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依旧在编造谎言，愚弄民众，借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来渲染中国威胁，为扩张军备、干涉中国内政的军国主义方案提供合法性。
八十一前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今天的中国人民更不怕历史的沉渣泛起。本次讲座中，刘江永老师不知疲倦地讲授了两个多小时，详细考证每一条佐证钓鱼岛列岛归属中国的历史铁证，他治学的严谨态度与呼吁和平的热忱感染了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听众，大家踊跃提问，积极讨论，直至深夜。虽然时逢深秋，北风乍寒，但参与本次讲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团结与正义所带来的热情。希望读者朋友也能感受到这一份力量与感动。
本次讲座时间为2025年11月8日，因此文中提到的今年均指2025年。因讲座整理稿全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推送，本次推送的是上篇。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前往B站查看完整版录屏。
主讲人｜刘江永，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曾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可持续安全理论、日本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2007年人民出版社）《中日关系二十讲》（2012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可持续安全论》（201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2016年人民出版社）等。
文字整理&校对 | 侯农 康康 童话 王玉璐 贾克 非文 嘎嘎
责编｜侯雨
审核 | 刘江永 陈美霞
后台排版｜净怡
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琉球馆完成了著作《指南广义》，其中的《海岛图》以图书版面的框线区分了中国（右侧）和琉球（左侧），钓鱼台属于中国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非常感谢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年轻的朋友们为我提供今天的讲座平台，给大家做一场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启蒙讲堂。同时，也对今天晚上在线的100多位听众表示衷心的敬意，大家牺牲自己周末的休息时间，共同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进行交流，何等难能可贵。我从心底里，对大家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中日关系深受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的影响。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多个场合就此问题向中方表示了所谓的“严重关切”。长期以来，钓鱼岛归属问题在中日之间一直被“搁置”，没有得到对话澄清，似乎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然而事实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立场是明确且一贯的。所谓的“归属争议”，不过是日方单方面持有不同看法，才导致分歧延续至今。
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作对，因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距离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殖民统治台湾已经过去了130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是为了中日两国的持久和平，以及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
有这样一个初衷和共识，我们就可以理性地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否则，可能有些人就会误解，似乎我们一讲钓鱼岛归属问题，老百姓就要上街游行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不是“五四运动”之前的段祺瑞政府，也不是清末腐败政府。今天，我们的国家如此强大，如此自信，所以我们对群众也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第一，我们相信真理；第二，我们相信群众。
同时，我也向大家报告，前天【编者注：2025年11月6日】我收到了东方出版社东京分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我的专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日文版译著。这本书的中文版是2016年9月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20年荣获中国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等奖（人文社会科学）。这为我今天的讲座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也得到了台湾很多有识之士的鼓励和支持，在此我也一并表示感谢！
《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封面
图片来源：钓鱼岛网站www.diaoyudao.org.cn
近十多年来，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认知争议已经成为影响中日政治关系和两国民间感情的首要问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曾就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与共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就不承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以及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
21世纪以来，日方不断采取单方面措施，企图实际控岛，甚至在2012年决定政府购岛，实现所谓的“国有化”。这就使这个局部问题开始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全局。要了解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内在的发展逻辑，就需要了解钓鱼岛问题相关的历史、现实与法律问题。所以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第一，了解钓鱼岛归属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二，冲绳县原是琉球国，且不包括钓鱼岛；
第三，中国史料证据，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第四，琉球国的相关文献，证明钓鱼岛航线是中国传授给琉球的；
第五，日本官方文献、地图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这是今天的重点；
第六，日本在历史上是如何窃占钓鱼岛的；
第七，从国际法看战后的钓鱼岛归属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专业但极其重要的问题；
第八，日方所谓的“证据”不成立的原因。
一、澄清钓鱼岛归属问题的重要意义
2023年10月，日本一家所谓的民间团体——“言论NPO”（其背后实际上是外务省支持的），和中国国际传媒集团做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2.2%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印象。2025年10月又有新的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公布。我认为，统计结果不会有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日本老百姓对中国没有好印象？据2023年日方调查显示，57.2%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不时在所谓尖阁诸岛周边侵犯日本领海和领空”，这个原因占据首位。可想而知，过去搁置的争议问题，现在已成为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的首要原因。日本民众不愿访问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支持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等，这些强硬的错误立场其实都与日本官方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进行的单方面洗脑，以及制造的信息茧房有关。
2023年10月，日本言论NPO民调结果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尽管我们对钓鱼岛主权有相当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理依据，但如果我们不进行必要的澄清，有理不讲，只凭拳头，这肯定是不行的，也不符合中国“以德服人”的传统文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以理服人，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只讲理而没有实力是要吃大亏的。这方面，我们有历史教训，这里就不展开了。
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023年日本43.6%的受访者选择了“有围绕领土的对立（尖阁诸岛问题）”【编者注：日本所谓的尖阁诸岛即是钓鱼岛，下文有详细说明】。日本政府说没有领土问题，但实际上日本公众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选择这个因素的受访者人数占第一位，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十多年了。
与此同时，39.5%的中国受访者也认为，“围绕领土的对立（钓鱼岛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也占第一位。相信今天参会的朋友对这一点也深有感触。钓鱼岛归属认知是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当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就会更加理性，这对关心祖国领土完整以及中日两国持久和平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课。
2023年10月，日本言论NPO民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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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钓鱼岛列岛地处中国东海大陆架边缘地带，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中国台湾省的宜兰县。之所以说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是因为在台湾省的历史上，它是由清政府授权、由噶玛兰厅管辖的海上无人岛，而噶玛兰厅就是现在的台湾省宜兰县。如果离开中国明清两代拥有钓鱼岛的历史证据而主张钓鱼台列屿属于台湾则将是无本之木，因而台湾岛内保钓促统的乡亲朋友们也非常重视对祖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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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还展示了钓鱼岛以及它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黄尾屿。再往东约110公里就是赤尾屿，它们都在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浅颜色的部分。钓鱼岛周边水深约150到180米。再往东南，海水逐渐加深，历史上叫“黑水沟”，水深能达到2700米左右。
从历史上来看，钓鱼岛列岛和琉球群岛（冲绳）在地理上有明确的分界。日本把钓鱼岛叫“尖阁诸岛”，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捏造的名字，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900年，日本学者黑岩恒到这些岛屿去考察，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岛屿总称叫什么名字，所以就临时给它取了一个所谓“尖阁列岛”的名字，但未含赤尾屿。而在此之前，日本官方文献和地图上白纸黑字写的是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后来日方篡改岛名，把钓鱼岛改为“鱼钓岛”，黄鱼屿改为“久场岛”，但篡改孩子的姓氏不足以改变其本身的DNA，因为它确属中国的固有领土。
2012年9月以后，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及其相关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海上执法巡航。由于日本认为钓鱼岛列岛是他们的固有领土，因此认为中方此举是对他们领海的“侵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相当错误、相当危险的。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它增加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为日本右翼势力上台及上台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打下了舆论基础。第二，从法理上讲，如果认定对方国家对本国领海不断入侵，那么对于入侵者是可以实行自卫权的。虽然目前中日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但从逻辑上讲，未来中日之间存在发生冲突的重大风险。如果日方认为其实力和时机成熟了，就有可能在钓鱼岛海域对中方采取行动，这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是日本的一张图，标明了钓鱼岛相关海域面积。日本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其实久场岛在琉球群岛的另一个地方——庆良间列岛，日方完全是移花接木的套用。该图显示，钓鱼岛列岛领海及毗连区海域面积超过东京都与神奈川县面积的总和，达4740平方公里。另外，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就会以钓鱼岛为中心划定直径4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切割中国的大陆架。400海里是什么概念呢？大约是740公里，而从北京到上海约为1000公里。这样划定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甚至比日本的本土面积还要大。在专属经济区内，别的国家是不能去科考、捕鱼、开采海峡资源的，所以钓鱼岛归属不仅仅是领土主权认知争议，还涉及到资源开发、海洋安全以及民族尊严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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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钓鱼岛，我们国家的正式文件表述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个表述不是一个固定名词，我讲的“钓鱼岛列岛”是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学词典》中就有“钓鱼岛列岛”这个词条。
列岛和群岛有所不同，群岛是在一起比较近的几个岛屿，而列岛是群岛的一种形式，它们之间有的相隔100多公里，并构成群岛的组成部分，所以称钓鱼岛为列岛相当符合地理学概念。
中国台湾省根据古代文献，把钓鱼岛叫“钓鱼台”“钓鱼屿”，前者是中国古代民间的叫法，后者多见于古代的官方文件，这在明清两代文献中都有记载，所以台湾同胞这样表述并不为错。不过，两岸统一之后，我认为应该统一称作“钓鱼岛”。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版图上至少有五个地方叫“钓鱼台”，比如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福建闽侯钓鱼台等，所以为避免混淆，叫钓鱼岛更好。称为“钓鱼屿”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地理学上，“屿”是指小岛，而钓鱼岛不能叫小岛。它长约3641米，宽约1905米，面积约为3.91平方千米，大概相当于55个足球场那么大，比摩纳哥（2.02平方千米）的面积还大，最高海拔362米，怎么能算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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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2019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研社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一个简版，体量是中文著作的一半左右。今年（2025年）7月又出版了日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在东京的分支机构东方出版社出版。翻译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也是一种再创作。这本书的日文版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日语专家姜弘老师主持翻译的，并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翻译校对。我认为这是一本质量很高的学术译作。
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物理学家、曾任“台湾钓鱼台光复会”理事长的刘源俊教授于2018年8月30日为本书写了一个评介（见下图），给了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我第一次公开这一评介。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因为现在我可以向刘源俊校长报告，我没有辜负他的鼓励和期待。
他在评介中写到：“过去多年，我搜集了不少有关钓鱼台列屿问题的书籍。2017年6月，因到清华大学拜访刘江永教授（并在图书馆讲演），承他赠送大作，才发现它毫无疑问是迄今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最好的著作。大作态度客观，引据周详，内容丰富，说理清晰，实为难得。进一步了解，知道是作者30多年来的心血结晶。”
刘源俊校长还期望本书的英文版及日文版早日上市。这些话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也是一个新的任务。2019年出版了英文版，但日文版还没有出，所以当时我没有办法向刘校长汇报。非常巧，前天【编者注：2025年11月6日】，我刚刚收到从日本寄来的样书，所以我也可以在此向刘源俊校长汇报，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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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国内研究日本问题的机构，或是讲授日语的学校，如果方便，可以和我联系，我会向你们赠书。这部书在日本没有上亚马逊网购，原因大家也都清楚。这部书在日本售价比较高，比同体量的书大概贵两到三倍，这是由它的学术价值，而非它的篇幅所决定的。
二、冲绳县原是琉球国且不含钓鱼岛
这一点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常识。2016年，日本内阁官方委托的研究报告也承认，钓鱼岛不是古代琉球国（冲绳县）的岛屿，我认为这一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我将研究报告的原文翻译如下：
古代琉球时期，北端的奄美大岛、南端的波照间岛、东端的冲绳岛、西端的与那国岛是其范围，没有包括无人的大东诸岛和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毋庸赘言，在近代之前，‘尖阁诸岛’不是琉球的，也不是琉球以外任何人的。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原文在“尖阁诸岛”处竟然画了一个引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还没有“尖阁诸岛”之说。同时这个结论的提出者是琉球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如果不写下面“也不是琉球以外任何人的”这句话，不把它认定为一个“无主地”，那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把这个报告公布在网上。
这位琉球的学者是有良心的，因为没有任何琉球国的文献提到钓鱼岛在历史上属于琉球，所以他也不能捏造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事实上，冲绳县1872年以前是有约500年历史的琉球国，也叫琉球王国。它根本不是所谓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岛也不是琉球国的一部分。如今日本政府却硬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完全不合逻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日方改变不了，只能越抹越黑。
钓鱼岛列岛从明朝起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和海防图。1372年（明朝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出使琉球的中山国。那时琉球尚未统一，所谓琉球，是包括那霸和冲绳本岛上的三个小国。一个叫中山国，一个叫山北国，一个叫山南国，它们各自称王，其中的中山王实力最强。所以在琉球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时候，如今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像八重山和宫古诸岛还是一片荒野的时候，中国就派出册封使去册封琉球国王了。
同年，琉球的中山王察度便派遣使臣也就是他的弟弟泰期到中国朝贡，从此确立了中琉两国的封藩关系。中国册封中山王，中山王向中国派使臣朝贡，在琉球取得了正统的统治地位。大约100年之后，琉球的三个国家发生冲突，明朝政府出面调停，最后言和并实现琉球统一。
所以对于琉球来说，中国从来没有欺负过它，也从来没有占领过琉球的任何一个岛屿，相反还促进了琉球的统一、琉球文明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和亚洲地区、世界各国的通商贸易。那个时候，琉球称自己是“万国津梁”。实际上，它本身没有多少生产力，而是利用海上优势，与中国、菲律宾、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等进行各种各样的物质交换，成为贸易上的“万国津梁”。
下图展示的是1372年到1879年的中日琉三国关系。早期，美国还未进入到西太平洋地区。1872年，琉球国被日本吞并，沦为“琉球藩”。中国在1840年以后已经衰落，且在1872年前后面临着海陆两面危机。在陆地上，包括伊犁地区在内的地方，遭到了来自中亚和沙俄的蚕食，特别是中亚的阿古伯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扩张。当时日本看到清政府腹背受敌，就趁机出手扩张，首先占领琉球，并于1879年把琉球藩改成了今天所谓的冲绳县。实际上，中国清政府并没有承认日本的这一做法和决定，只是由于甲午战争战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直到现在。
琉球国的历史与中美日三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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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到1879年之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主要指中美日琉四国关系——出现了变化。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涂黑漆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史称“黑船事件”。美日两国在神奈川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日本从此放弃闭关锁国政策。
此时美国力量介入东亚，但琉球并没有灭亡，维系了“中日美琉四国关系”的基本格局。1854年后琉球国与美国、法国之间还签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贸易协定和条约。到了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东亚地区才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伴随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日本霸占琉球国之后的对外扩张，中国台湾省的无人岛成为日本染指的对象。最终，日本是在甲午战争背景下窃占钓鱼岛并对台湾全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认为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问题是1895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历史并不长。
三、中国史料证据：钓鱼岛属于中国
关于通过中国史料证据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问题，在讲座开始前播放的视频中已经有了很多展示，所以就不再一一重复。我主要选择其中几个重要的史料证据与大家分享。
1.陈侃《使琉球录》
下图是1543年明朝第12次册封使陈侃所撰的《使琉球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有关记载：“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古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琉球继位国王尚清派迎接使蔡廷美（三十六姓福建人后裔）等人到福州迎接陈侃的琉球人。
陈侃的《使琉球录》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陈侃的《使琉球录》是现存最早的明朝赴琉球的册封使述职报告。实际上，在陈侃之前，明朝对琉球的册封活动就达十余次。遗憾的是，根据陈侃所撰的《使琉球录》记载，此前册封使撰写的历史资料毁于礼部的一场大火（礼部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和外交部的职能，相关档案在礼部存放）。陈侃前往琉球是亲自考察，重新开始记录册封过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实际上，郑和不仅下西洋，还曾想出使琉球或日本，即赴“东西二洋”。古代以文莱为界，往北是东洋，往西就是西洋。遗憾的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关系并不融洽，事实上没能访日。我们也未看到郑和下西洋的墨宝以及他撰写的重要文献。我猜测，这些文献可能都是在同一场火灾中被焚毁而失传了。这太遗憾了！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留下的这些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2.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
下图是1562年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所撰的《重编使琉球录》，郭汝霖是继陈侃之后的明朝册封使。他在《重编使琉球录》里明确提到了“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用现在的话讲，我们的赤尾屿就是现在中国在海上最东端的国界“地标”。这里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他作为册封使写在述职报告中十分重要的证据。而且郭汝霖非常敬业，他是江西人，在他成功完成册封任务归来之后，嘉靖皇帝封赏他并让他留在北京做官，负责修建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城。
1562年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撰《重编使琉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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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是明清两代琉球人沿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的登陆地。古代琉球人来中国进贡时，从海上经过钓鱼岛，到福州后再经过九曲河、武夷山到达杭州，然后从杭州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有的地方可能水陆兼程，比如经过山东济宁等地，前后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至少也需要三、四个月。如果夏天出发，冬天才能到达北京，而到达北京的码头就是张家湾码头。
郭汝霖不仅完成了册封使的使命，而且为了给后来朝贡的琉球人提供方便，还专门修建了张家湾这样一个城池。现在张家湾城还在复原修缮中，琉球的一些重要使臣，包括林世功，都被安葬在张家湾的琉球墓地。如今，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到北京访问期间，还曾专程到张家湾琉球墓慰灵，缅怀对中琉两国历史交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琉球故人，说明他们至今仍被琉球人铭记在心。
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地农民可能并不了解这些琉球墓主的真实身份，加之琉球被日本占领后，有的琉球人也取了日本名字，所以当地老百姓以为这是日本人的墓地，就把它们毁掉了。现在，张家湾的琉球墓遗址得到了国家的保护。目前仅存发现了王大业墓碑，他是最后一位埋在琉球墓地的琉球使者。我认为，郭汝霖的历史贡献应该得到史学界以及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认可，并且把张家湾城遗址修建好。
3.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下图是清朝册封副使徐葆光撰写的《中山传信录》中收录的一幅海上针路图。上面的红线是我画的，其右边是中国，左边是琉球。我们可以看到，从福建出来，经过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到久米岛（古称古米岛）之后，才是琉球的岛屿。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的海上针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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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葆光的这本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相关信息。例如，其中提供了对琉球国的介绍，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日文后才了解琉球。所以我们说徐葆光的贡献也很大，如今在日本冲绳县首里城瑞泉门前的龙樋泉旁，竖立着一块徐葆光于康熙己亥年（1719年）冬至题写的“中山第一”碑，这是徐葆光册封琉球中山王时题写的墨宝。
4.黄叔璥《台海使槎录》
我们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归中国台湾省管辖的呢？1722年，中国清政府视察台湾的钦差大臣黄叔璥，在他被任命的第二年便到台湾视察。他在《台海使槎录》中，把钓鱼岛记载为台湾东北岛屿。作为清朝的钦差大臣，他在这本著作中将钓鱼岛写进了台湾的海防范围。
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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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写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艘。”这段话非常重要。“山后”之“山”指台湾岛（岛有时被称为海山），台湾在大陆人眼里是海上的一座高山。从中国大陆来看，台湾花莲一带是东海岸，这是“山后大洋”的范围，其北边有岛叫钓鱼台，有一个可以停泊十余艘古代大船的天然港口“顺风港”【编者注：顺风港是2012年9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海洋局、民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命名的中国钓鱼岛西部地理实体标准名称。】，他是知道这个地方的。
确实无疑，在钓鱼岛面向中国大陆方向有一个长约三十米、宽约八九米的天然凹陷，先民们曾经在这个基础上加以修凿，成为一个可以停泊十多艘大木船的港口。现在在地理上，这个港口叫顺风港，而在1722年时，日本根本不太了解整个琉球群岛。
5.齐鲲《航海八咏》
在徐葆光之后，清朝福建出身的第一位册封正使——齐鲲（1776－1820年），在海上经钓鱼岛列岛赴琉球国途中曾作诗《航海八咏》，准确生动地记载了钓鱼台、赤尾屿，并对中琉海上岛屿归属、分界做了明确记载。
齐鲲是福州人，从小就知道琉球的事情，而且也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在前往琉球册封时，有时在海上大概要七天才能到达对岸，所以他就用这段时间作诗。其中他就琉球的“姑米山”（久米岛）写道：“姑米山（此山入琉球界）。忽睹流虬状，西来第一山，半天峰断续，八岭路迴环，海雾微茫里，船风瞬息间，球人欣指点，到此即乡关。”其中“球人”就是琉球人，一看到姑米山，就知道到家了，他是用诗的形式来表现中琉两国海上分界的。
6.蒋友仁《坤舆全图》
1744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是一个擅长建筑和绘画的人才。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他受清政府委托，参考西洋的世界地图和徐葆光的琉球三十六岛图等，对康熙年间的《皇国舆图》（舆图即国界地图）做了增补，并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绘成《坤舆全图》，作为乾隆皇帝50岁寿辰的寿礼敬献。
这幅地图得到乾隆帝的高度重视和欣赏，又让他继续绘制一幅，并请宫内的书法家在地图中写上中国的岛名。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台湾东北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分别按中国闽浙一带发音写为“好鱼須”“懽未須”“車未須”。
蒋友仁《坤舆全图》中关于钓鱼岛列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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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史料证据
1863年中国的《大清一统舆图》记载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日本海军省1875年完成的《清国沿海诸省》地图曾以此为据，将钓鱼岛列岛画入中国版图。
《大清一统舆图》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1871年中国的《重纂福建通志》一书，将钓鱼台作为噶玛兰厅（即台湾省宜兰县）的一部分记载。这部著作是根据我刚才提到的1722年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抄来的，只不过抄错了一个字。也可能因为雕版有疏漏，“可泊大船十余艘”多了一撇，写成了“千艘”，所以日本人就认为是假的——钓鱼台哪能容纳千艘船停泊？这肯定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要对这些问题加以考证，一直到追溯到1722年的黄叔璥，发现他在《台海使槎录》中记载的是“十余艘”。总之，这是一个笔误，并不影响我们认为钓鱼岛属于噶玛兰厅的记载。噶玛兰厅就是现在的台湾省宜兰县，我们之所以说钓鱼台属于台湾省的宜兰县，就是根据这些中国的史书来论证的。
1871年中国《重纂福建通志》书影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四、琉球国文献：钓鱼岛航线
是中国传授给琉球的
有些日本学者认为，琉球到中国进贡了200多次，而中国大陆到琉球才进行了20多次册封，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他们就认为琉球人更了解钓鱼岛，是琉球人最先发现钓鱼岛的。这完全是一派谎言、主观臆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琉球馆完成了一部非常重要著作《指南广义》。它记载了14条往返中琉之间的海上航线，其中包括中国人传授给琉球人的钓鱼岛海路。下图是程顺则《指南广义》一书中的“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其文字不多，但可以说是字字珠玑。这是一篇关于钓鱼岛海上航线来历的始末考证，包括这些航海针本是从哪里来的，都写得很清楚。
程顺则《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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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程顺则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
封舟至中山，其主掌罗经舵工，闽之婆心人也。将航海针法一本，内画牵星，及水势、山形各图，传授本国舵工，并告知曰：此本系前朝永乐元年，差官郑和、李凯、杨敏等前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谕各国，续因纳贡累累，恐往返海上针路不定，致有差错，乃广询博采。凡关系过洋要诀，一一开载，以作舟师准绳。今琉球修贡，海道须知。宜将此卷留心细勘，自能用之不穷，惟是旧本相沿日久，或有传讹，应以有心者，系互考订，汇集成书。以涉大川，不无少补云。
其中还强调，“洪武二十五年，遣闽人三十六姓，至中山。内有善操舟者，其所传针本，缘年代久远，多残缺失次，今仅采其一二，以示不忘本之意。”
程顺则《指南广义》里的这篇考据写得非常好，准确回答了究竟是谁最先发现、利用和熟知钓鱼岛海上航线的，因而极为重要。他在里面明确记载，早在明朝的洪武二十五年——遥远的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福州、漳州的三十六姓家人去琉球国落地生根。文中提到的“有善操舟者”都是什么人呢？就是福建漳州人。他们从小善于在海上闯荡，大部分是船工。朱元璋此举是由于此前渡海来中国朝贡的琉球人不识海路，经常因风浪而迷航。三十六姓赴琉球就是要他们帮助琉球人平安渡海，把钓鱼岛列岛海上航线传授给琉球人。还有一部分人是教四书五经的先生，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传授给琉球人。程顺则的这一历史记载，也成为中琉两国之间的一段历史佳话。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两张图片上的文字：“以上四条封舟针本抄”和“以上十条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抄”。也就是说，据《指南广义》记载，有四条钓鱼岛航线是抄自中国册封舟针簿；有十条是抄自“三十六姓”（1392年）所传针本。这充分说明中国先于琉球人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
程顺则《指南广义》书影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下面这张图是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所绘《海岛图》，将赤尾屿和古米山作为中琉之间的分界。赤尾屿、黄尾屿、钓鱼台等画在右侧（中国）一页，而古米山（久米岛）及其以东的马齿山（庆良间诸岛）、琉球中山等琉球岛屿则画在左侧（琉球）一页。
程顺则《指南广义》中的《海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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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徐葆光是奉旨担任册封琉球的大使，他比程顺则大概小七八岁的样子。当时，他在琉球等风，因为有风来了，他才能乘帆船回中国大陆。在那期间，大概9个月左右，他考察了琉球周边的一些岛屿，参考了琉球国王提供给他一些文献和程顺则写的这本《指南广义》。
徐葆光也是很遵守学术规范的，他在指出海上航线时明确记载“《指南广义》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下是引文。可见当时中琉两国的政府官员在地理考证方面有合作，这个对我们现在了解钓鱼岛归属有极大的帮助。
五、日本官方文献、地图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
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为换取中国清政府同意日本吞并琉球国，曾表示可以把宫古和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但要求中国承认冲绳本岛及其以北诸岛归日本，这样就把琉球一分为二给分割了。下面这个图就是日本外务省提供给中方有关宫古、巴重山群岛的所有岛屿名称，其中并未含中国的钓鱼岛。为什么呢？因为在1880年日本就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所以不能划在琉球国的岛屿里面。
日本外务省提交给中方的宫古和八重山群岛中，
并未含中国的钓鱼岛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当时清政府为什么没有接受日本这个提议呢？因为日本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让中国没有办法接受的条件：日方要求中方修订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同意日本单方面享受类似当时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在中国的贸易特权。也就是说，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诡称，琉球“废藩置县”只是日本的所谓“内政改革”，拒绝接受清政府的反对。日方提出中方难以接受的条件与中方谈判的目的，就是为把谈判破裂归咎于中方，最终按既定方案霸占整个琉球。
我们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愿意向中国称臣、不愿意接受清政府册封的日本，看到大清被一群猎狗咬得遍体鳞伤，就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给中国最后一击，所以就先把中国外围的琉球和朝鲜半岛都占走了，从而把台湾也切割了。这种对外蚕食扩张行为一直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妄图独霸中国。
所以历史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然而，从1874年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到1894年甲午战争，再到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右翼当道的政府对这些侵略扩张的历史并没有正确认识，从而也就没有深刻的反省。所以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归属问题上，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有正确认识。可是日本还有广大民众，还有年轻的一代，需要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以免他们被右翼势力洗脑和裹挟，成为新时代的反华力量。
钓鱼岛问题涉及历史、领土主权、民族尊严，也涉及经济、海洋权益，更涉及两国未来是战是和，所以绝非局部小事。日本政府声称这些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前二十年，日本官方的文献、地图和导表都清清楚楚地认定钓鱼岛列岛是属于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当时只是无人岛，根本不是所谓的“无主地”，无人岛并不等于无主地。下面我们来看相关证据。
1.证据之一：1873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所编《台湾水路志》，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台湾岛屿。因岛屿的汉字名称是按英语发音翻译记载的并有舛误，故难以辨别。
《台湾水路志》是以英文相关文献编译而成的。为什么日本海军要编《台湾水路志》呢？那是因为在1874年之前，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就策划占据台湾。他们利用1871年琉球人在台湾遇害所谓“牡丹社事件”，于1874年第一次发兵台湾。日本海军省编纂的《台湾水路志》的目的就是为日本发兵台湾做情报汇编，其中便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台湾岛屿。但因为岛屿的汉字名称是根据英文发音来翻译的，而且有些岛名最初就被搞混了，所以在翻译成日文的时候也就只能张冠李戴了。长期以来，这些文献中岛屿记载的真相没有被发现。
如下图所示，图上第三列出现的“尖阁岛”实际上指的是花瓶屿，第四列又出现的“尖阁岛”其实指的是南小岛和北小岛，而“甫亚宾斯岛”就是钓鱼岛，“地亚乌斯岛”即黄尾屿，“刺例字岩”即赤尾屿。这些均为台湾的附属岛屿。那“甫亚宾斯岛”和“地亚乌斯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因为它们的闽南话发音很接近钓鱼岛和黄尾屿。日本把岛屿名称标注成这样，后人显然是看不出来的。
1873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译的《台湾水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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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是根据《台湾水路志》记载的岛屿经纬度判断出来的。尽管岛屿的名称被日方文献张冠李戴，但我把这些岛屿的经纬度做了对比，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所谓的“甫亚宾斯岛”就是钓鱼岛，这个岛所在的经纬度就是钓鱼岛的经纬度。因为《台湾水路志》是根据英文相关文献编译而成的，所以我也找到了一些英国海军的文献史料，比如《萨玛朗号航海记 1843-46》的记载核对。这个我会在证据之三中给大家看。
这里不得不提一点题外话：日本的有些学者，虽然跟我们的立场不同，但他们做研究时的认真细致、抠细节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之所以经常靠捏造的不实之词蒙骗中国人，其实有时候就是欺负我们一些人不读书，欺负我们不认真细致阅读原始文献。所以，他们把这些文献拿出来给我们“上眼药”，弄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让一些中国人心里慌慌的，感觉对方好像有真很多证据似的，其实不然。当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来做这些细致的研究，但是作为学者来说，确实要仔细地来研读一些史料。
1873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译的《台湾水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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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据之二：日本明治政府关于钓鱼岛的认识主要来自英国和中国的文献与地图资料。例如，1816年英国海路图的岛表中早就记载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
如下图所示，在1816年英国的海路图上附有岛表，它就记载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大家注意看，上面写的“TAI.WAN,or Formosa”。“Formosa”是葡萄牙语“美丽岛”的意思，中文音译为福摩萨，就是指台湾。表中的“Hoapin-su”即指钓鱼岛、“Tiaoyu-su”即指黄尾屿、“Broushton’s Rock”即赤尾屿，都有记载其经纬度。因为它们是台湾与琉球分界的“地标”，所以尽管是无人岛，但也做了详细标注。
1816年英国海路图岛表记载钓鱼岛属于
中国台湾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3.证据之三：184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的《萨玛朗号航海记 1843-46》(Narrative of the vovage of H.M.S.Samarang,during the years 1843-46)，也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的东北岛屿。
《萨玛朗号航海记》是英国海军在实地考察之后写的书，它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的东北岛屿。下图所示的左边是地图，右边是英文原文，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自行阅读。
184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的《萨玛朗号航海记》，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东北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4.证据之四：1875年日本海军省水路寮海军大佐柳楢悦等所绘《清国沿海诸省》图，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的东北岛屿。
当时的日本海军省水路寮（后改称水路部），即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前身。其海军大佐柳楢悦组织绘制了《清国沿海诸省》图，这个图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省东北岛屿。这是日本官方从1873年到1895年一直认定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台湾岛屿的最重要的地图之一。
1875年日本海军大佐柳楢悦等所绘《清国沿海诸省》图，把钓鱼岛列岛记载为中国台湾的东北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这个地图画得特别棒，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画得最详细、最准确的一幅相关地图。这个地图只有一份手绘的，没有印制，可以认为是当时日本为入侵台湾甚至向中国大陆沿海扩张的军用地图。1874年日本出兵占据台湾后又对照实地对该图加以完善。
我认为，这个地图很可能是当时日本人把英国的相关地图放在一个透明窗户或玻璃上拓下来的，然后又参照中国地图的汉字岛名写上去，这样就比原先英国地图上的那些错误地名表述得更精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或英国的同类地图上均无北京这部分局部图，而这张地图的左边中部有个红色区域，这可不是印章，而是目前北京市二环以内的全图，它甚至把颐和园的昆明湖都画上了，可见画得相当详细。这或许透露出日本海军绘制这份《清国沿海诸省》图的最终战略目标是锁定和占领中国大清的首都——北京。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放大的这幅图。如图所示，它把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的中国原有岛名都标出来了。所以，哪有什么现在日本地图上标注的“鱼钓岛”“久场岛”，这些岛名都是日本后来篡改的。
1875年日本海军省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彩图（局部），标出了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台湾附属岛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下面这幅图是《清国沿海诸省》图的说明，就像一本书的序一样。这个说明是海军大作柳楢悦用中文写的。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某些官方文献、碑文都是用中文撰写的。这份说明写明了《清国沿海诸省》图是根据英国和中国的地图来绘制的。
《清国沿海诸省》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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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这幅地图的准确性，日本政府还要求外务省最终核实确认并公示。下面这张图就是日本外务省河野雪厳确认后附上的一个证明。因为他参加过1871年中日两国的条约谈判，所以就指出了地图上的一个问题——没有画海南岛和淡水港，并要求修改。这就是这幅地图的左下角为何拐了个弯儿的原因。
日本外务省确认的证明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后来，这幅地图在修订之后公开出版了，但是它把钓鱼岛这个地方的岛名改成了“和平山”，做了手脚，造成后人的困惑，这其中也包括日本人，他们也受其误导和影响。所以我们要正本清源，就要看他们的第一幅原图是怎么画的。
前面我之所以说《清国沿海诸省》图疑似是根据英国的地图拓下来的，是因为我找到并对比了1867年英国的《中国沿海（东部：中国通往日本）》（Coast of China between Formosa Island & Pi-Chi-Li Gulf : [Eastern passages to China and Japan] ）图。
1867年英国的《中国沿海（东部：中国通往日本）》图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大家看这幅英国原版图是不是跟《清国沿海诸省》图长得有点像？这幅图将钓鱼岛列岛标注在中国境内，而把包括八重山群岛及宫古群岛在内的所有琉球国岛屿全部排除在地图边界之外，并在中国的赤尾屿和琉球国的久米岛之间用一条黑线隔开，也含有海上边界认定的含义。
6.证据之六：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纂的《支那海水路志》中，台湾岛及台湾东北诸岛的岛表也包括钓鱼岛和赤尾屿。
1892年，离甲午战争还有两年，日本海军省编纂了《支那海水路志》。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不仅要打台湾，还准备跟中国清政府开战，所以他们编纂《支那水路志》就是为战争做准备。
下图就是日本绘制的有关台湾及东北诸岛的岛表。虽然台湾岛有那么多附属岛屿，但这个岛表上偏偏只标注了钓鱼岛和赤尾屿等几个岛屿的名称和经纬度。为什么其他岛屿没有被画出来呢？因为这几个岛屿是海上的地标，是台湾东北诸岛的边界。所以说这个时候，即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很清楚钓鱼岛完全属于中国，是中国台湾东北的无人岛。
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纂的《支那海水路志》中，台湾岛及台湾东北诸岛的岛表也包括钓鱼岛和赤尾屿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7.证据之七：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纂的《南岛水路志》并未把钓鱼岛列入琉球群岛，而是列入中国香港至琉球的航路之中。
《南岛水路志》中明确写道：“从所谓明人【作者注：中国明朝人】之称为花瓶、彭家山、钓鱼台、黄尾、赤尾等诸小屿以北航行后，取久米岛，转舵向东，经该岛北或南，再经庆良间诸岛北或南，便可到那霸。”
这是日本官方文献首次明确提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是中国明朝命名的，并且与花瓶屿、彭佳屿等台湾岛屿一并作为中方岛屿的记载。
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编纂的《南岛水路志》
有关记载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8.证据之八：1894年3月，即甲午战争前4个多月发行的日本《冲绳县管内全图 琉球全国》，清楚地显示了古代琉球国的范围。其中不仅均未载入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还以弧形边界线把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所处位置隔开。
《冲绳县管内全图 琉球全国》是经过当时日本陆军省批准的，也就是说这幅图是经过官方正式批准出版的地图。它不仅未载入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还把琉球国改成了日本的冲绳县管辖范围的全图。
1894年发行的日本《冲绳县管内全图 琉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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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5月，也就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将该图修订再版。原有的台湾和琉球之间的海上边界画法未变，而且在琉球群岛西侧保留了原有说明：“大隅诸岛及琉球诸岛之纵九州，显示出与支那台湾岛相连续的态势。”该图仍把钓鱼岛列岛及相关海域排除在冲绳以外。
1895年日本修订再版后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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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究竟是怎么占领钓鱼岛的呢？是伊藤博文内阁在甲午战争中，于1895年1月21日秘密决定由冲绳县管辖钓鱼岛和黄尾屿的。这个时候日本并没有“尖阁诸岛”这一钓鱼岛列岛的统称，因此并不存在日本在《马关条约》签署前将所谓“尖阁诸岛”纳入日本版图的任何证据。因为是秘密决定，连当时日本地图绘制者都不知此事，所以还是把钓鱼岛划在琉球以外。在整个过程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日本当事人留下的历史证言：钓鱼岛确属中国。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1891年，曾在钓鱼岛偷猎的日本熊本县人井泽弥喜太的长女井泽真伎，于1972年1月8日撰写了一份证言。其中明确指出：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最先发现钓鱼岛纯属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并且强调日本应将钓鱼岛归还给它的故乡——中国。这个是日本没有办法否定的，世界仅此一份，我还找到了相关旁证，详见下图。
1972年1月8日井泽真伎撰写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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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可能想问，井泽真伎是一位民间人士，她说的话是真是假？算数吗？据我掌握的证据，井泽真伎的父亲井泽弥喜太是一位医生，当时熊本县发生了霍乱，因为当地没有药，就到海上去采药。因为他发现海上有陆地植物漂浮，所以认为前面可能有岛屿能采到药，于是就漂到了钓鱼岛。其后，井泽弥喜太向日本九州地方政府报告说发现了无人岛并问是不是日本的？当时政府回答说不是。
井泽弥喜太发现岛上有大量信天翁，可以捉来卖钱，于是就开始顾工在岛上偷猎。1893年6月4日，他去岛上给雇工们（偷猎者）送米，顺便再把工人们偷到的羽毛运到横滨去卖，结果遇到风浪，被刮到了中国的浙江省平阳县沿岸。不过他被中国人搭救的时候并没有实话实说，没有说他去过钓鱼岛，而是编了一个叫“胡麻岛”的岛名；也没有说是去送米，而是说从老家熊本县到八重山去运煤，正是因为他撒谎骗了中国人才得救。当时中国人不但救了他，还护送他回日本，但是半路又遇到风浪，他又被刮到了福州并再次获救。福建地方官员送他回到日本已是同年9月份了。因福州没有日本的外交机构，所以只能把他送到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通过邮轮送往长崎。
井泽弥喜太回日本后没几个月，就作为军医参加了日本军队，但据他女儿井泽真伎证明，后来其父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被开除出队，原因不详。
189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出生在福冈县的古贺辰四郎成为日本明治政府表彰的样板人物，因为他很有钱并捐款支援日本进行日俄战争。1896年9月，日本政府批准古贺辰四郎无偿租借钓鱼岛、黄尾屿，开发30年。那个时候，整个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甲午战争之后，井泽弥喜太受古贺辰四郎邀请前往钓鱼岛充当开发的监工。因为是监工，所以他可以带家人一起前往。他的长女井泽真伎就出生在黄尾屿。当时黄尾屿是没有淡水的，他们要从钓鱼屿运淡水来保障日常生活。但黄尾屿的原始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好，而钓鱼岛的生态环境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日本殖民开发破坏得差不多了。
井泽真伎因为从小就听他的父亲和叔叔讲这些历史，所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证言中写道：
在我父亲发现该岛屿的时候就已经有中国人的遗体，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知道中国早已对该岛屿命过名，后来通过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将其与台湾一同抢夺过来，并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正式编入日本版图。……日中两国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关系，此时日本提出要将其占为己有的无理主张是错误的。日本战败时曾承诺将台湾以及当时一并抢夺的岛屿归还中国，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理所当然的应该归还给它的故乡——中国。
这是原文的翻译，可见井泽真伎是个有良心的日本人。这是她在1972年写的，当时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但是日本国民要求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很强烈。我也很感谢日本的友好人士，把这样一份宝贵的历史证言一直保存在自己身边整整40多年。因为特殊原因，我不便讲是谁给我的。总之，在我研究钓鱼岛的过程中，既有对手也有朋友，我相信有理走遍天下。
下面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1905年之后，红色箭头所指的人就是井泽弥喜太，他怀里抱着的是他的二女儿。井泽真伎在她的追忆文章中写道，这是他父亲留给她的唯一纪念，所以她的证言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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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贺辰四郎的后代古贺善次在1972年《现代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没有井泽真伎谈得这么具体。但他的回忆证明了其父亲古贺辰四郎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后才提出申请租借开发钓鱼岛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逻辑推理：日本政府购岛是从哪儿购的？是从一个叫粟原国起的家族购买的；粟原国起的岛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古贺善次那儿继承的，而古贺善次的岛哪儿来的呢？是古贺辰四郎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背景下最先登记的开发权，当时是由明治政府批准的。
我们再捋一下这个过程。原来日本外务省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古贺辰四郎1885年最先登岛。此事纯属捏造，我有专门的论文已经证伪了这个说法（详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论文《古贺辰四郎最早开发钓鱼岛伪证之研究——兼论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非法性》），并在2016年出版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中进一步进行了详细论述。后来，日本官方便撤掉了这个杜撰的说法。
古贺辰四郎是在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之后的同年6月10日提出的第一次登岛开发申请，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日本政府是第二年即1896年9月才批准的。因为当时日军用了大半年时间来平定台湾人民的抵抗，直到局势稳定之后才批准古贺租借开发。实际上，古贺的殖民开发始于1897年1月，所以古贺辰四郎对于这些岛屿的所谓开发权或拥有权，随着二战的结束特别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马关条约》而作废，已经全部失效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了，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规定，将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其中自然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
如果现在还有人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或侵略中国时期所霸占的某一块地、某一个岛说成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我看就是在推翻《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的战败投降书，是一个战败国通过“购岛”手段把战胜国的固有领土据为己有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因为两国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认知有所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认知在学术上加以澄清。中国在钓鱼岛实行执法巡航，是对日本将钓鱼岛所谓“国有化”的一个反制。但是我们也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声明》所讲的“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国之间的任何争端，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准则，这是我们君子之国、诚信之国、泱泱大国的应有立场。但日本也会同样这样做吗？恐怕未必。日本正在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加速调整，磨刀霍霍，增强军备。
言归正传，那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井泽弥喜太这个人呢？这份民间的证言材料有没有法律价值呢？为了弄清楚我早就提过的这些问题，又挖掘史料做了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出现了关于井泽弥喜太的记载，这一发现使我喜出望外，证明确有其人。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记载他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我们看下面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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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图片上外务省历史文献原文中写的井泽弥喜太，但在日本其他公开文献中写的不是井泽，而是伊泽弥喜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文发音中，“伊泽”与“井泽”的发音相同，都是“YIZAWA”，所以通常不知情的人会误以为他姓“伊泽”。我在第一篇相关论文引用的公开材料中写的也都是“伊泽”。后来我发现，井泽真伎留下的历史证言写的则是井泽弥喜太。这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困惑，究竟哪个是真的呢？
直到我发现一个叫林权助的人与此事相关，他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是一个中国通，后来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担任日本驻华公使，曾去东北威逼张学良不要易帜，不要与蒋介石联手抗日。前面我提到把井泽弥喜太送回国的事，就是林权助作为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负责处理的。当时他还突发奇想地给其上司——日本外务省外务次官林董去了一封密函，希望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能够向搭救井泽弥喜太的福建和浙江的地方官员发感谢信。这件事情发生在1893年9月，实际上日本这时候已经开始为针对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做准备了。直到1894年3月，陆奥宗光外相才发出感谢信函。这实则很可能是日方利用此事对清廷掩盖他们即将发动战争图谋的一种策略。
因为过去也有日本海上遇难人员被中方搭救送回国的情况，但哪有日本外相为了一个平民得救还亲自发感谢信的事情？所以我推断，当时清廷对日本的判断是不准确或不一致的。当时清廷内部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要警惕日本有可能挑事儿，发动战争；而另一些人不同意，他们主和，认为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了，别乌鸦嘴说不吉利的话。有些人认为日本不会轻易对中国发动战争，是盲目自信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而根本看不上日本；有些人则是拿了日本的贿赂而替他们说话，清朝那时候也有汉奸，替日本做情报，早在1886年就为日本窃取了中方的电报密码。
实际上，当时日本清楚地知道，如果能够使中国内部麻痹大意的主张占上风，那么清廷就更加没有准备。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林权助便借机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他知道如果福建和浙江的地方官员能够收到日本外务大臣的感谢信，就一定会上报朝廷来邀功。这个时候清廷的主战派就没有话说了，而主和派反会更加确信人家日本是很懂礼貌的，还知道答谢救命之情，怎么可能打仗呢？这一行为实则掩盖了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图谋。
陆奥宗光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伊藤博文内阁的外务大臣，也是甲午战争的甲级战犯，还参加了《马关条约》的谈判，他对如何对付中国的这些事情都了如指掌。为什么是在1894年3月才发感谢信呢？因为太早了不行，太晚了打起来也不行，一定要恰到好处。
从这些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还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战争前一定会有人出来主和或替日本说话，这其中都有日本情报与外交的惯用套路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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