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建议越南当局将此文入选中学生课文。
本文“论印度支那”（Sur l’Indochine）最早载于萨特等知识分子创办的《现代》杂志第5期，1946年2月，现由法文译出
作者陈德草，当代越南著名哲学家
原编者按
1. 1945年秋天，围绕《现代》杂志的知识界——跟随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动员起来要求释放陈德草的核心力量之一，尤其是梅洛-庞蒂，尽管他在给皮埃尔·纳维尔的信中承认自己不知道“在殖民地问题本身应持何种立场[1]”。陈德草从桑泰监狱给他写了一封信，本应发表在《现代》十二月号（第3期）上，但这位越南哲学家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认为文章可能过于“激烈”，担心发表会带来负面后果，因此要求不要刊登。
2. 他出狱后，《现代》杂志很自然地向他约稿。“论印度支那”一文于1946年2月发表[2]，殖民地问题首次出现在《现代》杂志上。但是，尽管该杂志后来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知识刊物之一，其在1946年初的立场仍相对谨慎[3]：陈德草的文章发表在“见证”栏目，前面还加了编辑部按语，明确指出杂志“不对此见证负责”。
3.据陈德草说，这篇文章是在桑泰监狱的牢房里写成的，他“利用这强制性的闲暇进行了（他）的现象学良心自省[4]”。这篇“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具体问题的尝试[5]”，也带有某种“存在主义[6]”影响的印记。尽管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7]》写于同一时期，但这篇文章主要依据胡塞尔的现象学，特别是当时梅洛-庞蒂对其的解读，来分析法国人与印度支那人之间互不理解的情况。陈德草认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根本性误解”源于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各自的处境：这种存在论根基的差异是“各自视域”的来源，导致“相同的事实立即被理解为截然相反的意义”。
《现代》编辑部按语
十月初，军事法庭逮捕了约五十名在巴黎的印度支那人。当时有些报纸写道，被捕的印度支那人曾与德国和日本当局合作。事实上，司法部门并未对他们提出任何此类指控，那些诽谤性的报纸现正因诽谤罪被起诉。司法部门指控被捕印度支那人的罪名是，他们在法国行使主权的领土上危害了法国国家安全。人们不禁要问，一些用法语撰写、在法国境内散发、面向法国公众舆论或联合国的传单，真的能损害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安全吗？想必军事法庭本身也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它已逐步释放了被捕的印度支那人，最近终于释放了最后一名在押人员，即撰写那些被指控传单的作者陈德草。人们不得不承认，逮捕和关押这些印度支那人，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他们向法国公众舆论提出印度支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像本刊这样珍视讨论自由的杂志来说，让主要被告发言是一项严格的责任，尽管本刊并不对此见证负责。
（以下正文）
倘若现在有某个外国读者想借此为另一个殖民国家张目，我们将请他仔细阅读本文，因为它质疑的不仅仅是法国的统治，而是任何外国统治。
但凡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稍有经验，就知道很难期望——我们不敢说达成一致，哪怕是简单的相互理解。双方总是令人厌倦地重复着同样的论点，往往都怀着真诚，却总是同样地无果而终。词语对于安南人和法国人似乎意义不同，讨论通常以指责对方缺乏诚意告终。
谈论殖民政府的滥用职权、人民的贫困、矿山和种植园工人所遭受的非人待遇（那里死亡率曾高达80%）、屠杀无辜手无寸铁民众的野蛮镇压、系统性地对政治犯使用酷刑，这些都已是老生常谈。人们会遇到同样老套的回答：不可能面面俱到，条件艰苦，滥用权力的人并不代表“真正的”法国，将来会努力改善一切。然后人们会谈论公路、学校、医院，谈论法国所完成的“宏伟事业”。
安南人则会解释说，这些公路——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只有旅游价值——花费了印度支那纳税人极其高昂的代价，却几乎只对拥有汽车的人有用，也就是法国人；学校在古越南并不缺乏，而1939年达到80%这一惊人比例的文盲，恰恰是随着法国殖民化才出现的，殖民政府取消了传统教育，却几乎没有建立任何替代体系。政府不仅没有促进教育发展，还通过禁止各种民众教育社团来阻挠有志安南人的努力。至于医院，在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省份里，很容易找到一所[8]。此外，安南人民更需要的是被掠走用于出口的大米，而不是药品。——但这些无可争议的事实无法说服法国人，他认为，无论现代文明以何种形式被带来，它确实是被带来了；这足以让他赢得当地居民的感激。对安南人来说，胜利者只是想确保自己的舒适：需要公路是为了开车兜风，需要学校是为了培养自己所需的合格人员，需要医院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和防止可能波及自身的流行病——而这一切，说到底，都是由印度支那劳动者高价支付的——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带来的东西，没有他们就不会存在。
显而易见，无论殖民化的动机如何（可能是自私的），它毕竟带来了无可否认的进步，安南人即使只是偶然受益，也毕竟受益了。但他们很容易反驳说，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发展了东西方关系，工业和交通的进步使任何孤立都成为不可能，因此，无论如何，现代文明注定要来到他们这里。它本可以和平地到来，尊重那些技术落后但文化发展程度很高的民族的独立：如日本的例子所示，他们的演变本会快得多。一旦与西方世界建立联系——由于大工业的进步，这种联系必然会建立——殖民化只会阻碍被征服民族的自然演变。政治权力为了用武力维持征服者的优势，会阻止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安南人怎么可能因为法国带来了现代技术成果而感激它呢？他们清楚地知道，印度支那的农业几乎完全保留了传统方式，除了不得不在当地发展的采掘业外，工业被严格禁止。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殖民化，他们本会从欧洲或美国进口机器，在几年内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他们也知道，在官方演讲中，至少战前的演讲中，政府总是忘不了热情赞扬安南文明，同时劝告人民保持它，警惕过快的发展……现代文化不是任何国家的垄断物。它凭借其内在的扩张力传播，而殖民化只是减缓这种力量并将其导向自私利益的手段。印度支那取得的少数进步，也只是因为征服者尽管想保持优势，却不得不为了其事业的成功而牺牲一部分。但法国人无法理解这些论点，因为他认为，无论如何，已经实现的成就是他带来的，因此人们应该感谢他。
事实众所周知，很难争辩，但对立依然存在：分歧与其说在于事实本身，不如说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面对一份学校统计数据，法国人会惊叹不已，而安南人会抗议说，在被征服前，越南几乎没有文盲。法国人看到的是已经做了的，安南人看到的是没做的，以及如果让他自主、自由发展、不受阻碍，本会做成的事。在八十年里，印度支那本有足够的时间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殖民化，它本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安南人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自己的生存意志中，在他处处遇到的障碍中，在邻国的例子中，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法国人则固守既成事实。人们反驳他的论点基于纯粹的假设，他仍然坚信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不打算在这场争执中做出裁决；我们只想理解。整个对立源于人们如何勾勒可能性——不是纯粹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是实际的可能性，即几乎具有现实价值、本会成为现实，只因某个被视为失败原因的障碍而未能成为现实的东西。对安南人来说，在八十年内使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实际的可能性：他在自我意识中，作为一个安南人，作为一个在十个世纪的独立中证明了其生命力、智慧和组织能力的民族的一员，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将自己视为安南人，世界在他周围构成，带有它本应具有、也本会具有的意义，如果越南保持独立，如果它能充分实现其可能性的话。没有殖民化越南本会成为的样子，对他而言不是一个“单纯的假设”，而是一个实际经历过的谋划，是他生存本身的谋划，是界定他作为安南人的生存的东西。这个可能性的世界构成了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感知到的现实得以显现，并获得其意义。在这个世界中涌现的殖民化成果，立刻揭示了其否定性。这些成果的意义，是根据“本应如此”（不是根据纯粹的幻想之梦，而是根据承担了这一生存的意识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本有意义）来确定的。对意识而言，事物只带有这种意义；如果安南人批评法国殖民化的“宏伟事业”，如果在已做成的事情中，他只看到未做成、本应做成的事情的缺失，这不是出于恶意或偏见，而仅仅是因为，作为安南人，他生活在一个投射着独立越南可能性的世界里：一个可以自由工业化、创建所需数量学校、派遣学生赴欧美所有大学、发挥竞争法则作用、以最优价格买卖的越南。如果他发现他被迫在法国购买产品，价格比他在别处可能买到的贵得多，尤其是比他本可以在自己国内制造的贵得多；他发现政府拨给教育的预算远低于政治警察的预算，此外还以“共产主义”为借口，禁止那些试图通过组织免费课程来弥补政府失职的有志之士的努力；他发现派遣学生赴法留学受到严格限制，农业技术改良毫无作为；他发现东京的农民一年中有六个月饿死，而交趾支那的大量大米被出口，只为法国大地主和少数效忠于殖民事业的安南人谋利——如果他察觉到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并有时开始谈论，那仅仅是因为他所感知到的一切，都立即置于某个特定的视域之内，一个界定他作为安南人生存的视域。如果他不是相对于在独立越南中本会如此来看待一切事物，他就不再是安南人了。他的批评中没有任何恶意，没有吹毛求疵的偏见。它们只是表达了他自己看待世界的自发方式：他不可能用别的方式看世界。
法国人完全知道越南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击退了北方强邻的多次进攻，并成功向南扩张了1200多公里，直到金瓯角，同时繁荣了和平的艺术。他们知道这个民族聪明、灵巧而坚韧。但越南本可能保持独立的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武断的，所有建立在这个假设上的构想，在他们眼中都只是纯粹的推测。并不是他们拒绝考虑这些，而是他们只有一种外在的理解：没有任何情感共鸣来赋予其生气，因为他们不可能认真地认为这个民族作为一个现实的、尽管未被承认的实体而存在。印度支那已被征服，因此它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如果说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可以拥有独立的存在，那是矛盾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法国人，在作为法国人承担其生存时，一开始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一切事物都相对于某个共同体来界定，要么是共同体的内部，要么是外部。自从在学校里学到“印度支那是法国的”以来，这个国家就自发地嵌入他的“内在视域”，即所有属于法兰西共同体的事物涌现的框架。在这个共同体中，有些事物是美的，有些是该受指责的，但整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元素都在整体内部获得其意义：它对于一个法国人的意识而言，只带着这个意义存在；一个将其置于此视域之外的意义，除非作为纯粹武断的建构，否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印度支那属于法兰西共同体。任何关于它的表象，都预设它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因为它恰恰只在这个框架内出现。因此，同样的事实以对法国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意义重新出现，而这意义却让安南人陷入深深的惊愕。印度支那在法国购买商品，价格高于别处能得到的价格，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因为它属于法国。这正像一个巴黎人想从美国或日本进货一样。法国制造成本过高是一个需要努力纠正的缺陷，但人们不会想象有人会因此类原因脱离共同体。如果印度支那的教育发展不足，那就需要努力进一步发展它。如果水稻种植保留了千年古法，那是因为政府未能尽职尽责；但在法国本土，政府也让我们习惯了如此混乱的局面，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再责怪它。需要提出要求并设法争取一些改善。如果安南农民处境悲惨，那是因为国家人口过剩，土地贫瘠：显然有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完成；但这恰恰是殖民化的使命本身，为了完成它，需要呼吁安南人的“合作”。总之，人们能指出的所有缺陷，在法国人的意识中都带着一个正面的标记：这不关乎谴责殖民化，而是指明在法兰西共同体内部需要完成的任务。更确切地说，对法国人而言，需要完成的事业，不是作为越南本身的现代化，而是法兰西领土中某个发展不足的部分的现代化，而这任务恰恰只有在涉及法兰西领土时才有意义。一个独立的越南，不会比阿富汗或危地马拉更令人感兴趣：对其不完善之处提出的批评，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安南人感兴趣的，不是法兰西领地的发展，而是作为越南本身的发展，无论它是否属于该领地的一部分。因此，殖民化的弱点在他眼中带着一个负面的标记：它们意味着对这个制度的谴责，因为旁边就存在另一个完全可以想象且无限可取的解决方案：越南通过自身实现革新。
正是这个解决方案，法国人拒绝考虑。通常，他会试图为这种拒绝辩护；他会对对话者说，安南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如果法国人离开印度支那，国家不是被党派纷争撕裂，就会落入另一个强国的统治之下。事实上，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拒绝；正是独立越南这个想法本身，作为想法被拒绝了。
法兰西共同体的“视域”恰恰排除了这样的假设。最近事件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关键证明。越南用事实证明了它有能力治理自己：8月20日，它推翻了曾为法国统治效劳后又与日本合作的顺化王朝，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国。越盟，即抵抗各党派的联盟，立即接管了国家行政，新政府依靠人民的热情，在最不可思议的条件下设法维护其存在。因此，事实已经证明，越南复兴的想法不是一个无根据的假设，而是整个民族的实际谋划，一个符合深刻愿望和实际能力的谋划。至于说这个目前已在事实上实现的独立，可能受到另一个强国的威胁，那是忘记了责人严而律己宽的道理，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强国对印度支那提出主权要求；占领北部地区的中国人，尊重了安南民族政府并让其保留军队；唯一质疑安南民族自决权的强国是法国，而且它在使用武力。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第一项行动，就是9月23日在西贡绑架越盟领导人，这一至少可以说是极不体面的手段，引发了军事行动。我们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离开印度支那足以确保其幸福，法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是……目前，安南人并没有要求法国人来保卫他们或确保他们的幸福——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他们只是要求法国人不要攻击他们，不要把国家置于战火之中。
当然，我们不怀疑普通法国人的诚意，他们相信勒克莱尔将军的军队是来引导印度支那走向进步和自由之路的——我们显然不是在说那些高层，他们心里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恰恰是，他无法在他的视域之外，即法兰西共同体的视域之外，构想这种进步和自由。越南必须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作为独立国家，才能提升到现代文明的高度，而首要条件——尽管看起来矛盾——显然是首先要确保它确实是共同体的成员，哪怕为此需要将其置于战火之中。
对立是根本性的，建立在生存方式、两种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上。问题不在于就某个具体事实进行讨论。讨论本身也无济于事，因为每个事实都以不同方式被解释、被感知。安南人支持独立的论点，一旦进入法国人的视域，立即获得一种恰恰排除了这种独立本身的意义。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任何解释都无法消除，因为所有的话语都被理解为与说出时相反的意义。当一个人说“自由”或“进步”时，另一个人听到的是“在法国体系内的自由或进步”，这样一来，为了让越南自由，它首先必须留在这个体系内，必要时通过武力。安南人无论怎样解释，他对殖民化原则上并无异议，但应根据其给予的东西来评判，如果其产出较低则应受到谴责，但他的任何论点都无法说服对话者，因为后者听到这些话的方式，使得法国主权从未被真正质疑。对话是一场永久的误会，一个完全且无法补救的误解。对立先于话语，存在于生存本身的源头，在那里，词语可能的意义早已被决定了[9]。
十九世纪中叶，正值法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际，第二帝国政府感到需要为上个世纪失去印度群岛寻找补偿，便将目光投向了印度支那。征服行动从1860年持续到1884年，第三共和国继承了帝国政府的野心。
当时的越南是一个繁荣的王国，疆域包括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10]。作为一个农业国，处于手工业阶段，它通过对中国文明的独特改造，达到了显著的平衡，这种完美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失落的根源。其制度和习俗确保了基层最大限度的民主和上层最大限度的权威。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社，农民在此度过一生，对于离开的人而言，村社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村社自12世纪起就享有自治权，有句谚语说“王法不入村”。村社有自己的管理机构，高度民主，由普选产生，其中年长者、拥有学位或荣誉头衔者、以及曾在国家任职者，自然成为乡绅。值得注意的是，财富原则上不保证社会优越性，另一方面，拥有最高头衔的人若违反村社大会的决定，也不能不受惩罚。在集中了农民主要利益的村社之外，由于交通和技术普遍不发达，人民无法自己治理国家。至少，官吏的选拔是以最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面向所有人的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展示文学素养、历史、道德和哲学知识。每个村庄都提供教育。当时的越南几乎没有文盲，每个人都可以不离开本省，准备最高级别的考试。所教授的科目主要是文学和道德，极适合培养管理者和政治家。人们对教育怀有深深的敬意：武官的地位总是低于文官。
国家的统一体现在国王身上，但权力由学者行使，即那些以学识卓越著称的人。越南没有种姓对立。它在农业文明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正义和平等。社会地位通过功绩获得。官职严格个人化。如果再考虑到这是一个小农所有制国家，由于继承基本均分和子女众多，大财富无法维持，那么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实现比这更和谐的社会平衡。
始于1860年的法国征服，尽管拥有现代武器优势，但仍困难重重。尽管1884年的条约将安南帝国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民族抵抗仍通过众多游击区持续，直到1896年左右才基本被摧毁。安南人民战斗了36年。
很难描述新统治以怎样的粗暴方式强加于人。习惯于精致文明的学者们，尤其深受征服者加诸全体“土著”的那种压倒性蔑视之苦。所有保持尊严的人都拒绝参与公共生活，法国政府只能找到一些毫无廉耻的个人作为“合作者”，并不犹豫地将他们提升到最高职位。官吏队伍被新主子的仆从们充斥，变成了官方掠夺的勾当，政府保护他们是为了维持秩序和法律的外表。
然而，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可能在理论上拉近两个民族距离的运动。厌倦了徒劳抵抗的学者们开始怀疑他们传统学问的价值，并希望转向西方的事物。但政府刚刚在1900年创立了酒、盐和鸦片的专卖局，并不急于传播现代科学的秘密。它确实创建了一些学校来培养所需的秘书和翻译，但那里的教学水平基本不超过小学程度。安南学者通过中文译本接触到西方文化。他们通过汉字阅读卢梭和孟德斯鸠，发现了欧洲文明和历史。他们成立了东京义塾[11]，旨在通过吸收新思想来革新国家。一些更急切的头脑，对殖民统治下教育组织的缓慢感到愤慨，前往中国或日本，组建了第一个革命政党：越南光复会[12]（旨在推翻法国统治，建立共和国）。1908年和1913年爆发了骚乱，均遭暴力镇压。
当时人们看到，让安南人通过往往带有倾向性的中文译本接触西方学说，是何等不慎。最好由政府自己来传播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将教育水平长期维持在小学或高小水平也几乎不可能。最后，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印度支那不得不做出非凡的努力。它派遣了13万人，以及大量用其自身预算支付的物资和补给。保护国政府理应有所表示。于是，在1918年，经过二十年的要求，中学教育向安南人开放。甚至还创建了大学的雏形。
新的“精英”本应在政府中服务，并在法国殖民地和安南民众之间建立天然联系。这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几年之内，所有可用职位都已满员。本可以通过裁减法国小职员来增加职位数量。但似乎更可取的是减缓安南人教育的进步。早在1924年，总督梅兰[13]就宣称，今后不应再在“垂直”方向上发展教育，而只应在“横向”上发展，此举引发了普遍愤慨。
事实上，民众对“横向”的满意度并不比“纵向”高多少。接受小学教育的儿童不足学龄儿童的十分之一。一些村庄试图像旧王朝时期那样自费办学。它们遇到了重重困难；梅兰先生急忙签署了一项法令，对私立学校施加了严厉的条件。
如果说安南人民几乎没有从文化进步中受益，那么他们从技术进步中受益更少。农民继续沿用祖传方法耕种土地，稻田产量仍是世界最低之一。农村的贫困由于村社自治的取消而加剧，而旧时的村社自治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障。新秩序没有提高生活水平，反而增加了当局干预的机会，这些干预通常会为农民带来灾难。
本世纪初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矿山和种植园，在14-18年战争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它们带来的红利在法国催生了“富饶印度支那”的神话。印度支那人显然只通过劳动参与其中，劳动条件恶劣且令人疲惫不堪，工资每天1到2法郎。这样便诞生了一个无产阶级，揭示了殖民化作为资本主义剥削企业的本来面目。
在18年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新的安南社会呈现出其主要特征。它包括一个现代教育背景的精英阶层、一个特别贫困的无产阶级和一个坚守传统的农民大众。这三个阶层一致拒绝殖民统治。在梅兰先生担任总督之后，没有人再能怀疑安南人民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唯一可能“合作”的阶级开始成为镇压措施的对象：它作为殖民化不可或缺的助手出现，但其发展已使其越来越碍事。
从此，安南民族情感建立在坚实的客观基础上，源于殖民制度的本质本身，该制度通过将共同的压迫加于所有阶级之上，将他们联合起来。在25年到30年间，示威和罢工接连不断，节奏很快。同时，秘密社团组织起来，或倾向于纯粹的民族主义，或倾向于共产主义，后者赋予了殖民剥削以确切含义，并使民族情感摆脱了一切排外主义的残余。
安南民族主义政党于1930年初在东京的安沛采取了行动。共产党随后在安南和交趾支那行动。镇压异常残酷，政府认为必须出动坦克和飞机来恐吓民众。
鉴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起义不可能成功。它是一次错误行动的结果。尽管如此，它在新的安南社会的演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旧学者阶级的衰落，人们可能以为他们作为正式代表所体现的民族理想会逐渐削弱直至消失。新的阶级诞生了，它们对曾使旧社会强大并支撑了安南人民（尽管武器落后）长期抵抗法国征服的传统，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当然，旧的传统民族文化仍存在于民族文学、风俗和习惯中。新制度似乎越来越难以忍受，因为征服者并未表现出任何本质上的优越性，而且只有通过反对被征服人民的进步才能维持其统治。示威和罢工维持着一种动荡的气氛。人们感觉到只有独立才能使国家过上正常生活。缺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觉悟，一种决定性的、投入生存的行动。自1896年以来，只发生过孤立的骚乱：旧社会正在消失，新社会刚刚诞生。从1925年起，持续的动荡表明国家重新意识到了自身。人们仍可怀疑运动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性。1930年的爆发震撼了整个民众。起义者在北安南成千上万、乃至数万地牺牲。这些死者证明了民族的意志。新的安南社会最终承担了过去遗留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也因当前形势的要求而势在必行。
镇压以一系列反动措施延续，一直持续到法国人民阵线上台。从1936年起，逐步恢复到1930年前的制度。但安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既然不能指望政府，它将依靠自身力量前进。面对公共教育的不足，他们创建了大量的私立学校。用临时手段组织的自由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些杂志承担起批评安南社会缺点、促使其自我革新的任务[14]。一些社团成立起来，旨在改善贫民窟条件，向大众灌输卫生知识。一些团队走村串巷，传播现代观念，传授技术方法，提出合理的建筑方案。一些文人圈子在几年内创造了一种现代民族文学，涌现出具有罕见独创性的才华。它鼓励行动、进步和牺牲精神。组织了民众课程，大获成功。但政府很快以具有“共产主义”图谋为由禁止了它们。
精英阶层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角色。他们不再浪费时间要求获得公职或待遇平等。他们的任务是引导和加速民众的变化。农民阶层在30-32年间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爱国主义。让他们了解新思想至关重要。知识青年以令人难忘的热情、信念和热忱投身于此。从36年起，罢工形式的动荡重新开始，他们投入社会行动，致力于组织无产阶级。
尽管遭到镇压而损失惨重，秘密社团还是利用获得的经验重新组织起来。无论是否被承认，安南民族存在着，并以其自身方式生活着。
1940年，当日本人在殖民政府同意下进入印度支那时，只有安南人孤军抵抗[15]。在被法国和日本军队镇压后，他们组织起独立同盟，即越盟[16]，在整个占领期间，与盟军当局协调，组织破坏活动。日本的突然战败使他们能够在普遍的拥护中夺取政权。独立已在事实上实现。任何安南人都不能再接受它被重新质疑。越南已成立了一个体现民族意志的政府。恢复殖民政府将意味着现在的倒退，以及未来几个世纪的延误。
征服之后，要使力量对比不再是征服者存在的条件，使两个民族融合为一个，征服者必须放弃其优势，或者至少只以被征服者可接受的方式保留它们。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定居时，承担了某种社会功能——维护秩序和保护人民——这一功能使他们失去了外国人的身份，并使他们的地位甚至得到被剥削者的承认。阶级对立总是包含着被统治阶级某种程度的默许，这使得统治阶级能够以普遍利益的名义强加自己，仅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一个征服者若想在被征服国获得接纳，并让被压迫者主动支持压迫他们的政权，就必须将民族间的对立转化为阶级间的对立。
大致上，这就是政府向富裕家庭出身的安南青年开放中学和大学教育时的想法。它希望法国的教育能消除旧式学者所代表的爱国思想，并使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入法国殖民者的行列，形成一个新阶级，一个法国-安南资产阶级，通过共同文化和利益联合起来。这样，法国人就能融入该国，由安南精英负责向人民解释他们带来了进步和文明。民族斗争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容易应对的阶级斗争。
几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巩固制度，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们一直不懈地呼吁具有现代文化背景的精英进行“合作”，以确保对大众的剥削。但这个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未能成功。安南人蜂拥而至接受新式教育，如果任由这一运动发展，法国元素很快就会被淹没。因此，必须抑制安南精英的发展；但这样一来，契约条款就不再被遵守，“合作”的想法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将民族对立转化为阶级对立是不可能的。安南人本会在几年内涌入统治阶级——至少如果允许他们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话。法国人只能通过继续以法国人身份享有特权来维持其统治。两个民族仍然对峙着，各自保持其特殊存在，只能在武力层面构想彼此关系。经过八十年的共同生活，情况仍停留在征服时的状态。安南社会的任何阶级都无法融入法国社会。法国仅靠武器优势维持其地位。政府的专制超出限度。征服者不给被征服者任何自由，因为他始终处于警戒状态。被征服者只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装备劣势。警察无处不在，使用最恶劣的间谍和酷刑手段。国家生活在一场潜在战争的气氛中。国家主要显现为一个武装组织，负责镇压[17]。
在这样的气氛中，任何安南人都不能失去其民族意识。出现的少数动摇者受到了严厉评判。在这个国家一直很强的社会团结，在失败后更加巩固：在殖民制度下，任何真诚的“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民族情感的忽视导致了持续不断的误解。相同的事实立即被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解释。对于法国人的意识来说，维希政府的背叛丝毫不影响法国的荣誉或权利，因为这恰恰是一种背叛。印度支那毫无抵抗地被交给日本，这仅仅意味着必须通过确保其回归帝国来弥补这一过失。这个对法国人来说不言自明的论点，总是让安南人深感惊愕。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殖民政策始终由同样的圈子主导，为同样的利益所支配。他们在印度支那看到的法国人，与1939年看到的是同一批人。维希政府是否背叛，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知道，压迫了他们四分之三世纪、又在危险时刻抛弃了他们的殖民政府，如今在他们获得解放之际，正试图恢复其统治。它被迫向日本人让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显然，如果你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就不该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并享有随之而来的所有利益。总之，法国人的观点是自我意识（conscience de soi）的观点；过去的某一部分被自我抛弃；那不是真正的它，而是一种恶魔，它在软弱和迷失的时刻被其引诱。安南人的观点必然是他人意识的观点；过去被完整地、以其客观现实性被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自我意识否认其错误，而是它认为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它总能在不失去自身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赎罪。但他人对赎罪不感兴趣。自我是否想重新获得尊严，对他人而言只是次要的，如果这会危及到他人自身的存在，他人不能给它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但恰恰是自我不知道他人是他人，它真诚地惊讶于他人竟想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各自特有的视域中，最普通的概念也带有最不同的意义。人们很容易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成就并不辉煌，但他们完全不理解安南知识分子[18]会反对，因为他们至少没有理由抱怨，正是法国使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按照某家报纸的说法，没有法国政府，他们不过是“舂米人或放牛倌”（原文如此），正是由于法国的恩惠，他们才能上大学。他们与越盟团结一致，是极其忘恩负义的表现。事实上，所有人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却没有人好奇去问，怎么可能存在一个同时产生如此多怪物的种族。
安南知识分子的观点如下：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沦落到“舂米”和“放牛”[19]这种可悲的差事。因为，在旧社会，他会学习汉字，成为学者和官吏。如果越南没有被殖民，它本会在20世纪初与所有技术落后的国家一道，走上现代化之路，显然，安南政府那时会派遣它的学生到欧美主要大学舒适地留学。中国、暹罗等国的学生就是如此。现在，确实，生活在殖民制度下，他不得不在法国政府的主持下学习；但他可能得到的帮助，只是农民和安南无产者所创造的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财富使得大批法国官员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就过上奢华生活，并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巨额红利。因此，即使殖民化给他带来了一些好处，这些好处也早已由他的同胞们的劳动超额偿付了。如果说他欠下了什么感激之情，那肯定不是欠殖民政府的，而是欠安南大众的。另一方面，他对法国文化当然负有精神上的义务；但显然，这类义务不涉及任何政治上的承诺。我们无法想象索邦大学会要求一个中国学生宣誓效忠；因为显然，他可以去牛津或哈佛学习。
这些对安南人来说显而易见的论点，对法国人而言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置身于帝国共同体的视域中，他不可避免地视安南人为其成员之一——低等成员，因特殊恩惠被当作高等成员对待，因此必须对统治该共同体的当局深怀感激。如果这笔钱取自大众的劳动，那么安南知识分子更应感到有义务，因为非但没有剥削他，反而让他分享了剥削的收益。由于权力的恩惠，他从被统治阶级被提升到统治阶级；从此他便是其中一员，声称要回到被剥削者一边，就是背叛。
但安南人在他自己的视域中，只能将自己视为越南的公民。给予他的东西，不过是把他自己的共同体通过税收和剩余价值被夺走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归还给他。至于说他是受惠者，这只能是他更应忠于自己国家的理由。因为为了个人利益而抛弃自己的人民，这正是背叛概念的定义。
生存的意义先于我们可能用来证明它们的论点。义务的概念在一个人已然归属的共同体之外毫无意义。你无法说服某人加入一个共同体，因为你可能给出的所有理由都预设了他已是其中一员。在他面前展现的、对他有意义的谋划，只能指向他感觉自身存在的那个共同体。这种感觉定义了他生存的本体，定义了他对自己的认知，定义了他若无则不复存在的东西。这绝不意味着生存是互不相通的，而仅仅意味着不能在纯粹概念的层面赢得它们。如果法国真的将印度支那吸收进一个更广阔的生活中，就不会有安南人想要独立。但殖民化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别完善的形式，是人对人的剥削。被殖民者的处境，使他无可抵抗地在感受上认为自己属于另一个与征服者不同的共同体。他无法感到团结，因为实际上他的生存被压垮了。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向他证明他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是徒劳的。所有理由都获得了与给予者意图相反的意义。本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真正地提升他的生存——当然不是提升几个个体，而是整个共同体。因为想赢得少数几个人，同时压垮大众，就是要求他们背叛。有一个原初的共同体，即人们因出生和最初教育而归属的那个，人们不能离开它，因为通过它，我们每个人扎根于生存的深处。必须将这一整体本身真正地吸收，使其在更高层次的生活中绽放。但这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安南人民已经获得绝对意识，认识到只有在独立中，通过融入国际共同体，才能充分发展。于是，讨论再无其他意义，只能反映生存之间的冲突，一方侵犯另一方，并预先将对方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来为其入侵辩护。所有支持法国“权利”（公路、学校等）的论点，都预设人们已置身于一个将越南立即解释为帝国共同体成员的视域。弱点和缺陷因此可以被原谅和理解，作为对共同劳动的召唤。但视域不能从外部强加，它从内部涌现，当你赢得了人心。这种赢得不能靠言语成功，而要靠实际处境的真正提升。人们实际是什么样子，就感觉到什么样子。所有安南人在这个决定性时刻都绝望地证明他们的独立意志，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实际生存没有被提升，而是被压垮了，并且一直是作为分离的生存被体验的。因此，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对另一种生存的侵略。
在这种冲突中，试图通过理性寻求一致是徒劳的。理性的秩序只表达心灵的秩序。但每个人，在深化自身时，都发现自己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人类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可以被感知为具体而鲜活的整体。在这个普遍的视域中，殖民化被解释为西方文明在其内在扩张力推动下，席卷全球的途径之一。但这条途径如此狭窄，以至于仅仅几年后，它就变成了阻碍新力量迸发的障碍。一旦现代技术和文化可能性所开辟的前景出现，被征服国家就会涌现出复兴的意志，这种意志被证明与殖民统治不相容。新的愿望受到压制，不仅因为殖民地的发展必然从属于宗主国的利益——否则，殖民化显然就毫无意义——而且尤其因为这种从属关系引起了被殖民人民的抗议，因而只能靠武力来维持。在这种持续冲突的状态下，被征服者的每一次进步，都似乎威胁到征服者的统治。殖民制度由于其自身结构，起着反动和压迫的作用。在一个能够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越南就是这种情况），它构成了一种荒谬，当地人民不可能不反抗。面对反抗，便使用镇压，每一次镇压都使被压迫人民更加意识到，他们的生存与这个制度不相容。因此，这个制度不能被改革，只能被废除。
在当前的斗争中，对法国而言，是要找回其领地的一部分。对越南而言，则关系到它自身的生存，这个生存源于二十个世纪历史的记忆。法国保卫的是其少数公民的利益，这些利益肯定不等同于国家利益。且不说法国人民几乎分享不到这些利益，它们反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殖民化允许宗主国工业靠人为优势生存，使其忘记了不断进步的必要性。由于市场有保障，它不再更新技术，走上了衰败之路。——对安南人而言，则是要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有了独立，哪怕只是政治独立，无限的可能性向他们敞开。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可能让出的好处[20]将是严格界定的，而政治统治则会在所有方面使他们受制于专断的权力。对于一个在正常情况下也常与饥荒为邻的民族来说，快速的演变是必要的。摆脱了殖民统治这个非凡的镇压机器，大众终将能够使自己的权利取得胜利。在精神层面，一种独创文明的可能性敞开了。最多样化的潮流将与保持其本质的传统文化相遇，也与法国文化相遇，后者将作为远东世界中的一种特色保留在这个国家[21]。总之，对法国而言，涉及的是一些非常特殊、而且相当虚幻的利益。对越南而言，则关系到它的整个生命，要么自由绽放，要么再次被碾碎。对于能够超越特殊视域，站在人类视角的人来说，目前在交趾支那进行的冲突，一方代表着如此平庸的利益，另一方代表着如此丰富的意义，以至于任何犹豫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正在解放自己的年轻民族拥有绝对的权利：生存权。
注：
1.梅洛-庞蒂，致皮埃尔·纳维尔的信，1945年11月。
2.陈德草，“关于印度支那”，《现代》，第5期，1945年2月，第878-900页。
3.杂志编委会中当然有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米歇尔·莱里斯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阿尔贝·奥利维耶和让·波朗也在其中，但他们不久后即离开杂志。
4.陈德草，“1984年自传注释”。
5.陈德草，致H. L. 范布雷达的信，1946年3月13日，载于“法国现象学起源：巴黎与鲁汶围绕胡塞尔档案的通信（1939-1946）”，《他者·现象学评论》，第29期，2021年，第255页。
6.“1984年自传注释”。
7.陈德草，“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
8.这些更像是医务室。只有大城市才有医院。
9.我们分析的是普通法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有许多人评判此事时是跳出狭隘民族“视域”的。
10.这是法国人使用的名称。在越南语中，只有“北圻”、“中圻”、“南圻”。“安南”曾是整个王国的同义词，指“越南”。
11.东京义塾是1907年在河内创建的一所免费教育机构。虽然其目的是传播罗马化的越南语（国语字），但它迅速成为民众教育中心和讨论革命及现代思想的地方。因此，开办九个月后即被法国殖民当局关闭。
12.越南光复会成立于1912年。它继承了潘周桢领导的越南维新会（一个寻求以日本为榜样创建现代越南国家的反殖民革命潮流）。光复会则更多地受到中国共和模式的影响。
13.马夏尔·梅兰（1860-1935）：法国殖民官员，曾于1923-1925年任印度支那总督。他“水平主义”的教育方针旨在限制越南人接受法国教育，从而限制他们获得责任职位。
14.对政府的批评限于法语安南文报刊。
15.北山起义，1940年10月；西贡起义，1940年11月；都良起义，1941年1月。
16.越盟包括：新安南党、青年革命者协会、印度支那共产党、国际反法西斯协会印度支那分会、由农民、工人、青年、军人、妇女组成的各类解放协会。
17.关于该制度的真实记录，可参阅安德烈·维奥利斯的《印度支那S. O. 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35年。
18.此处需澄清一点，针对右翼报刊散布的某些谣言。1943年，宣传部门向在法国的安南学生提供了约20个去德国的奖学金名额。只找到五个愿意接受的人，几乎所有学生都因其反法西斯信念而拒绝。某些报纸声称应为此负责的是巴黎安南联谊会，而接受提议的五人中有三人是该会成员；然而，这个联谊会有一百多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学生，都拒绝了上述提议——且其章程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它不应介入此事。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接受这些奖学金并不意味任何承诺：只是免费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拒绝也显然不是出于对法国的某种“忠诚”，而仅仅是因为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安南人，对法国人民在纳粹占领下遭受的苦难抱有自然的同情。至于我自己被指控持德国通行证前往鲁汶，我必须说明此行使用的是法国护照，由警察局根据殖民部的一项任务令签发。需要指出，这些指控来自那些在清洗时期因对通敌者特别关心而出名的报纸。
19.在印度支那，人们插秧。至于“放牛”...
20.胡志明主席已宣布准备保障法国利益，并确保法国获得一切所需的经济利益。
21.越盟政府刚刚颁布了小学义务教育、中学和大学免费教育的法令。尽管国家陷入极大困难，该措施已立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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